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性是中國佛學有別於印度佛學的重要特點之一。這一特徵的形成依然與中華文化的特質分不開。中國傳統文化崇尚簡易，講究言簡意賅、得意忘言，這對佛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中華民族又是一個重感性經驗、輕理性思辨的民族，先秦以來的知識分子一般都以傳疏、札記的形式表達自己的觀點與思想，因此歷史上較少出現富有思辨的「體大思精」的理論著作。
隨著佛教經論的大量譯介，印度佛學繁瑣的論證和精美的理論體系曾一度引起中國僧人的研究興趣，但很快就衰落了。從歷史上看，中國佛教的一些宗派，如三論、天台、唯識、華嚴都曾繼承並發展了印度佛學的理論學說，其中最突出的是法相唯識宗，但它僅流傳數十年就衰落了，天台與華嚴兩宗，理論上以對心的解說為主，實踐上不同程度地強調頓悟，因而比法相唯識宗略興盛一些。真正在中國得到最廣泛流傳的是印度佛教中所沒有的禪宗和凈土宗，這兩個宗派都以理論的簡要和修行方式的簡易為主要特徵。
禪宗的簡易性雖建立在深刻的理論基礎之上，卻以簡潔明快的方式表現出來。惠能南宗以「不立文字」為標誌。「不立文字」的主要含義是指以心傳心，而不是執著文字。惠能南宗之所以破除對文字的執著，既有佛教理論上的內在根據，也有佛教發展所面臨的歷史需要。在佛教中，佛法大義一向是不可思、不可議、不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的，但要教化眾生，使之了悟佛法，又離不開語言教法，因此佛教才為人們留下了上萬卷經書，也才有「依義不依語」的要求。佛教傳人中國後，隨著佛教經論的不斷譯出，中國僧人開始傾心於對佛理的探究。由於為數眾多的佛教經典並不形成於一時一處，且因教化對象的不同而有義理出入，再加弘傳經論的僧人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有專精，因而逐漸形成了以弘傳某部經論為主的不同學派和義理紛爭的局面。惠能沒有受過佛學方面的系統訓練，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不可能成為義學之徒，而是開創了獨具特色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簡潔禪風。禪宗的簡易性還表現在修行方法上，以自性頓悟來統攝一切傳統的修持形式與修持內容，並以中道不二為指導破除對讀經、坐禪、出家、戒行等傳統佛教修行方法的執著，從而更好地適應了中土社會和民眾的需要，促進了佛教在社會中的廣泛傳播。
凈土宗的簡易性立足於簡單的信仰和修行方式。一般認為，凈土宗重視信仰而缺乏哲理。實際上，多數提倡凈土教的名僧並不全然廢理，而是主張真俗兼舉，理事並重。不少凈土宗大德在運用佛教的中道觀或唯識理闡述凈土理論問題時駕輕就熟，在對他宗的教理與修持進行批判性反思的時候也顯示出很高的佛學素養。然而，凈土信仰本身並非要建立一個嚴密完整的理論體系，其目的只有一個——為往生西方作合理論證，引導信徒念佛解脫，因此，凈土宗素來給人以重信仰而不注重學理的印象。其實，凈土念佛法門簡易的背後是其當機的一面。從教理上看，凈土法門易行之「易」，最主要是本於阿彌陀佛願力不可思議，眾生依之往生得度之易，而非僅指口稱佛名之易。凈土修行的原理是「以果地覺，作因地心」，果德的究竟處就體現在救度眾生的方便，持名即是一種適應眾生根基的方便，而非以「無本萬利」來吸引信眾。凈土宗將深奧的佛教義理演化為人人都能完成的宗教實踐，從而將缺乏文化教育的普通民眾也接納到佛門中，為佛教爭取了最廣大的群眾基礎。簡便易行的念佛法門特別適合普通老百姓追求解脫的心理需要，許多人不一定懂得凈土宗，卻知道誦一聲「南無阿彌陀佛」。
唐武宗滅佛以後，天台、華嚴、唯識等宗派都一蹶不振，而理論簡易、法門簡便的禪宗和凈土宗卻仍在社會上廣為流傳。當然，中國佛教的簡易性也是有利有弊，一方面，它有利於破除人們對文字的執著，直契佛陀本懷；另一方面，又有可能輕視經教，忽視理性，陷入迷信盲從的誤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