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本來是古印度的一種宗教修行方法，往往與「定」合稱，指通過心注一境而使心處於寧靜思慮的狀態以觀悟特定對象或義理的思維修習活動。這種運用非理性的心理調控來引導人們精神活動的方法，曾在釋迦牟尼成道及其創立佛教的活動中起過極為重要的作用。
禪作為證得佛智以徹見人生與萬物之本性的一種思維修習活動，在兩漢時隨著佛教的東漸而傳人中國，在中土社會中形成了眾多的禪學流派或禪系禪脈。從早期的安般禪、般若禪、念佛禪、楞伽禪、天台禪、華嚴禪，直到以禪命宗的禪宗。在禪宗中，又有如來禪、祖師禪、越祖分燈禪等不同的說法。即使同出於六祖惠能門下，因禪法的差異，又可分為馬祖禪、石頭禪、臨濟禪、曹洞禪等。太虛法師曾提出「中國佛學的特質在禪」，並具體談到了中國佛學的特質之所以在禪的兩點因緣：一是初來中國的佛教傳教者的儀態風度以及他們的修禪持咒所成之神通妙用對國人的吸引力，促使人們進一步去探究深奧神秘的佛法，學人皆從禪中去參究，使中國佛學之特質在禪；二是中華文人士大夫大都崇尚簡括綜合的玄理要旨，品行上也好清高靜逸，禪靜修養，適於士人習俗之風尚，遂養成中國佛學在禪之特質。
禪的精神和修行方法深深地浸淫到中國佛教的方方面面，影響到教、凈、律各派的發展。天台、華嚴、唯識和禪宗的思想奠基人或創宗者，都與禪有著密切的關系。有的本身就是修習禪定的禪師，後來才向教理方面發展的。例如，天台宗的先驅者慧文、慧思都是北方著名的禪師，創宗者智顗本人也是一位禪師，所重在「止觀法門」。他從慧思處傳得慧文所創的「一心三觀」禪法，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了「三諦圓融」、「一念三千」的觀法，把「一心三觀」與「諸法實相」聯繫起來，把種種禪法納於其止觀理論中，建構了天台宗獨特的教觀兼備的思想學說。再如三論宗，一向以弘傳玄理而著稱，但其理論先驅僧朗、僧詮、法朗等三論師也都頗重禪觀，經常與禪師共論大義，切磋禪法，並力主定慧雙舉，盛弘般若三論。其他如法相唯識宗的「五重唯識觀」，華嚴宗的「法界觀」和「十重唯識觀」等，都表明了禪觀在教門中的地位。宋代以後，教與禪的融合更是成為中國佛教的重要特點之一。
禪宗以禪得名，是典型的中國化佛教宗派，並逐漸成為中國佛教的代表。自菩提達摩始，禪學思想就循著僧睿、道生等融會空有兩大系的路數將《楞伽》心性說與《般若》實相說融攝於禪學理論之中。禪宗初創，雖然對空有思想的側重時有不同，但以《般若》破萬法，以《楞伽》說心性，卻是此系禪學始終保持的特色。惠能南宗的出現，更將整個禪學理論構建於空有兩大系圓融無礙結合一體的產物——當下之心的基礎上，奠定了在中國流傳發展上千年之久的禪宗主流的思想基礎。
禪學不僅是中國佛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對中國傳統的儒道兩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理學代表人物朱熹無論從本體哲學還是修養功夫都有取於佛學，特別是禪學甚多。後顏元曾評價說，朱子之．學問是「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無異於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王陽明受禪學與禪宗的影響更大，他曾說：「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門所謂良知。」王學之「致良知」與禪宗之「悟自心」非常相近。全真道南宗張伯端力倡道禪合流，對道教吸取、效法佛教禪宗「直探心源」的修行方法直言不諱。他不但將禪宗的修行方法直接納入道教修養體系中，而且把佛教之「達本明性之道」看得比傳統道教的「養命固形之術」更高。
禪與其他宗教派別最根本的差異在於怎樣解脫人生的痛苦上。在價值選擇上，禪繼承了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務實精神，認為人的幸福不在幻覺中而在現實里，不是抽象的實現而是具體的實現。因此，禪不把人生的幸福寄託於來世或彼岸王國，而是認為幸福就在當下的現實生活中，就在生命的一念之心裡。「平常心是道」。
中國的禪，既是一種人文理想，也是一種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獨特修持方法，既是一種生命哲學，又是一種高超、平常和瀟灑的生活藝術。禪的根本精神就在於超越。生命主體與宇宙客體等一系列人類所面臨的矛盾，都是禪超越的對象。其超越的結果主要表現在，使人的情感得以宣洩，煩惱得以排除，心緒趨於穩定，痛苦得到緩解，心態歸於平衡，提高生活意境。在充分肯定人的主體地位和人格尊嚴的基礎上，確立人的內在本性與佛性的終極合一，從而使人獲得新的認識，達到一個新的生命境界。
(摘自《佛學問答》洪修平、許穎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