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廣錩
最近應邀到日本從事半年合作研究，適逢中國佛教協會與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共同舉辦的第五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在京都舉行，遂往參加。與前幾屆不同的是，這一屆雖然名稱仍叫「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實際上參加者擴展到韓國。反映了國際間在佛教研究方面加強合作與交流的趨勢。
會上一位韓國教授報告的題目是「東北亞佛教在佛教世界化中的作用」，他提出：「現代東北亞佛教所面臨的最大佛教事業就是佛教的世界化運動。所謂的佛教世界化運動就是指向世界傳播佛教思想。」他認為，南傳上座部小乘佛教因為本身固有的種種問題，不可能承擔起這一重任，因此，「佛教的世界化由發展了佛教的根本思想，最後完善成為大乘佛教思想的北方佛教(方按：指以韓、中、日為中心的東北亞佛教)來實現比較合適。」他由此提出實現佛教世界化的方案，諸如成立國際性布教機構、設立國際性財團、培養與派遣布教師、英譯佛教典籍等等。他的發言引起各種議論。有人問：「中、日、韓佛教各有特點，又如何組織一個統一的機構呢？」有人說：「組織這樣的機構，進行這樣的傳教，恐怕已不僅僅是宗教問題，還會引發政治問題。」
我在台下坐著，一邊聽，一邊想，作為一個佛教徒，具有這種傳教的熱誠，應該無可厚非。但是，作為一個現代的佛教徒，是否也應該認真考慮一下：在現實世界中，佛教究竟處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上？已經有了兩千多年歷史的佛教，將有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前些年，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的一位教授發起東西方宗教的對話。去年，這位教授曾經率隊到我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與我們進行學術交流，闡述他東西方宗教對話的理論。在他看來，東西方的宗教都有其合理性，因此，需要通過對話這種方式來相互了解，得到溝通。從而使東西方人民加強友誼，避免沖突。一百年前，大部分西方人總認為基督教是世界的唯一真理，企圖用基督教來教化與征服世界。一百年以後，很多西方人都認識到東方文化有其固有的活力與魅力，需要了解，需要溝通，需要對話。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進步。那麼，對我們東方人來說，是不是也應該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跟上時代呢？
人之區別於動物界，除了其他種種原因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人有對真善美的追求。這也是諸種宗教得以產生的動力之一。由於各種不同的文化背景、各種不同的社會條件、也由於創教教主的個人條件，大家對真善美的理解不同，追求自然各異。各種不同的宗教由是出現。古代，一個宗教一旦創立，總是宣布自己不但已經發現了真善美，而且壟斷了通向真善美的道路。宣布要想得到解脫，唯有入我門來，否則只能永遠在地獄中經受魔火的煎熬。現代的人，是不是應該聰明一點了呢？
世界上有沒有絕對真理？這個問題以前曾經長期爭論，今後也許還會爭論下去。在我看來，絕對真理猶如人們所追求的真善美的理想，只能存在於理想之中。在現實世界裡，我們所把握的，只是一個一個的相對真理。當然，「無數相對真理之和，等於絕對真理」。然而，無論作為個體的人還是集體的人，所能夠把握的，都是「有數」的，永遠不可能把握「無數」。因此，現實世界中沒有「絕對真理」，沒有不可以超越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人，如果宣稱他已經把握了絕對真理，把握了亘古於今的教條，只不過說明他已經陷入思想的僵化，宣布他將從此走向停滯與枯萎。其實，我在這里講的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佛教在兩千年以前已經用佛教的語言說明了這一點：一切有為法都是無常變遷的，都不是絕對的存在；只有彼岸世界的無為法，才是永恆不變的、絕對存在的。但是，人們往往貴己賤人，黨同伐異，遂使紛爭不斷。
