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新修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是在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小野玄妙等人的主持下，集中日本佛教界、學術界一大批優秀學者，歷時十三年(1922—1934)，克服種種艱難困苦編輯出版的。據統計，先後參與人員約300人，有關人員達45萬之多，編輯費用則達280萬日圓。了解本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物價水平的人都知道，這實在是一筆驚人的鉅款。全藏100卷，計正藏55卷、續藏30卷、圖像部12卷、昭和法寶總目錄3卷。收錄各種典籍、圖像3360部，13520卷。是當時收錄佛教資料最多的一部大叢書。半個多世紀以來，這部大藏經對世界佛教研究的普及與深入貢獻之大，實在無與倫比。堪稱佛教文獻學史上一座前所未有的里程碑。1960年，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發起重印，重印時對初印本的若干錯誤作了校正修訂。
在世紀交替之際，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在不同文化體系的背景中成長起來的東西方各國人民，必須加強相互的交流與理解，必須繼承與發揚人類傳統文化中一切優秀的成分，以共同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而曾經影響了並至今仍影響著東方世界廣大區域與人民的佛教，也因此而日益為人們所重視。正因為存在著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近二、三十年來編輯新的佛教大藏經的熱潮、英譯漢文佛典的熱潮方興未艾。因此，認真總結《大正藏》的優點與不足，對我們目前的佛教文獻整理與新的大藏經的編纂，對佛教文化的進一步發展，進而對中西方文化的進一步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限於篇幅，不可能對《大正藏》作出全面的評價，只是簡要地談談個人在使用《大正藏》及整理佛教文獻時的一些體會與想法。
《大正藏》的優點是多方面的。除了篇幅浩大、資料豐富、收納了大批前此未入藏的資料外，從大藏經編纂的技術角度，還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精選優秀底本
漢文大藏經經歷了漫長歲月而形成，先後出現寫本、刻本兩大階段。在寫本階段，因抄寫者不同，抄寫的目的不同，寫本的質量參差較大。既有三校定本的精本，也有粗率之作。刻本藏經，則因其所依據的底本不同，刻工的認真與否，質量也高下不一。因此，為了保證新編輯的大藏經的質量，首先必須解決的基礎性問題就是選定好的底本。
《大正藏》以《再刻高麗藏》為底本，應該說是在當時條件下獨具慧眼的正確決策。《再刻高麗藏》由高麗守其在《初刻高麗藏》的基礎上修訂而成。修訂時參考了《開寶藏》、《契丹藏》，從而使《再刻高麗藏》成為當時一部十分精良的大藏經。為了說明這一點，有必要談談《開寶藏》、《契丹藏》、《初刻高麗藏》、《再刻高麗藏》的相互關系。
