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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雖禪風盛行,卻不乏導禪歸凈,勸修凈土之人。當時諸宗高人,深感根機不堪,自力難證,教依本宗,行無不歸心凈土。禪宗自永明延壽大師作“四料簡偈”,勸修凈土,言:“有禪無凈土,十人九磋路。”
其後,禪宗諸師,多勸修凈,死心新禪師作《勸修凈土文》言:“參禪人最好念佛,根機或鈍,恐今生未能大悟,且假彌陀願力,接引往生。”
因此,凈土信仰深入人心,上至帝王,下至黎民百姓,紛紛走入凈土之門,正是“年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
在信仰弘傳凈土的王公大臣中,不乏傳揚千古之名人。如一代明君宋仁宗,歸命彌陀,“夜坐無畏床,朝睹彌陀佛”,作四季念佛歌勸人念佛;又如一代名臣范仲淹,念佛預知時至,往生凈土,得以披弘誓鎧,還入娑婆,度苦眾生,真正成就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悲心。
在范仲淹不久之後,又有一位憂國憂民之宋代名臣——鄭清之,在禪風盛行的南宋之際,以宰相身份,作《勸修凈土文》,導禪歸凈,勸修凈土。
詩多禪語鄭清之(1176——1251年),字德源,號安晚,明州鄞縣(今浙江寧波)人。當時的明州,為南宋佛教中心,寺院林立,高僧雲集,上至朝廷名官,下至黎民百姓,多與佛教結緣。鄭清之從小生活的周圍,便是南宋朝廷欽定的“五山十剎”之中的天童寺、阿育王寺。
鄭清之父親一生潛心讀書,藏書豐厚,又篤信佛教。鄭清之深受父親影響,亦喜好讀書,甚則視書為食葯,言:“肝脾何葯解清虛,不用參苓不?咀。一種單方無授受,明窗端坐只觀書。”
因此他常靜坐讀書,年少時文章超群,獲大文人樓鑰亟加稱賞。自小常隨父親往來於寺院之間,建立了深厚的佛教信仰。年少時作《詠茄》一首:“青紫皮膚類宰官,光圓頭腦作僧看。如何緇俗偏同嗜,入口原來總一般。”
他常去禪宗大寺,五山之中的天童寺及阿育王寺,與禪師暢談佛法,留下《天育二老禪惠示經佛偈答以詩》十首、《贈育王堪笑翁》、《育王老禪屢惠傳茗比又攜日鑄為餉因言久則味》、《贈雲洲老師》等許多詩章,多引佛典公案,闡釋佛理,著有《安晚集》六十卷,現僅存六至十二卷,其詩文“大都直抒性情,於白居易為近(《四庫全書總目》)”,而且“莫不精妙,傳者紙貴(劉克庄《丞相忠定鄭公行狀》)”,然對其文更多的評價則是“詩多禪語”,可知清之對佛法之理,領悟於誠心中,流淌於詩文間。
悲心流露或許正是因為他自小在佛法中熏習,又參學於山寺之間,內心慈悲自然流露。因此,在他一生為官生涯之中,無不心懷天下百姓。
嘉定十五年(1222),丞相史彌遠欲立趙昀為帝,為趙昀選老師,鄭清之被選中,成為了趙昀的老師。他為培養趙昀,盡心相授,多教以仁和慈愛之理,又令趙昀摹撫高宗之墨跡,於其溫厚雅贍的書風之中,涵養性情。
嘉定十七年(1224),趙昀被擁立為帝,即為理宗,即位後,鄭清之累次升遷至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但他生活儉朴,常常向理宗諫言,要以治國。一次理宗因宮中進鞋,雖未換新鞋,亦招謗議,便前去問清之。清之答言:“要顯節儉之德,須勝過生活儉朴、如同寒士的寧宗。”理宗亦欣然接受。
紹定六年(1233),清之被拜為丞相,他以天下為己任,召回賢才功臣,那些曾遠離朝政的志士賢才,多慕其德行而紛紛回朝,致使朝政局面一新,宋史評“端平之用正人,公之力也”。
他為相時,心系黎民,甚至身患重病,仍因未下雪而擔憂,直至雪應期而下,心方歡喜。
淳祐八年(1248),臨安又逢大旱,城中井水幾盡乾涸,清之七十三高齡,身體病弱,仍親自前往仁王禪寺,設壇求雨,不顧三伏盛夏,於烈日中,虔誠跪拜,又請慧開法師誦經祈雪,頓時晴空萬里變為濃雲密布,下起傾盆大雨。
自審根機他身處相位,心懷天下百姓,而當時宋室危危,剛平金軍,蒙古軍又南下,戰亂紛紛,國家風雨飄搖,人民安危難料。何處才是真正安寧之處?在百姓與佛法之間,又該如何取捨?畢竟若依禪宗修行,當念念分明,方能明心見性。而他為了家國天下,又豈有心安之時,在這紛亂的世間,又如何了生死?這成了鄭清之迫在眉睫之事。
或許,也正因環境因緣之不堪,他反而更能審視內心,觀察到自己根機漏劣,不堪聖道。
因此,他深知禪宗悟道艱難,說到:“語火是燈,掉頭弗應,惟賊識賊,一問即承。”
明示禪宗雖可頓悟,明心見性,但語言如火苗,機峰一錯過,則難以悟道,何況亦須相應根機之人,方能會意明了。如賊識賊,不同根機之人又如何能悟。古德公案,如熱油餅,若能一口吞下,則大徹大悟,否則只如蒸沙求飯,永不得悟,更何況悟後起修,成佛之路何其遙遠。
甚至引公案直言,末法眾生參禪打坐終難成就佛身,作詩曰:“磨磚豈角成明鏡,打坐如何作佛身。靜鬧頭頭須認著,暑中冰凍雪中春。”
此處引馬祖道一與懷讓禪師公案,馬祖道一天天在山上大石頭打坐,懷讓亦拿塊磚於他不遠處磨,天天磨。終於道一忍不住問他為什麼磨,懷讓說:“要磨磚成鏡。”道一就大奇,磚怎麼能磨成鏡子?懷讓就問他:“你為什麼天天打坐?”道一說為成佛,懷讓答:“打坐豈能成佛?”
