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禪宗研究
方廣錩
《文史知識》2002年第4期
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我國佛教迅速恢復與發展，是中國近代以來佛教發展的黃金時期。從佛教研究的角度來講，這二十年人才輩出、成果輩出，也是一個黃金時期。在這一時期中，佛教研究的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很多可觀的成果。而在佛教宗派研究方面，成果最為豐碩的當數禪宗。不但在典籍、歷史、人物、宗派等傳統領域，都能夠舉得出可觀的成果，而且在禪宗沁潤於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有人在孜孜努力，並不斷推出新的成果。
就典籍而言，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談。
一是傳統典籍的整理。台灣藍吉富教授主編的百冊鉅帙《禪宗全書》將分散的禪宗資料匯聚到一起，影印出版，給研究者以極大的方便。大陸則有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江蘇古籍出版社)。其他影印書籍還有不少。影印書籍提供了原始資料，反映了原書原貌，資料可靠。缺點是使用不便。因此又有各種點校本問世。其中有代表性的自然是收入中華書局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的《五燈會元》、《古尊宿語錄》等。禪宗典籍的點校難度很大。說它是所有佛教典籍中最困難的，未免有點誇大。但說它的難度系數在90%，應該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難度大，就需要點校者小心謹慎，如履薄冰。遺憾的是現在的點校本大多不能盡如人意，有些點校本甚至可以說是錯誤百出，乃至千出。不出錯固然不可能，錯誤千出則不能讓人原諒。解決這個問題，一是需要點校者的沉潛篤實，一是需要出版社的不出人情書。
點校是高水平的整理，今後必須加強。但影印的工作今後還要作。因為我們畢竟沒有力量在短期內把所有的禪宗典籍全部點校出版，那就只有靠影印，先把資料送到急需的讀者手中。影印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動員更多的人來做點校，以及使用點校書時，遇到不放心處，可以自己查原典。
典籍整理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新資料的發掘與整理。所謂新資料，不僅包括大家熟知的敦煌遺書，還包括傳世的以前不為人知的資料以及出土資料，如金石等。就敦煌遺書中的禪宗資料的整理而言，應該承認，日本學者在這方面做的工作要比我們多，我們需要迎頭趕上。但我們的工作也有超過日本學者的，就是對敦煌本《壇經》的整理。已經出版的敦煌本《壇經》點校本有郭朋兩種(中華書局、巴蜀書社)、楊曾文兩種(上海古籍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修訂版)、潘重規兩種(台灣佛陀教育基金會1994年初版，2001年修訂)、周紹良一種(文物出版社)、鄧文寬一種(台灣如聞出版社)、鄧文寬、榮新江合著一種(江蘇古籍出版社)、李申一種(山西古籍出版社)。一種文獻，竟然出現這麼多的點校本，一則說明這項工作難度之大，至今的整理本還沒有能夠令大家都滿意；一則也說明諸位學者精益求精的努力。學術就是在不斷的探索中前進。說到傳世禪宗典籍，可以作為例子的有《祖堂集》。嶽麓書社雖然出了一本點校本，但現在看來也需要重新再做。至於金石，像法如碑的發現，對早期禪宗史研究意義極大。類似的資料，還需要我們去發掘與整理。
總的來說，在禪宗典籍方面，成績是很突出的，但問題還是存在，任務依舊很重。與付出的勞動相比，得到的成績似乎應該更好。我們希望將來文獻整理者能夠把自己整理的每一部典籍都做成精品。
禪宗史研究成果豐碩。比較引人注目的通史有杜繼文、魏道儒合撰的《中國禪宗通史》(江蘇古籍出版社)、吳立民、徐蓀銘等撰寫的《禪宗宗派源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斷代史則有印順的《中國禪宗史》(台灣正聞出版社)、楊曾文的《唐五代禪宗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禪宗史》是印順批判胡適的「《壇經》的作者是神會」這一觀點的過程中產生的，所以該書注重於禪者的事跡與傳承，以及禪法的方便施化與演變，以求探索外來的印度禪怎樣演化為中國禪。比較而言，《中國禪宗通史》與《唐五代禪宗史》更加註意禪宗與社會的互動。但兩者的基本觀點卻有不同。《中國禪宗通史》主張禪宗的興起與流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並用這個觀點來觀察與解釋禪宗史上的諸多現象。但《唐五代禪宗史》則矚目於禪宗與各地官員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並以此解釋禪宗的發展。禪宗的社會基礎到底是下層流民，還是上層統治者，這涉及到如何評價禪宗的基本面貌以及如何認識它的歷史發展，值得深入地研究下去。