《開寶藏》是我國第一部刻本大藏經，是依據蜀地的一部寫本藏經刊刻的，如我在《佛教大藏經史(八——十世紀)》中所論述的，會昌廢佛之後，我國的大藏經均以《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為基礎而統一。但隨著時間的流馳，由於中國地域遼闊，各地情況不同，於是又出現一個統一過程中的分化。亦即各地的大藏經雖然均以《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為基礎，但相互間略有參差，從而出現種種不同的變種。所謂《開元釋教錄略出》實際就是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變種之一。現在看來，《開寶藏》所依據的這部蜀地寫本藏經的實際組織形式也是當時諸種以《開元釋校錄·入藏錄》為基礎的寫本藏經的變種之一，與正規的《開元釋教錄·入藏錄》有一定的差異。且存在不少錯誤。根據呂澄先生研究，這些錯誤在其後的諸修訂本中逐步得到糾正。
《契丹藏》是遼代官刻的藏經。以往人們以為它是依據《開寶藏》覆刻的。現在則明白，它實際是依據流傳在北方的一部寫本藏經刊刻的。這部寫本藏經比較嚴格地按照《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組織，且經過嚴格校訂，可說是當時最為精良的刻本藏經。可惜後代亡佚，我們現在只能根據《房山石經》中的若干經本及近年發現的若干另本而略知其彷彿。
《初刻高麗藏》依據《開寶藏》覆刻而有損益。其後因版片毀損而有《再刻高麗藏》之舉。如前所述，當時守其依據《開寶藏》、特別是依據《契丹藏》對《初刻高麗藏》進行了認真的對勘，糾正了原版的種種錯誤。其工作反映在守其所著的《高麗國新雕大藏經校正別錄》中。守其嚴謹的作風使得《再刻高麗藏》成為當時諸種藏經中的佼佼者，使得《再刻高麗藏》成為當時集諸藏之長的優秀藏經。
凡是《再刻高麗藏》已經收入的佛典，《大正藏》均以《再刻高麗藏》為底本，從而使自己的工作有了一個良好而堅實的基礎，即所謂「站在巨人的肩上」，這是《大正藏》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至於那些《再刻高麗藏》中未收的典籍，《大正藏》在選定底本時就有一定的隨意性。如某些典籍在某一種大藏經中已經收入，但《大正藏》在選定底本時沒有選用該入藏本，而是選用收藏日本某些寺院的抄本。這或者與當時這些入藏本比較難以尋覓有關。
二、確定科學體例
結構體例的好壞，也是一部藏經成敗的關鍵之一。所以我把結構體例問題視作「藏經組成三要素」之一[1]。我國古代的僧人在漫長歲月中對大藏經的結構體例下了很大的功夫，提出過種種方案。經過時間的淘汰，大家漸漸認同唐釋智升在《開元釋教錄·有譯有本錄》中提出的分類法。應該說，智升的分類法的確代表了我國古代佛教文獻學的最高水平，但也不是盡善盡美。我曾經指出：「從總體看，智升是站在中國佛教重大輕小的傳統背景上設計漢文大藏經結構的，因此，他沒有，也不可能考慮到怎樣努力用大藏經的結構來反映佛教發展的歷史線索。」[2]智升的分類法其後成為我國曆代大藏經結構體例之圭臬。明代智旭在其《閱藏知津》中提出一種新的分類法，這種分類法在其後我國大藏經的編藏實踐中並沒有得到體現，但對日本佛教界有一定的影響，後來日本《弘教藏》的編次便基本依據《閱藏知津》。其實，在我看來，智旭並沒有改變智升方案的根本缺陷，只是按照天台五時判教的觀點把佛典重新組織而已。
《大正藏》則完全拋棄傳統的「重大輕小」的分類原則，力圖依據思想的發展與典籍的演變這樣的歷史線索來安排大藏經的結構，以期給研究者最大的方便。從廣義說，這也是一種判教。但這是從歷史演化的背景出發，站在科學立場上的判教，與前此的各自站在自己宗派立場上進行的判教有著本質的不同。這是日本近代以來接受西方的科學研究方法論，並將它具體運用於佛教文獻研究領域的成功實踐。反映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最新成果。高楠順次郎在《大正新修大藏經全百卷完成獻辭》中總結《大正藏》的十大特點，其中第二點即為「採用了綜合現代學術研究成果的最新式的編修(體例)。」[3]應該說是很中肯的評價。比較而言，近代以來我國一些學者設計的大藏經結構仍然沒有跳出傳統的重大輕小的窠臼，則實在令人遺憾。
