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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本是由佛教戒殺護生思想和儒家好生思想衍生的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之一，是流傳千年的民俗。隨著時代的發展，放生也與時俱進，在產生許多放生新招的同時，也助長了一些亂象。於是乎，外來物種入侵、破壞生態平衡、黑色放生產業鏈等，每每見諸報端，在一味求功德的功利心驅使下，盲目放生之勢愈演愈烈。當出於無上悲心的放生流於形式，當淳樸的慈善之心屢被利用，當放生已不再護生，甚至從實質上成為殺生的時候，人們不禁會問：放生的本來面目是什麼？在現代化的今天應該如何放生？本期，讓我們撥開歷史塵霧回到原點，還原放生護生的初衷，傾聽專家學者、佛門中人談談他們心目中的放生與護生。
佛教放生習俗的形成及其流行放生習俗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殺護生的思想根源，同時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動。南北朝以來，在皇權貴族的支持下，逐漸以天然水灣為放生池，形成中國佛教的放生習俗；宋朝以後，僧人在寺院設置放生池，供民眾放生，使放生習俗深入民間。
祖師大德關於放生的故事和言論佛教傳入中土，闡發善因有善果、惡因有惡果的理論，提倡修善業、斷惡業，並視殺業為最大的惡業，故極力提倡戒殺放生，形成了斷葷吃素的傳統。歷代以來，無論是哲士鴻儒，還是慈善家，以及出家、在家的修行人，多培己仁心，或茹素而斷葷，或戒殺而放生，典籍中頗多記載。
教界聲音： 星雲大師：積極護生是幸福配方根據佛教《六度集經》記載，佛陀在過去世為鹿王時，曾代替母鹿捨身，感動國王制定動物保護區，禁止獵殺。佛世時阿育王更廣植樹林，庇蔭眾生，設立醫院，規定宮廷御廚不得殺生等，凡此都是佛教對於護生的最好示範。今人若能設立動物之家，讓動物養老、醫療等，都是積極的護生。
哈爾濱極樂寺方丈靜波法師：作為佛教慈悲的行為，放生不可非議 ，但現實中的放生又存在很多不理性，比如說過分強調做功德，認為放得越多就越好。其實，佛教提倡中道，恰到好處就是好，放生不應該訂多少去放，你去訂，他就去殺。現在有很多極端的行為，第一他不懂，於是就會極端。放生是一種慈悲行為，我們要尊重生命，放生對環保是有好處的。
五台山佛母洞住持悲月法師：放生是中國佛教優良傳統，許多寺院建有放生池供人放生魚類眾生，放生令人身心愉悅，心情大好，種種福德利益不可限量。相比過去人放生，現代放生活動有兩個明顯特點：
普陀山佛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門肅法師：放生本身是件好事，符合佛教的精神。在佛經中也有記載放生的功德以及放生的意義。放生就是尊重其他動物生命，也滋養我們自身慈悲心。然而，近年來放生卻成了佛門中不得不引起重視的話題，這個問題不在放生本身而在於對放生的理念誤解與不當的操作行為。
學界聲音 護生莫殺生——樓宇烈教授談護生與放生現在許多寺廟都會組織放生，許多信眾也非常熱衷放生，放生的規模越來越大。然而，社會上對這樣一種放生現象的質疑聲越來越多，越來越大，有時候分不清是放生還是殺生。
佛教提倡不殺生，五戒第一戒就是不殺生，不殺生是對生命的關懷和尊重，是佛教裡面慈悲的體現。因為眾生平等，不能因為我們是人，就可以隨意屠宰其他的生命，所有的生命我們都要尊重。佛教裡面有個說法：“同體大悲，無緣大慈”。我們整個世界的生命都在一個宇宙中間，所以我們要對他們慈悲，這種慈悲精神的根本就是要讓眾生得到超度、解脫、安樂。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溫金玉教授：阿爾貝特·史懷澤的名作《敬畏生命》一書寫道：“善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的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倫理原則。”人對這個世界要有一份溫情。中國傳統的戒殺放生，就是一種慈悲精神的體現。
蔣勁松：莫讓放生變殺生放生是大乘佛教提倡的功德，也是符合現代動物保護理念的善行，但是，好事必須做好，放生必須要遵循科學，否則好心可能辦壞事，放生弄不好變成殺生，這就違背放生的本意了。
古人護生故事元和十年，白居易初貶江州（今九江）。時年不過四十四歲，本當是意氣風發擔綱朝政之機，卻困在南方的小城，在濕熱陌生的環境中，倍感苦悶憂愁。初被貶時，失意之外，更有對於命運變化的困惑，他在詩中感嘆“火發城頭魚水裡，救火竭池魚失水”，認為自己如同“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中的魚兒一般，莫名遭受滅頂之災。在這種“畢竟不能知所以”的窘境中，人無處可逃 <<<<<詳情
元豐二年，因與實行變法新政的王安石政見不合，蘇東坡寫詩譏諷朝政，引發“烏台詩案”併入獄。獄中的蘇東坡第一次嘗到了被人監禁羞辱，生死不由自主的滋味。在寫給弟弟蘇轍的詩中他將自身的處境與被送入湯火的雞相比，自詡“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這一次的監禁生涯使蘇東坡的心性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後來回憶說，“自下獄後，念己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欲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遂斷殺。”
