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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雖禪風盛行，卻不乏導禪歸凈，勸修凈土之人。當時諸宗高人，深感根機不堪，自力難證，教依本宗，行無不歸心凈土。禪宗自永明延壽大師作“四料簡偈”，勸修凈土，言：“有禪無凈土，十人九磋路。”
其後，禪宗諸師，多勸修凈，死心新禪師作《勸修凈土文》言：“參禪人最好念佛，根機或鈍，恐今生未能大悟，且假彌陀願力，接引往生。”
因此，凈土信仰深入人心，上至帝王，下至黎民百姓，紛紛走入凈土之門，正是“年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
在信仰弘傳凈土的王公大臣中，不乏傳揚千古之名人。如一代明君宋仁宗，歸命彌陀，“夜坐無畏床，朝睹彌陀佛”，作四季念佛歌勸人念佛；又如一代名臣范仲淹，念佛預知時至，往生凈土，得以披弘誓鎧，還入娑婆，度苦眾生，真正成就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悲心。
在范仲淹不久之後，又有一位憂國憂民之宋代名臣——鄭清之，在禪風盛行的南宋之際，以宰相身份，作《勸修凈土文》，導禪歸凈，勸修凈土。
詩多禪語鄭清之（1176——1251年），字德源，號安晚，明州鄞縣（今浙江寧波）人。當時的明州，為南宋佛教中心，寺院林立，高僧雲集，上至朝廷名官，下至黎民百姓，多與佛教結緣。鄭清之從小生活的周圍，便是南宋朝廷欽定的“五山十剎”之中的天童寺、阿育王寺。
鄭清之父親一生潛心讀書，藏書豐厚，又篤信佛教。鄭清之深受父親影響，亦喜好讀書，甚則視書為食葯，言：“肝脾何葯解清虛，不用參苓不?咀。一種單方無授受，明窗端坐只觀書。”
因此他常靜坐讀書，年少時文章超群，獲大文人樓鑰亟加稱賞。自小常隨父親往來於寺院之間，建立了深厚的佛教信仰。年少時作《詠茄》一首：“青紫皮膚類宰官，光圓頭腦作僧看。如何緇俗偏同嗜，入口原來總一般。”
他常去禪宗大寺，五山之中的天童寺及阿育王寺，與禪師暢談佛法，留下《天育二老禪惠示經佛偈答以詩》十首、《贈育王堪笑翁》、《育王老禪屢惠傳茗比又攜日鑄為餉因言久則味》、《贈雲洲老師》等許多詩章，多引佛典公案，闡釋佛理，著有《安晚集》六十卷，現僅存六至十二卷，其詩文“大都直抒性情，於白居易為近（《四庫全書總目》）”，而且“莫不精妙，傳者紙貴（劉克庄《丞相忠定鄭公行狀》）”，然對其文更多的評價則是“詩多禪語”，可知清之對佛法之理，領悟於誠心中，流淌於詩文間。
悲心流露或許正是因為他自小在佛法中熏習，又參學於山寺之間，內心慈悲自然流露。因此，在他一生為官生涯之中，無不心懷天下百姓。
嘉定十五年（1222），丞相史彌遠欲立趙昀為帝，為趙昀選老師，鄭清之被選中，成為了趙昀的老師。他為培養趙昀，盡心相授，多教以仁和慈愛之理，又令趙昀摹撫高宗之墨跡，於其溫厚雅贍的書風之中，涵養性情。
嘉定十七年（1224），趙昀被擁立為帝，即為理宗，即位後，鄭清之累次升遷至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但他生活儉朴，常常向理宗諫言，要以治國。一次理宗因宮中進鞋，雖未換新鞋，亦招謗議，便前去問清之。清之答言：“要顯節儉之德，須勝過生活儉朴、如同寒士的寧宗。”理宗亦欣然接受。
紹定六年（1233），清之被拜為丞相，他以天下為己任，召回賢才功臣，那些曾遠離朝政的志士賢才，多慕其德行而紛紛回朝，致使朝政局面一新，宋史評“端平之用正人，公之力也”。
他為相時，心系黎民，甚至身患重病，仍因未下雪而擔憂，直至雪應期而下，心方歡喜。
淳祐八年（1248），臨安又逢大旱，城中井水幾盡乾涸，清之七十三高齡，身體病弱，仍親自前往仁王禪寺，設壇求雨，不顧三伏盛夏，於烈日中，虔誠跪拜，又請慧開法師誦經祈雪，頓時晴空萬里變為濃雲密布，下起傾盆大雨。
自審根機他身處相位，心懷天下百姓，而當時宋室危危，剛平金軍，蒙古軍又南下，戰亂紛紛，國家風雨飄搖，人民安危難料。何處才是真正安寧之處？在百姓與佛法之間，又該如何取捨？畢竟若依禪宗修行，當念念分明，方能明心見性。而他為了家國天下，又豈有心安之時，在這紛亂的世間，又如何了生死？這成了鄭清之迫在眉睫之事。
或許，也正因環境因緣之不堪，他反而更能審視內心，觀察到自己根機漏劣，不堪聖道。
因此，他深知禪宗悟道艱難，說到：“語火是燈，掉頭弗應，惟賊識賊，一問即承。”