藏經體例的創新，既要有新的研究方法論的指導，又要求編纂者必須有深湛的佛學功底，在實際工作中還必須兼顧現有漢文佛典的具體情況，實在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近代以來已出現多種新的大藏經分類法，有的方案可說完全從純理想的角度出發以設置各種類目。理想固然理想，但在紛繁複雜的現有佛典面前缺乏操作性，最終還是行不通。《大正新修大藏經會員通信》第一號刊登了高楠等人最初的體例設想，與《大正藏》最後的實際形態相比，兩者已有較大的不同。由此可以體會到編纂者當初如何為建立更加完善的體例而絞盡腦汁。學術的進步是沒有止境的，站在今天的立場上，我們仍然可以指出《大正藏》在結構體例方面的若干不足，關於這一點，下文將予評述。但在當時，它的確雄居於佛教文獻學的最高峰。
三、進行認真校勘
刻本藏經承襲寫本藏經而來，寫本藏經的種種魯魚之訛自然也會影響到刻本藏經。諸種刻本藏經淵源不同，承襲各異，使同一經典往往顯示不同的形態。凡此種種，使得藏經的校勘成為一件不可忽視的大事。
高楠順次郎回憶說：在首次醞釀編纂《大正藏》的會議上，中野達慧曾提出，中國明代集中了數十位優秀人才，利用各種版本進行對校，已經印行了優秀《嘉興藏》。因此，現在沒有必要再出一部新的校對大藏經(當時日本已經依據《嘉興藏》出版了《 字藏》)。但其後在利用《嘉興藏》對石山寺所藏寫本《大般若經》進行整理時，人們吃驚地發現，《嘉興藏》本《大般若經》不但有錯字，甚至有連續數行乃至半頁的脫漏。錯誤之多，幾乎每頁都需用朱筆進行校改。正是這件事促使日本學者下決心編纂《大正藏》。[4]也就是說，從一開始，校勘工作就在《大正藏》的編纂事業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大正藏》主要利用增上寺的宋藏(《思溪藏》)、元藏(《普寧藏》)與作為底本的《高麗藏》對校。又加校明藏(《嘉興藏》)。此後，又加校原藏於上野帝室博物館的正倉院古寫經與藏於宮內省圖書寮的北宋本一切經(《崇寧藏》、《毗盧藏》混合本)。我國的藏經可以分為以《開寶藏》為代表的中原系、以《契丹藏》為代表的北方系以及以為《崇寧藏》等為代表的南方系。《再刻高麗藏》實際集中了中原系、北方系的優點，而《大正藏》又參校了南方系《崇寧藏》、《毗盧藏》、《思溪藏》的經本。因此，《大正藏》可以說集諸家之精華於一身。此外《大正藏》還從日本各寺院收入不少古寫經或刊本，或作校本，或作底本。更增加了它的學術價值。
校對時，只指異，不改文。即使底本明顯錯誤，也不作改動。所用經本，在《大正藏》每卷末尾的《略符》中均有介紹。而在《昭和法寶總目錄》的《大正新修大藏經勘同目錄》中則對每一部典籍的底校本都作了交代。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不少經典還與梵文本或巴利語本作了對勘，並在校記中注出梵文或巴利語原詞。
古人有雲：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這實在是經驗之談。因此，校書的質量一般與校書者的學術水平及其精嚴的態度成正比。前些年，我們編纂在《中華大藏經》時，對《大正藏》所收若干典籍的校記作了複核，發現《大正藏》的校對固然也有不少疏漏之處，但從總體來說，還是比較嚴謹的。這也是《大正藏》出版後受到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高楠順次郎把「施加前所未曾見的博涉嚴正的校正」作為《大正藏》的十大特點之一，也可謂恰如其份。
四、加以斷句訓點
