他人在先——儒、佛兩家共同的人文情懷
內容提要：儒、佛兩家在人生價值觀上的一個重要共同點：利他精神，從一個角度來說明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何以能融入中國文化，成為中華文明中重要的社會道德准則。
文化的融合當以價值觀念的一致為核心，而價值觀念又主要表現在人生理念的追求和人文心懷的體現上。這是一個不同文化間互動如何的一個關鍵點。所以本文在此簡要地論述一下儒、佛兩家在人生價值觀上的一個重要共同點：利他精神，從一個角度來說明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何以能融人中國文化，成為中華文明中重要的社會道德准則。
儒家處世的最高情懷，便是《論語·雍也》里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此來「勝其人慾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1]，並在促使他人的成功中體現自身的成功，作為最遠大的仁愛之道。兩漢以降，由於儒家思想在社會中佔有主導地位，儒家的人生價值觀也成了社會的行為准則，推己及人，以他人為先就作為士大夫們處世立身而努力的一個崇高道德目標。
儒家這種價值觀念的出現，和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以宗族為本的群體社會相關，因為維護好一個群體，必須顧及到他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2]。而作為社會楷模的君子，其行為當然要更高人一等，凡事考慮都得以他人為先了。佛教菩薩道的精神與此類似，因為要從環環相連的因果業報的鎖鏈中徹底解脫出來，也就必須先要解脫眾生。但如此的思路卻與儒家十分相近，這恐怕也是為何大乘佛教能在中土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了[3]。
龐朴先生把問題看得更深些。他從《荀子·富國》中的一段話：「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以及荀子的其它一些話，並和老子的欲取姑予的思路聯繫起來，認為是儒家「作為觀察世界處理問題的圖式或方法」。其中「立人達人，為的是立己達己；或者反過來說：『己欲立身進達，而先立達他人』(孔穎達疏)，這不正是欲取故與嗎」?至少「它們實在都是『欲取故與』的變態形式」[4]。其實王夫之早就說過：「以禮言之，則見為己；由己言之，則見為人」[5]。故為吾人與為他人在最高的境界上，是可以和諧為一的。所以儒家的那種以他人為先的心懷，說到底，還是帶著人本的功利主義色彩。
大乘佛教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所推行的菩薩道，及由此產生的菩薩崇拜。在中國民間，除了佛陀，就是觀音、地藏、文殊、普賢四大菩薩，配合著普陀、九華、五台、峨嵋四大名山影響最大，彌勒佛也有時被稱為「彌勒菩薩」。菩薩作為中國佛教徒主要的崇拜對象，是大乘菩薩精神在華土深人人心的表現。
大乘菩薩道是在世間行悲願的，與儒家一樣，也是人世的。菩薩精神的精髓就是利他思想，「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其實就是菩薩精神境界的主要體現。其精神的中心，則是把救苦救難放在一切修佛努力的首位：「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為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6]。
菩薩道的上述利他精神，如地藏菩薩所宣稱的那樣，「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樂得至菩提，我終未願成佛」[7]。其它菩薩也一樣，如「彼世尊葯師琉璃光如來，本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令諸有情，所求皆得」[8]，即所謂「為利世間發大心，其心普遍於十方；眾生國土三世法，佛及菩薩最勝海」[9]。實際上也是鑒於利他而利己的道理，因為只有眾生成佛，菩薩自身才能成佛。所以它的邏輯底蘊恰是與儒家相同的。這則是一種宗教上的功利。
自佛教在中國傳播開來後，從魏晉南北朝起，或多或少信奉佛教的士大夫要遠多於反佛或不信佛的士大夫。即使是一些極為著名的儒家學者，哪怕他是極力反佛的，如唐代的韓愈，宋代的朱熹等，自身亦多與高僧來往，更不用說思想理論上受到佛教的影響。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儒、佛兩家有著如此共同的利他心懷。
儒家對菩薩道的接受還有一個深層的原因，那就是儒家的仁愛是有著「親親有等」為原則的。這雖然非常適合以家族為本的社會結構，但在一般情況之下，這仁愛的覆蓋面由此在廣度和力度上就有所等級限制。而菩薩道的展開是在眾生平等的前提下進行的，「於平等中見諸法等，是名得聖道」[10]。佛陀「在出家生活上，毅然不承認四姓底制度，同樣待遇做釋子沙門。不管姓氏親疏，只依證智底淺深，德行底厚薄定位次。又不拘貴賤貧富，不問僧俗男女，上從國王、長者，下至獵戶、農夫、凶人、淫女，平等教化」[11]。菩薩道因此有著更廣的普及性。所以菩薩道與仁道是能互為補充，相得益彰的。
同樣，古往今來，中國的統治者們對儒、佛兩家所提倡的利他精神都是讚許而推重的，即使有幾個反佛或輕儒的君主[12]，也沒有對這種利他精神予以置疑。正是由於儒釋兩家所主張的利他精神和實行王道所需要的所謂「大公無私」的道德准則相一致。這裡的「公」是家國的整體利益，「私」是個人的自身利益，要使家國的每一個成員都願意為公去私，就要調和公私之間的利益矛盾，演繹出一套為公奉獻卻是個人最大利益的說法，如「大河漲了小河滿」之類，而儒、佛兩家對利他精神的提倡正好為此提供了理論基礎。盡管不同的社會有著不同的具體道德規範，但社會作為一種共同體，不管是那一類社會，總需要將社會的整體利益置於價值趨向的最高層。因此儒、佛兩家所共有的利他精神是社會所需要的，當然也是對國家政權有利的，所以對這種利他精神的宣傳，一直是中國社會統治意識中的一個主調。
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它的長處，兩種文化在交流的過程中，如能做到彼此優點的結合，那就能開出更燦爛的文明之花。所以說儒、釋兩家在利他精神上的一致追求是一種寶貴的歷史遺產，也是一個重要的啟迪：即如果我們能以優秀的民族文化去擁抱不同的文明，世界就會更和諧，更美好，中華文明也會更輝煌。
[1] 朱熹：《論語集注》卷4，載《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2頁。
[2] 《中庸》。
[3] 參見嚴耀中：《中國宗教與生存哲學》第2及12章，學林出版社1991年版。
[4] 龐朴：《薊門散思》94、67，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137頁。
[5] 王夫之：《周易外傳》卷2「復」，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58頁。
[6] 《續高僧傳》卷19《唐京師化度寺釋僧邕傳》。此話雖是信行禪師所說，但符合菩薩道。
[7] 實叉難陀譯：《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上《閻浮眾生業惑品第四》。
[8] 玄奘譯：《葯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金陵刻經處本。
[10] 見敦煌文書05241，載《俄藏敦煌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冊第7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