明示禪宗雖可頓悟，明心見性，但語言如火苗，機峰一錯過，則難以悟道，何況亦須相應根機之人，方能會意明了。如賊識賊，不同根機之人又如何能悟。古德公案，如熱油餅，若能一口吞下，則大徹大悟，否則只如蒸沙求飯，永不得悟，更何況悟後起修，成佛之路何其遙遠。
甚至引公案直言，末法眾生參禪打坐終難成就佛身，作詩曰：“磨磚豈角成明鏡，打坐如何作佛身。靜鬧頭頭須認著，暑中冰凍雪中春。”
此處引馬祖道一與懷讓禪師公案，馬祖道一天天在山上大石頭打坐，懷讓亦拿塊磚於他不遠處磨，天天磨。終於道一忍不住問他為什麼磨，懷讓說：“要磨磚成鏡。”道一就大奇，磚怎麼能磨成鏡子？懷讓就問他：“你為什麼天天打坐？”道一說為成佛，懷讓答：“打坐豈能成佛？”
清之引此公案，意在明釋，無論靜鬧皆須念念分明，暑熱天亦如冰雪般清涼，大雪天還如春天般溫暖，念念覺知山河大地，好惡美醜，無非佛法，平等一味。
如此才算參禪之根機，而他反觀自己，則是：“經行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
他深知自己內心依舊妄想紛飛，如此何能明心見性，又豈能了生死。這是機深信之體現，更是內心深處聽見了彌陀的呼喚，透出凈土的光明。
勸修凈土他不僅看到了自己的根機不堪，又觀當時學佛之人，皆以行住坐卧，語獻動靜，擔柴挑水，無非是禪，紛紛效仿，欲明心見性。然眾生根機陋劣，難以契入禪機，最終難免沉淪三途。而律教則更為難修難證，唯有凈土一門，一句名號，不問行住坐卧，但能念佛，定得往生凈土，此最契合眾生根機。
故作《勸修凈土文》，以期時人能自明根機，導禪教律皆歸入凈土，念佛求生西方。其文曰：
人皆謂修凈土不如禪教律，余獨謂禪教律法門莫如修凈土。夫真凈明妙，虛徹靈通，凡在智愚，皆具此性；根塵幻境，相與淪胥，生死輪迴，窮劫不斷。故釋氏以禪教律，假設方便，使之從門而入，俱得超悟，惟無量壽佛，獨出一門，曰修行凈土。如單方治病，簡要直截，一念之專，即到彼岸，不問緇白，皆可奉行。但知為化愚俗淺近之說，其實則成佛道捷徑之途。
今之學者，不過禪教律，究竟圓頓莫如禪，非利根上器神領意解者，則未免墮頑空之失；研究三乘莫如教，非得魚忘筌因指見月者，未免鑽故紙之病；護善遮惡莫如律，非身心清凈表裡一如，則未免自纏縛之苦。
總而觀之，論其所入則禪教律，要其所歸則戒定慧，不由禪教律而得戒定慧者，其唯凈土之一門乎。方念佛時，口誦心惟，諸惡莫作，豈非戒；繫念凈境，幻塵俱滅，豈非定；念實無念，心華湛然，豈非慧。人能屏除萬慮，一意西方，則不施棒喝而悟圓頓機，不閱大藏經而得正法眼，不持四威儀中而得大自在。
不垢不凈，無纏無脫，當是時也。孰為戒定慧，孰為禪教律，我心佛心，一無差別，此修凈土之極致也。八功德水，金蓮華台，又何必疑哉！
此文言簡意賅，上達彌陀本懷，下契眾生根機，明凈土法門圓攝禪教律，仗佛願力，直達凈土，八功德水，金蓮花台，自然現前，無須疑慮。
此文不久之後，便得廣為流傳。附在王龍舒《龍舒凈土文》書後，普同流通，甚至被收入《嘉興續藏》中。清朝張師誠采輯凈土諸家之要，作《徑中徑又徑》，亦引用鄭清之此文，以勸諸行者歸入凈土。
現存一明朝萬曆戊申年（1606）的刻碑文，保存完整，其中一面刻著鄭清之《勸修凈土文》，另一面刻著《華嚴經》文段，可見此文備受凈土行人重視，流傳廣泛。
廣度有緣一篇凈土短文，一本古舊殘書，因緣會聚時，也許只是一次偶然的遇見，也許便是生命的轉折。近代凈土高僧印光大師，便是如此，遇見了一本殘缺的凈土典籍，從此走入了凈土之門，引領著無數行者，走在凈土光明的大道上，一路向西。
1881年，剛出家的印光大師，因家人反對出家，便以母親病重為由，將他騙回家中，並嚴加看管。印光大師乘家人不備，再度逃回出家寺院——終南山蓮花洞寺。後因擔心家人追來，準備前往南方小南海參學。於是登山涉水，隻影孤征，行腳到湖北竹溪蓮花寺，暫時停留，在寺院中擔起寺院所有打雜事務。
後來，在一次曬經書時，偶然讀到一本殘缺的《龍舒凈土文》，讀後知凈土一法，圓賅萬行，普攝群機，遂畢生以凈土為期，弘揚凈土一法。後對此書校對重刻，廣而流傳，並作序大讚此書導凈土之功，且勸凈土行人“《龍舒凈土文》言淺義周，詞詳理備，為接引初機第一要書，若欲普利眾生，此書萬不可忽也”。
不知當年的印光大師看到的殘卷《龍舒凈土文》，是否有鄭清之的這一篇《勸修凈土文》。
隨著《龍舒凈土文》的流通，《勸修凈土文》當引更多有緣，明了凈土之超越，歸心凈土，專念彌陀，成就佛道。
文章轉自微信公眾號：凈宗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