《大正藏》對所收典籍全部加以斷句；為便於日本人利用，還按照日本人讀漢籍的習慣，對其中若干典籍加以訓點。高楠順次郎指出，這是為了使佛典更加大眾化、實用化，更利於人們閱讀而作的努力。
筆者對日本的訓點僅略知一二，無權進行評論。至於《大正藏》的斷句，歷來甚受批評。的確，除了若干承襲《嘉興藏》斷句的典籍之外，《大正藏》的斷句，可謂錯誤百出。如果用朱筆校改，想必會滿篇皆紅。應該說，這與日本學者閱讀、研習漢籍的學力修養有關。近幾十年來，不時可以聽到一些日本學者對本國的漢籍修養、漢學水平提出批評，有的還相當嚴厲。可見這個問題已經為日本學者所注意。盡管如此，我認為，《大正藏》編纂者使佛典更加大眾化、實用化的願望是值得稱頌的，他們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俗話說，只有什麼事情也不做的人才不犯錯誤。佛典博大精深，任何人都不敢聲稱自己能夠底測。佛典標點難度之大，使多少飽學之士望而生畏。《大正藏》的編纂者知難而進，這種精神也是值得我們後人學習的。另外，我也常常聽一些初學者說，《大正藏》有斷句，好讀。可見，有斷句正是使《大正藏》受讀者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編纂者籍斷句而使佛典更加普及的願望可說已經達到。斷句有錯固然可能誤導讀者；但知道《大正藏》斷句不盡可信，從而小心謹慎，也可以促使人們深入思考。所以，我認為，就《大正藏》的斷句實踐而言，可謂毀譽參半、功過相抵；但《大正藏》編纂者由此指出的使佛典更加普及化的方向無疑將指導後進者一步一步地前進，精益求精地把佛典標點工作做得更好。
五、實用的版本目錄與索引
作為一個佛教文獻學工作者，《昭和法寶總目錄》是我案頭必備的參考書。其中最為常用的是《大正藏》的版本目錄——《大正新修大藏經勘同目錄》與兩個實用索引——《大正新修大藏經著譯目錄》、《大正新修大藏經索引目錄》。
《大正新修大藏經勘同目錄》按編號逐部著錄《大正藏》所收典籍。先著錄其經名、卷數、在《大正藏》中的卷次與頁碼，然後的著錄項目依次為：
1、名稱，包括中、日、梵、巴、藏之異名、略名；
2、著譯者及著譯年代；
4、所用的底本及校本；
5、品名、子目；
7、備注。
上述諸項，有則著錄，無則空缺。我想，看了上述著錄項目，無庸再作論述，人們自然會對該目錄所具有的高度學術價值與實用價值作出評價。
《大正新修大藏經著譯目錄》以五十音圖為序，分別著譯者，著錄《大正藏》所收的該人著譯的佛教典籍。著譯者附簡略小傳；每部典籍註明卷數及在《大正藏》中的卷次與頁碼。
《大正新修大藏經索引目錄》以五十音圖為序，著錄諸典籍之正名、異名、略名等。凡屬正名，則在經名下著錄卷數、著譯者、在《大正藏》中的序號、卷次、頁碼；凡屬異名、略名等，則僅著錄其在《大正藏》中的序號，以示區別，並便檢索。
上述目錄與索引對讀者按圖索驥查閱佛典，尤其對檢索佛典的梵文名、巴利語名、藏文名、漢文異名、異本、註疏、品名、年代、著譯者、諸藏函號，檢索歷代佛教學者的入藏著譯，均有極大的功用。以往所有的大藏經均沒有類似的目錄與索引，這當然是時代的局限。而《大正藏》能夠自覺地站在現代學術背景上，發揚現代學術的嚴謹學風，按照現代學術的要求來要求自己，從而編纂出具有如此高度學術水平的基本工具書。可以說，《大正藏》的這些目錄與索引不僅給讀者以極大的便利，而且奠定了《大正藏》的科學基礎。這是《大正藏》編纂者對大藏經編輯理論與實踐的一大貢獻，對佛教文獻學的一大發展。高楠順次郎把編纂上述版本目錄與索引作為《大正藏》的十大特點之一，的確當之無愧。
六、現代印刷與裝幀
《大正藏》採用鉛字印刷，給讀者以莫大的便利。僅就字體而言，古代的寫經，一字多形及字體訛變在所多有；刻本藏經，也難以避免這個問題。因而給讀者帶來種種不便。採用鉛印，訛變的字體通過正字而規範化，爽目易讀。