當然，我不是說人應該滿足於已經達成的相對真理，不要再去追求絕對真理，追求理想。人是應該有點理想的，人正是在不斷克服相對真理、逼近絕對真理的過程中完善自己並推動社會的發展。問題在於追求一個新的目標時必須首先明白自己當前的坐標點，這才能設定出從當前坐標點到目標點之間的最佳路線。而明白自己當前的坐標點，則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所以從來說：「人貴有自知之明」。
中國的佛教，衰微已極。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去年曾經在上海參加一個佛教界的會議，會上僧俗兩界對當前佛教的現狀以及如何加以改善發表了許多意見，尤其對某些人道風的敗壞深惡痛絕。我認為，作為一個人數眾多的社會團體，魚龍混雜乃正常現象。道風的問題自然是一個需要重視的大問題，但從歷史上看，即使在佛教最為興盛的南北朝、隋唐時期，這個問題也始終存在。因此，不是由於道風的敗壞引起佛教的衰微，而是由於佛教的衰微加重了道風的敗壞。在我國歷史上，南北朝時代僧尼、寺院的數量最多，但人們卻都認為隋唐時期佛教最興盛，這是為什麼呢？主要是隋唐諸宗勃興，佛教理論大發展。以至我們如果離開佛教就無法闡述隋唐時期的中國思想史。北宋以後，佛教急劇衰落，其主要表現是什麼？首先仍然是理論的衰落。此時在思想界獨擅勝場的是宋明理學，佛教幾乎占不上一席之地。因此，從佛教本身來看，由思想僵化而引起的理論的退滯，應該是佛教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解放思想，也就應該是佛教應因現實社會的第一步。要解放思想，應因社會，首先也必須對自己的現狀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亦即「貴有自知之明」。
佛教有其宗教的層面，有其文化的層面。兩者既不能截然分開，又有一定的差異。就宗教的層面而言，應該說，存在著的東西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當然，如果它不能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將會逐漸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從世界范圍來看，各種宗教不斷提高其文化品位，則是一種潮流，一種趨勢。所以本書力圖從文化的層面來考察佛教。歷史上，中國的佛教曾經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有過積極的影響，也有過消極的影響。溫故可以知新，鑒往可以知來，所以我們編纂這一本《中國佛教文化大觀》的目的是想通過對以往歷史的回顧，探索某些規律性的東西，從而進一步理解佛教在中國文化中的位置與中國佛教的將來。
本書的題目是北京大學出版社江溶、劉芳兩位出的。題目如此之大，本人的學力又有限，勉力為之，做出來的文章往往吃力不討好。從我與袁堅同志最初醞釀、設計提綱、組織作者，到撰寫、修正、定稿，其間整整經歷了五年。五年來，三十多位編委(亦即本書的作者)參與了這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其中既有舊友，又有新知，都為此付出辛勤的勞動。在此我衷心感謝他們的支持與信任。由於從醞釀到定稿時間很長，與一切事物一樣，我們自己的思想也在變化之中。因此，最後的定稿與最初的設想已經有了很大的距離。也由於這一原因，好幾位作者按照原設想要求寫來的稿子最後沒有能夠收入采納或者沒有能夠全部采納，有的則做了較大的改動，這是我作為主編要向這幾位先生道歉的。作為本書的主持人，我還要向王堯先生表示特別的感謝，感謝他對本書的支持以及為本書付出的大量心血與勞動。另外，方立天先生、榮新江先生慨然答應我使用他們的研究成果，也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江溶、劉芳兩位反覆審閱全稿，提出許多中肯的意見，不少稿件曾多次反覆修改。沒有兩位的巨大勞動，不會有本書的出版，這也是應該特別提出的。最後，要感謝任繼愈先生對本書的指導以及在百忙中特意為本書所作的序言。
全書由我執筆的章節約佔四分之一。全書由我修正、定稿，不少章節由我改寫或重寫。所以，本書的不足之處，應該由我承擔。懇切希望諸方朋友提出寶貴意見。
方廣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