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劫如何報佛恩——龔自珍與佛學
中國近代史上有三個重要人物：林則徐、龔自珍和魏源，他們既是朋友，又都是當時在社會上大聲疾呼，銳意進取，要求改革自強的風雲人物，他們的思想、著述和功業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不光是提倡經世致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還是虔誠的佛教徒。林則徐曾手書《金剛經》等五種經咒，題作「行輿日課」，隨身攜帶。龔自珍自稱「震旦佛弟子」，魏源則受了菩薩戒。
在一般人心目中，像他們這些具有強烈入世精神的人，怎麼會與「消極出世」的佛教結下不解之緣呢？其實，佛教不光只是具有出世的一面，還有更為積極入世的一面。大乘佛教極力提倡的「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願心也與「世界大同」的理想相吻合。
佛教倡導「悲智雙運」、「大雄無畏」的精神，而行菩薩道。強調「自覺覺他」、「願一切眾生永具樂及樂因，願一切眾生永離苦及苦因」。這不但是解脫的根本，從世間法角度講，也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修身、報效國家等思想的進步，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璀璨景象，激勵著像龔自珍、林則徐、魏源這樣的志士仁人們去實現濟世救民的偉大理想。
本文簡略敘述龔自珍的學佛經歷，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佛教對社會人生的進步作用，以及它對近代中國文化所產生的積極影響。
龔自珍從小就有佛緣，二十九歲時，他正式起信學佛，作《發大心文》，文章洋洋灑灑近三千字。文中說：「伏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我今得少善力，得生人中，正像雲遐。末法現在，欲報大恩，須發大願。」他先發願要斷滅貪、嗔（怒）、痴三種自心煩惱，繼而發心正思維，然後發誓待自己成就後，要度盡一切眾生。
魏源曾在《定庵文錄敘》中敘述龔自珍的學術成就：「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其書以六書小學為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為郭，以朝掌國故、世情民隱為質干。晚猶好西方之書，自謂造深微雲。」最後一句的「西方之書」即指來自西土印度的佛教經典，可見龔自珍對自己在佛學上的造詣是很自負的。
龔自珍從小就有佛緣，他自稱有「慧骨」，幼年隨父親在北京，住在法源寺附近，保姆帶他入寺玩耍，他「輒據佛座嬉戲，揮之不去」。
長大後，他也經常逃學到寺里，看僧人誦經拜佛。他的前輩和朋友中有不少精於佛學的居士、學者，在和他們的交往中，龔自珍耳濡目染，逐漸增加了佛學知識和對佛法的興趣。二十九歲時，他正式起信學佛。他寫了幾首詩，告訴妻子「我欲收狂漸向禪」，並且准備過「一卷金經香一炷，懺君自懺法無邊」的生活。
懺悔是誠信的第一步，從此他開始了對佛教虔誠的追求。他記述自己剛開始學習修禪時萬慮紛陳的煩惱：「結習真難盡，觀心屏見聞。燒香僧出定，嘩夢鬼論文。幽緒不可食，新詩如亂雲。魯陽戈縱挽，萬慮亦紛紛。」
為了屏除雜念，免蹈綺語戒，他寫了《戒詩五章》，立志戒詩。龔自珍學佛是有師承的，他自稱比他年長二十六歲的學者江沅是他學佛的第一導師。在《與
他不僅發大願，更勉力持行，首先是誦經和持咒。龔自珍讀過的佛經很多，在北京時，他曾向鎮國
其次，除了自己用功修行，他還廣施功德。他曾和妻子何擷雲一道「敬舍凈財，助刊《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疏》成，並刷印一百二十部，流傳施送。」又把中國古代高僧的著作編為《支那古德遺書》，並抄錄二百本施送給各寺廟。在北京時，他還為龍泉寺募捐造藏經樓，寫了《為龍泉寺募造藏經樓啟》以作廣告。
四十二歲時，龔自珍接觸了天台宗的書，並轉而喜好天台宗。天台教理更能滿足他對佛教知識的探求。他四處搜求天台宗的書籍，詩中也多次提到天台宗，如「我說天台三字偈」、「重禮天台七卷經」。他說：「自達摩至惠能，有出於吾天台宗之外者歟？」因而他又自號「天台裔人」，居室稱「禮龍樹齋」。益大師像，還在家裡供奉天台智者大師的檀香像。
1837年，也就是龔自珍四十六歲那年的「九月二十三日夜，不寐，披衣起，菊影在扉，忽證法華三昧。」為此，他寫下了一首詩：「狂禪辟盡禮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不是瓶笙花影夕，鳩摩枉譯此經來。」記錄了他開悟後的欣喜之情。
龔自珍對佛學的信受和奉持，給他的社會觀、人生觀都帶來很大的影響。佛教思想既是他信仰的內容，也是他用來批判封建社會制度的有力武器，是他掙脫傳統思想束縛、要求變法革新的精神法寶之一。在他一首名為《題梵冊》的詩里，他大膽地貶抑儒教，推崇佛教，向儒家的正統地位發出挑戰：「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為？西方大聖書，亦掃亦包之。即以文章論，亦是九流師。釋迦謚文佛，淵淵勞我思。」儒家本來就是九流之一，沒有什麼可高貴的，而佛學卻能囊括九流，可以為九流師。在統治者定孔子為萬世師表的時代，龔自珍毅然地表現出他蔑視儒家道統的叛逆精神。
有趣的是，龔自珍還用佛法解決自己的感情矛盾。他有兩首詩，敘述了他的一次戀情。第一首《紀游》，寫他在春天的某個傍晚與一個可愛的女子在湖邊相會，兩人心有靈犀並依依惜別。
第二首《後游》，寫他三天以後又獨自來到湖邊，睹景思人，無限惆悵，因為他們的相戀是不被現實允許的。從清晨到傍晚，他一直徘徊不歸，在飽受感情的折磨後，他忽然想通了：「我聞色界天，意痴離言說。攜手或相笑，此樂最為極。天法吾已受，神親形可隔。持以語梅花，花頷略如石。」這裡的色界天，應作欲界天，龔自珍誤記。
在佛教欲界天的上界，異性只要相互握手或相視一笑，就可獲得滿足。龔自珍通過這樣的「天法」，為自己找到了解脫的法門，也為他的精神戀愛找到了理論依據，這使他從常人難以排解的痛苦中走了出來，恢復了內心的平靜。龔自珍在詩中承認無言有意、形神相隔的情，這種處理感情的方式，很有現代意義。
總之，龔自珍在他的後半生致力於佛學的研究和實踐，有修有證，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他最終並未完全走上空山歸寂的道路。
他崇信佛教，更關心中國的現實。他把佛學作為精神源泉之一，對佛教哲學的思考和對佛典的誦讀，開闊了他的視野，鍛煉了他的思維，也豐富了他的思想。這使他得以跳出儒家傳統思想的藩籬，用更加超越的目光去審視現實的社會和人生。這也是他的思想具有強烈批判色彩的原因之一。
他不僅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展開一代風氣，也推動了近代佛學的復興。後來的維新派像康有為、梁啟超等，留意佛學並從中汲取養料，皆與龔自珍的啟蒙有關。譚嗣同以佛學理論為基礎寫《仁學》，呼籲衝決封建社會的羅網，就明顯受到龔自珍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