不過，《大正藏》採用鉛印，實在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據統計，《大正藏》總計96652頁，按每頁1500字計算，共計約1.5億字。且不說大量佛典特有的異體字、悉曇字需要特意新雕趕造。僅就如此規模的巨書，逐一植字、校對，並以每月一卷的速度出版而言，其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見。當然，《大正藏》頗有疏漏之處，六十年代再刊時就頗有修訂。至今仍有相當多的誤植有待改正。但與當今中國粗製濫造的出版物泛濫成災，以至有「無錯不成書」之嘆的情況相比，《大正藏》的校對、印刷質量及出書速度就要勝過一籌。我以為，這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宗教熱情與宗教責任心，應該看到由此體現的《大正藏》編纂者們的學術良心與時代責任感。這正是每一個佛教文獻學工作者必須引為楷模的。
《大正藏》採用現代精裝，選紙精良，裝幀考究，使用方便。這也是以往的藏經所無法比擬的。
我以為，全書斷句，現代印刷與裝幀，這正是《大正藏》得以風行世界的兩大車輪。
七、編纂配套的詞語索引
《大正藏》出版之後，編纂配套的詞語索引的計劃便逐步提上議事日程。1943年，由小野玄妙負責開始著手，並編成阿含、目錄、法華等諸部。其後因小野玄妙逝世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原因而中止。1956年，這一計劃再次啟動，並於1958年由大谷大學、高野山大學、駒澤大學、大正大學、立正大學、龍谷大學等日本著名的六所佛教大學組織成立了「大藏經學術用語研究會」，負責規劃、統籌此事，各大學分頭承擔任務。全部索引48冊，完成一冊，出版一冊。至今已全部出版完畢，這是繼《大正藏》之後的又一宏大工程。
該詞語索引的采詞比較廣泛，並不限於佛教術語，而是盡量包羅人文、社會、自然等各方面的學術用語，還採集一些對理解當時的自然及社會有用的詞語。所采詞首先按五十音圖排為音序索引，然後再分為五十類目排為分類索引，諸如：教說、教判、天文曆數、地理、動物、植物等等，每類又根據需要分為若干小類，可供分類檢索。末尾附有梵文索引、筆劃檢字、四角號碼檢字。這部索引可以供人們查閱各種名詞術語在《大正藏》中的出處，為佛教研究提供極大的方便。這部索引的問世，使《大正藏》更加實用化與學術化。
不足的是該索引收詞不夠周遍，影響了它的學術價值；有時亦有疏漏，影響了它的使用價值。當然，由於它完全用人力而非用電腦編成，故上述缺陷可以說是難以避免的。此外，出於某種考慮，當時規定從每一頁中采出50個詞語編入索引。這就出現在某些頁碼中，為了湊足數字，把一些不必要的詞語也采入了；而在另一些頁碼中，由於規定限制，一些重要詞語卻未能采入。還有，設立五十個類目固然便於人們分類查索，但有時一個詞語可以兼有幾個類目的特性，這時把它分在何處，往往取決於編纂者的主觀判斷。加上由於分頭編纂，各冊體例並不完全一致，如有的只有分類索引，沒有音序索引，這樣一來，按照類目分類，反而不便於讀者查找。因為讀者與編纂者的判斷並不一定完全一致，往往要查幾個類目，才能找到該詞。
上面對《大正藏》優點作了簡要評述，難免有掛一漏萬之處。但僅就上面所述，也可知《大正藏》之受歡迎絕不是偶然的。因為它是一部以現代學術思想為指導而編纂成的最富學術性、最實用的佛教大藏經。當然，《大正藏》編成至今已有半個多世紀，站在當今的學術立場上回顧，也可以發現《大正藏》也存在不少問題，值得我們引為鑒戒。我認為，除了上面已經涉及的若干問題外，《大正藏》還存在如下一些問題：
一、選篇標准問題
一部大藏，就編纂者而言，總有一個選篇標准，亦即哪些典籍入藏，哪些典籍不入藏。我認為這個問題也是「藏經組成三要素」之一[5]。《大正藏》的選篇標準是什麼呢？