《禪宗宗派源流》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著作。與類似著作不同的是，它明確提出禪宗的精髓在於般若，禪宗的宗義、修行、證悟都離不開般若，對禪宗研究進行時考據與歷史的方法也不能代替般若。由此提出一系列研究禪宗應該採取的方法。我以為，把上述提法單純地看作教內學者的訴求，則未免把問題過於簡單化。實際上，這涉及到研究禪宗的方法論方面的問題。任繼愈先生指出：「禪宗的思想方法不重思辨推理的過程，而在直探本源的體認。禪不是從概念上引導信徒走向宗教境界，而是生活經驗的升華心靈感受走向宗教境界。禪宗教人，更多用力於性情、人格的培養，也就是內心的自覺，而不大注意外在權威的灌輸。」所以任先生特別提出：「讀禪宗典籍要符合禪宗思維方式。」( 任繼愈：《以禪宗方法整理〈壇經〉》，載《敦煌壇經合校簡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第1~2頁。)在這里，教內、教外雙方，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同一個問題。我想，這是我們今後研究禪宗應該注意的問題，或者說，是必須遵循的方針。
近十多年來，禪宗研究園地成果累累，諸如研究禪宗思想的《中國禪宗思想歷程》(今日中國出版社)，研究惠能的《惠能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還有《印度禪》(浙江人民出版社)、《如來禪》(浙江人民出版社)、《祖師禪》(浙江人民出版社)、《分燈禪》(浙江人民出版社)、《日本禪》(浙江人民出版社)、《東山法門與禪宗》(武漢出版社)、《石頭希遷與曹洞宗》(嶽麓書社)等論著，對禪宗前史及其發展的各個階段或派別都作了認真的探討，而《禪學與玄學》(浙江人民出版社)、《禪學與詩學》(浙江人民出版社)、《禪學與老莊》(浙江人民出版社)、《禪與藝術》(浙江人民出版社)、《佛道詩禪》(中國青年出版社)、《禪與中國藝術精神的嬗變》(商務印書館)、《禪與中國園林》(商務印書館)、《禪與東方文化》(商務印書館)、《禪宗語言》(浙江人民出版社)、《禪宗美學》(浙江人民出版社)、《禪宗倫理》(浙江人民出版社)等論著，則從不同視點探討了禪宗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在更廣泛的領域裡將禪宗研究引向深入，使禪宗研究更加蔚為大觀。類似的著作還有不少，這里無法一一列舉。但是，在這里也應該指出，關於禪宗研究的書籍雖然很多，質量卻是良莠不齊。既有上乘精品，也有開卷就錯。既有厚重沉實，真正向讀者貢獻新觀點、真知識的；也有以時髦的詞藻掩飾貧乏的內容，看起來洋洋灑灑，實際上不知所雲的。
行文至此，更加痛感用禪宗的思維方式來研究禪宗的重要性。那些開卷就錯的或不知所雲的作品所以會出現，不就是因為作者實際上並不懂禪宗嗎？從這一點上講，中華書局2001年6月出版(9月第2次印刷)的吳言生的《禪宗思想淵源》、《禪宗哲學象徵》、《禪宗詩歌境界》就是一個很好的嘗試。這三本書近百萬字，結構宏大，思路明晰。作者為了深入研究禪宗詩歌，花了如下巨大的功夫去探索禪宗的思想淵源及哲學特點，並力求用理性分析與悟性投入並重的方法來分析禪宗詩歌，嘗試打通文學與哲學，達到佛典、詩情、禪韻的圓融，也就是用禪宗的方法來研究禪宗，這無疑是應該提倡的。在禪學三書中，作者指出，禪宗思想、哲學體系由四個部分組成：本心論揭示本心澄明、覺悟、圓滿、超越的內涵與質性；迷失論揭示本心擾動、不覺、缺憾、執著的狀況及緣由；開悟論揭示超越分別執著以重現清凈本心的方法與途徑；境界論揭示明心見性回歸本心時的禪悟體驗與精神境界。其中，境界論又有一切現成的現量境、能所俱泯的直覺境、相涵互攝的圓融境、隨緣任運的日用境四種范型，這是從哲學內涵所作的表述。從文學形象來表述，則是觸目菩提的現量境，水月相忘的直覺境，珠光交映的圓融境，飢餐困眠的日用境。禪學三書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闡釋話語體系，開放而縝密。這種學術探索的精神也是值得嘉許的。禪學三書出版之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華讀書報》、《中國圖書商報》、《中國圖書評論》、《書品》、《陝西師大學報》、《禪》、《華林》、《覺群》、《曹溪水》、《法音》、《世界宗教研究》等報刊雜誌紛紛予以評介，引起了學術界、佛教界的廣泛注意與討論，這也是近年禪宗研究中一件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