聖凱法師：佛教放生習俗的形成及其流行放生習俗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殺護生的思想根源，同時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動。南北朝以來，在皇權貴族的支持下，逐漸以天然水灣為放生池，形成中國佛教的放生習俗；宋朝以後，僧人在寺院設置放生池，供民眾放生，使放生習俗深入民間。
一、放生習俗的形成先秦時期，孔子以舜為好生榜樣，孟子則強調惻隱之心，並以仁義思想啟發梁惠王。《呂氏春秋·異用》記載成湯仁民愛物，強調放生為上合天心，下順民意，仁君不忍見獵人四面布網，有違上天好生之德，於是去除三面，僅存一面；並更改祝禱詞，化殺戾氣為和祥之氣，表現了統治者若行放生將比殺生更易獲得民心。
《列子·說符篇》記載了“周簡子正旦放生”的故事：邯鄲之民，以正月元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由此可知，邯鄲在春秋時代已經出現專門捕魚鳥以供放生的風俗，但是民間放生主要是表示對生靈的恩惠，先捕生靈然後再放之，則功過難以相抵。當時，周簡子聽從門客勸導，將“捕物放生”的作法改為“禁民捕捉”，這是中國禁止屠釣的早期記載。
“成湯解網”和“正旦放生”說明了放生習俗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曇無讖譯《金光明最勝王經·流水長者子品》為佛教的放生提供了自身的資源：“流水長者子不忍魚為日所曝，乃求其國王，與以二十大象，暫往負水，濟彼魚命，王允其請。長者子乃及請二子，至象廄中，隨意取二十大象，又從酒家多借皮囊，往決水處，以囊盛水，象負至池，瀉至池中，水即彌滿，還復如故。流水長者子救起瀕死之魚，予之水、食，為其解說大乘經典，諸魚聞經後，皆生忉利天。”《流水長者子品》對佛教的放生習俗具有重要的影響，如十二因緣法、諸佛菩薩聖號、放生功德偈、放生程序、放生儀軌等。流水長者子救魚放生的情節，增進了中原人士對佛教放生思想的理解，更易於接受和傳播。
二、放生儀軌的制訂南北朝以來，放生習俗逐漸流行。北魏獻文帝下敕，勿用牲畜祭祀天地宗社，每年活七萬五千牲畜的性命。北齊文宣帝實踐佛教的慈悲教法，積極斷絕肉食。天保七年（556）五月，文宣帝認為肉食是違反慈悲，故不食肉。天保八年（557）四月庚午頒詔禁取蝦、蟹、蛤、蜆等，只准捕魚；同月乙酉，不論公私禁絕以鷹、鷂獵狩。天保九年（558）二月下詔，限令在十一月和一月准許燒野，此外一律不準用火。
梁武帝撰寫《斷酒肉文》，下敕以蔬果為宗廟祭祀用品。而且，梁武帝造十三無盡藏，實踐放生與布施二科。他還命令張文休每天去屠宰場，買下即將被殺的動物，然後放生。王公貴族以及市民受梁武帝的影響，積極參與、推廣放生。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581），智顗勸請陳宣帝下詔禁止采捕。智顗目睹民眾以捕魚之網相連四百多里，於是購買江海灣典型段為放生池；並且為漁民講《金光明經》，漁民聞法改行轉業，好生從善，並獻臨海江滬溪梁六十三所，達三四百餘里，為放生池，徐陵樹碑闡明因緣。
及至唐代，放生習俗非常盛行。《續高僧傳·道胄傳》記載，道胄於諸州建造放生池一百餘所，多有靈感。 “安史之亂”後，政局動盪不安，人心惶惶，民生凋敝，饑荒四起。唐肅宗於乾元二年（759）下詔，設立放生池八十一所，從山南道、劍南道、黔中道、荊南道、嶺南道、江西道、浙江道諸道，一直到昇州的江寧、秦淮太平橋及臨江帶郭上下五里，顏真卿撰《放生碑文》。詔書中所謂的臨江海一帶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與智顗以天然的海灣為放生池屏障之形式相雷同。
宋代以來，放生在朝廷的推動和民眾的參與下更是盛行。宋太祖下詔民間二月至九月，不許采捕彈射。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杭州天竺靈山寺慈雲遵式上奏朝廷，以西湖為放生池，而且自製“放生慈濟法門”。《金園集》收錄了遵式的《放生慈濟法門》，在序言的開篇說：“儒冠五常謂之仁，釋御四等謂之慈，皆惡殘去殺，推惠廣愛之謂也。然後果五福之曰壽，證四德之曰常，實唯不殺，放生之大統也。”這是以放生融合了儒家的“五常”和佛教的“四無量心”。遵式以敘由、呪水、請加、歸依、稱佛、說法、懺願七章，制訂了放生的儀軌。
放生的流行不僅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在宗教信仰上獲得靈感。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越州諸暨縣事潘華撰《夢魚記》，潘華依《普賢觀經》，令人不得捕池沼江湖內魚。景德四年（1007），潘華奉詔還闕，夢江湖中魚哭泣。這種靈感故事的流行，說明了放生在宋代的盛況。
天聖三年（1025），四明山（今寧波）延慶寺知禮亦奏請在佛誕節放生，為皇帝祝壽，並請求以南湖為永久放生池。知禮為了使放生法會順利進行而制訂放生儀軌，並撰《放生文》以定其儀軌，當時的樞密使劉均奉敕為此撰寫碑文，記載此次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