從歷史上看，寫本藏經的入選標准至唐釋智升而大體確立，基本可以歸納為兩條：(一)、凡屬翻譯的域外典籍，一概收入。由這條標准又衍伸出兩點：可疑的、假託的一概不收，亦即疑偽經不收；雖屬外道典籍，但因其亦屬翻譯，故也收入。(二)、凡屬中華佛教撰著，僅收史傳、音義、目錄、法苑、儀軌等所謂「於大法裨助光揚，季代維持，實是綱要」[6]的典籍；其他典籍，「雖涉釋宗，非護法者」[7]，則一概不收。因智升基本不收中華撰著，故後人批評智升的入藏標准，稱：「經論雖備而章疏或廢，則流衍無由矣。」[8]為了彌補這一缺陷，便出現專收中華佛教撰著的別藏。
刻本藏經，大抵承襲前代的藏經而增益之。如《開寶藏》增入宋代譯經及天台教典等中華撰著，《契丹藏》續增遼代佛教撰著等等。故後代的大藏經一般可以分為兩個部分：正藏與續藏。正藏承襲前代藏經而來，續藏為新編入藏。當然，大藏經非一人一時所編，情況非常複雜。上面所述的只是一般情況而已。如有的大藏經有正藏而無續藏，有的大藏經新增的部分與原有的部分不作嚴格區分，其間又涉及翻譯著作與中華撰著等，很難一概而論，在此亦不擬詳述。但作為一個基本原則，後代藏經一般均涵蓋被它作為底本或基礎使用的前代藏經的全部典籍而增益之。若有刪除，必有理由，如《契丹藏》之刪除《壇經》然。《中華大藏經》分上、下兩編。上編收入歷代大藏經之有千字文帙號部分；下編收入歷代大藏經之無千字文帙號部分及新編入藏部分。正是賡續了古代的編藏的這一傳統。
如果我們以「大藏經作為佛教典籍之總匯，收經應盡量齊全，起碼必須把古代已經入藏的諸種典籍全部收入」作為一個標准來審察，可以發現《大正藏》的編纂並不符合上述標准。[9]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講：
(一)、歷代大藏已收而《大藏經》未收的：如《大正藏》以《高麗藏》為底本，但《高麗藏》原有的《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御制緣識》、《御制逍遙錄》、《御制佛賦》、《御制詮源歌》、《御制秘藏詮》、《御制蓮華心輪迴文偈頌》等均未收入。此外，《高麗藏》不收，但被《大正藏》的主要校本《崇寧藏》、《毗盧藏》、《思溪藏》、《普寧藏》、《嘉興藏》所收的不少典籍，如《宋高僧傳》、《傳法正宗記》、《往生集》等均為《大正藏》所收；但同樣為上述諸藏所收而被《大正藏》排除在外的典籍卻又有數百部。那麼，《大正藏》剔除這些典籍的原因何在呢？
(二)、歷代大藏未收而《大正藏》收入的：《大正藏》前55卷正藏部分收入不少歷代大藏經均未收的典籍；其實，與這些入選的典籍水平相當的典籍還有不少，卻又沒有被選入。那麼，上述典籍被入選的標准又是什麼呢？
由此看來，《大正藏》並沒有採用歷代編藏的傳統選篇標准，而是訂立有自己獨特的標准。這當然也無可厚非。但它的選篇標準是什麼呢？筆者寡聞，至今沒有見到有關資料，但干瀉龍祥的回憶大概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干瀉龍祥在《大正新修大藏經之新修意義與經緯》[10]中這樣說：在大正十一[11](1922)7月的一次聚會上，高楠順次郎介紹了《大正藏》的編纂原則：(一)、以麗、宋、元、明四藏及日本古寫經、敦煌文獻進行校對；(二)、對校梵、巴原典；(三)、打破傳統的大藏經結構體例，按照學術原則重新分類，以反映佛典思想的發展與文獻的變遷。在當年11月的「新修大藏經編纂最高會議」上，與會者確認了上述三原則，列出諸分類部目並認領任務。大正十二年(1923)1月，按照上述分工開展實際工作，並決定增加一條新的原則，即(四)、增收敦煌文獻、日本古寫經、續藏中的優秀典籍及日本諸宗要典。至該年3月，完成了「入藏目錄」。