清之引此公案,意在明釋,無論靜鬧皆須念念分明,暑熱天亦如冰雪般清涼,大雪天還如春天般溫暖,念念覺知山河大地,好惡美醜,無非佛法,平等一味。
如此才算參禪之根機,而他反觀自己,則是:“經行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
他深知自己內心依舊妄想紛飛,如此何能明心見性,又豈能了生死。這是機深信之體現,更是內心深處聽見了彌陀的呼喚,透出凈土的光明。
勸修凈土他不僅看到了自己的根機不堪,又觀當時學佛之人,皆以行住坐卧,語獻動靜,擔柴挑水,無非是禪,紛紛效仿,欲明心見性。然眾生根機陋劣,難以契入禪機,最終難免沉淪三途。而律教則更為難修難證,唯有凈土一門,一句名號,不問行住坐卧,但能念佛,定得往生凈土,此最契合眾生根機。
故作《勸修凈土文》,以期時人能自明根機,導禪教律皆歸入凈土,念佛求生西方。其文曰:
人皆謂修凈土不如禪教律,余獨謂禪教律法門莫如修凈土。夫真凈明妙,虛徹靈通,凡在智愚,皆具此性;根塵幻境,相與淪胥,生死輪迴,窮劫不斷。故釋氏以禪教律,假設方便,使之從門而入,俱得超悟,惟無量壽佛,獨出一門,曰修行凈土。如單方治病,簡要直截,一念之專,即到彼岸,不問緇白,皆可奉行。但知為化愚俗淺近之說,其實則成佛道捷徑之途。
今之學者,不過禪教律,究竟圓頓莫如禪,非利根上器神領意解者,則未免墮頑空之失;研究三乘莫如教,非得魚忘筌因指見月者,未免鑽故紙之病;護善遮惡莫如律,非身心清凈表裡一如,則未免自纏縛之苦。
總而觀之,論其所入則禪教律,要其所歸則戒定慧,不由禪教律而得戒定慧者,其唯凈土之一門乎。方念佛時,口誦心惟,諸惡莫作,豈非戒;繫念凈境,幻塵俱滅,豈非定;念實無念,心華湛然,豈非慧。人能屏除萬慮,一意西方,則不施棒喝而悟圓頓機,不閱大藏經而得正法眼,不持四威儀中而得大自在。
不垢不凈,無纏無脫,當是時也。孰為戒定慧,孰為禪教律,我心佛心,一無差別,此修凈土之極致也。八功德水,金蓮華台,又何必疑哉!
此文言簡意賅,上達彌陀本懷,下契眾生根機,明凈土法門圓攝禪教律,仗佛願力,直達凈土,八功德水,金蓮花台,自然現前,無須疑慮。
此文不久之後,便得廣為流傳。附在王龍舒《龍舒凈土文》書後,普同流通,甚至被收入《嘉興續藏》中。清朝張師誠采輯凈土諸家之要,作《徑中徑又徑》,亦引用鄭清之此文,以勸諸行者歸入凈土。
現存一明朝萬曆戊申年(1606)的刻碑文,保存完整,其中一面刻著鄭清之《勸修凈土文》,另一面刻著《華嚴經》文段,可見此文備受凈土行人重視,流傳廣泛。
廣度有緣一篇凈土短文,一本古舊殘書,因緣會聚時,也許只是一次偶然的遇見,也許便是生命的轉折。近代凈土高僧印光大師,便是如此,遇見了一本殘缺的凈土典籍,從此走入了凈土之門,引領著無數行者,走在凈土光明的大道上,一路向西。
1881年,剛出家的印光大師,因家人反對出家,便以母親病重為由,將他騙回家中,並嚴加看管。印光大師乘家人不備,再度逃回出家寺院——終南山蓮花洞寺。後因擔心家人追來,準備前往南方小南海參學。於是登山涉水,隻影孤征,行腳到湖北竹溪蓮花寺,暫時停留,在寺院中擔起寺院所有打雜事務。
後來,在一次曬經書時,偶然讀到一本殘缺的《龍舒凈土文》,讀後知凈土一法,圓賅萬行,普攝群機,遂畢生以凈土為期,弘揚凈土一法。後對此書校對重刻,廣而流傳,並作序大讚此書導凈土之功,且勸凈土行人“《龍舒凈土文》言淺義周,詞詳理備,為接引初機第一要書,若欲普利眾生,此書萬不可忽也”。
不知當年的印光大師看到的殘卷《龍舒凈土文》,是否有鄭清之的這一篇《勸修凈土文》。
隨著《龍舒凈土文》的流通,《勸修凈土文》當引更多有緣,明了凈土之超越,歸心凈土,專念彌陀,成就佛道。
文章轉自微信公眾號:凈宗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