也就是說，在編纂者的心目中，最初的注目要點，是進行認真校勘與確立新的結構體例。至於選篇標准問題，並沒有被納入議事日程。而後選篇的實際工作，或標準的實際掌握，是由負責諸部的編纂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分頭完成，最後由高楠歸總。要編一部大藏經，事先卻沒有確定統一的選篇標准，說來實在令人驚詫莫名。然而事實又的確如此。這樣一來，出現前面所述的的情況，即大量已入藏典籍未能收入，而收入新入藏典籍時畸輕畸重，自然就是難以避免的。
我認為，價值觀念因時而異，因人而異，這是完全正常的。但作為佛藏編纂者，切忌以個人的標准來取捨佛典。如果當年智升不把大量的註疏、疑偽經等屏除在藏外，則能夠為後代保留多少珍貴的資料！前人有前人的時代局限，我們不應該用今天的標准來苛責前賢。但是，現代的大藏經編纂者，是不是應該牢牢地汲取這個教訓呢？
二、結構與分類問題
前面談到，《大正藏》在結構體例方面頗有創新，這種創新應該肯定。但是，今天看來《大正藏》的結構也存在不少問題。這里以經部為例略作評述。
《開元釋教錄·入藏錄》把經部分作大乘經、小乘經兩大類，在大乘經中，又依次分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磐+等五大部及五大部外諸經。小乘經先列四阿含及其眷屬，然後羅列其他經典。《閱藏知津》也把經部分作大乘經、小乘經兩大類，在大乘經中，則依次分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磐+五大部。在方等中，又分方等顯說部與方等密咒部兩類。小乘經與《開元釋教錄》大致相同。與《開元釋教錄》比較，《閱藏知津》刪寶積、大集而增方等、法華。《閱藏知津》新設方等密咒部以收入各種密教經典，顯然是彌補《開元釋教錄》不為密教經典單立部類之缺陷。
《大正藏》分經部為十類：阿含、本緣、般若、法華、華嚴、寶積、涅磐+、大集、經集、密教等十部。可以看出，它是斟酌、吸收《開元釋教錄》與《閱藏知津》而作的改造，現圖示如下：
《開元釋教錄》
《大正藏》
《閱藏知津》
般若部
阿含部
華嚴部
寶積部
本緣部
方等顯說部
大集部
般若部
方等密咒部
華嚴部
法華部
般若部
涅磐+部
華嚴部
法華部
寶積部
涅磐+部
四阿含
涅磐+部
四阿含
四阿含外諸小乘經
大集部
四阿含外諸小乘經
經集部
密教部
說明：上表只表示《大正藏》與《開元釋教錄》及《閱藏知津》類目開合的大致關系，至於某些經典的具體歸屬，因更為複雜，在此不予涉及。
也就是說，就類目而言，《大正藏》新設的只有本緣部、經集部個兩部。本緣部所收為諸種本生故事集、佛傳故事集、因緣故事集與寓言故事集。當初主要供宣教之用，今天可稱為佛教文學作品之匯集。這一類目的設置，甚便於人們的研究與使用。但經論雜糅，甚為無理。至於經集部，則基本上是把大、小乘經中那些無法歸入上述諸類的經典統統收攏在一起而已。
審視經集部所收的423部經典，內容十分豐富，既有小乘諸部派的典籍，又有大乘各主題的典籍。但編纂者沒有對它進行細致分析，只是籠統歸為一部。呂澄先生批評它「籠統蕪雜，本不足為法」[12]，實為的評。無論如何，經集部的編排，沒有體現出編纂者原定的以藏經結構反映佛教「思想之發展與典籍之演變」這一學術目的。
《大正藏》在具體典籍的鑒別分類方面也存在不少問題。例如，求那跋陀羅譯四卷本《央掘魔羅經》雖然源出於《雜阿含經》、《增一阿含經》的有關章節，但已經屬於大乘經典，不應作為《雜阿含經》的異譯經收入阿含部中。此類例子還有很多，不一一列舉。
當然，藏經的結構、佛典的分類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需要長期努力，認真研究，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大正藏》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前進了一大步。《大正藏》之後，不少學者也在這個課題上孜孜以求。我相信，只要鍥而不捨地鑽研下去，這個問題總能得到較為圓滿的解決。
敦煌文獻絕大多數為佛教文獻，從時代上講，其年代最早者可達公元四、五世紀，晚者則為公元十一世紀，時間跨度達600餘年。從抄寫者講，這些寫卷有的出自宮廷楷書手之手，有的出自敦煌當地寫經生之手，有的出自其他諸色僧俗人等之手，水平參差不齊。從內容上講，大多數為歷代大藏經已經收入的典籍，也有相當數量為歷代大藏經不收或漏收的典籍，還有許多儀軌、雜文乃至錯抄的廢紙與習字的塗鴉，可謂雜亂無序。由於年代長久，不同年代寫經之字體因古今演化而異；由於抄寫者眾多，寫經質量參差不齊，錯漏增衍實為常事；由於內容歧雜，必須對它們進行鑒別，然後才可以利用。加之它們本來就是一批被人廢棄的古文獻[13]，所存寫經不但頗多殘頭斷尾，而且魯魚亥豕之處，在所難免；文意漏斷之處，亦為常見。此外，有相當一批文獻是在敦煌本地產生的，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諸如敦煌俗字、河西方言、與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交涉互用等等。凡此種種，更增加了閱讀與利用的難度。不過，在敦煌文獻中，同一種文獻經常保存有多個抄本殘卷，如果把這些殘卷的內容綴接、拼湊起來，再加以認真校勘，則往往可將殘缺不全、文字錯訛的文獻拼湊完整，校為定本。由於有些文獻尚有傳世本，故校為定本時必須與傳世本對勘。凡此種種，結合傳世文獻，對敦煌文獻，特別是對歷代大藏經中沒有收入的諸種文獻進行鑒定、定名、綴接、釋讀、校勘、錄文，成為對這些敦煌文獻進行研究的前提與先決條件。
《大正藏》編纂時，敦煌文獻已經被發現，所以，收入敦煌文獻，便成為編纂《大正藏》的四條原則之一。《大正藏》共計整理、發表敦煌文獻約200種，達250多萬字。這些文獻主要集中收錄在第八十五卷中，約有180多種；其餘十餘種則散在其他各卷。把敦煌文獻如此集中地匯聚在一起，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它既大大便利研究者的使用，也使研究者對敦煌文獻的價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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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拙作：《佛教大藏經史(八——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3月，第4頁。
[2] 同上，第42頁。
[4] 參見高楠順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之開端》，載《大正新修大藏經會員通信》第二號。
[5] 參見拙作：《佛教大藏經史(八——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3月，第4頁。
[6] 《開元釋教錄》卷十三，《大正藏》，第55卷，第625頁中。
[7] 同上。
[8] 《大正藏》，第55卷，第1165頁下。
[9] 《大正藏》分正藏、續藏兩部分，前55卷為正藏，所收為印度與中國典籍；後29卷為續藏，所收為日本典籍；第85卷為古佚疑偽部，以敦煌文獻為主。本節只討論前55卷與第85卷，不涉及日本典籍部分。
[11] 原文誤作「昭和十一年」。
[12] 《呂澄學術論著選集》，第三卷，齊魯書社，1991年7月，163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