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抗戰救國中的那些僧人那些事兒

僧伽為國民一份子,護國救世為佛教之本職,自不能置身事外。民國二十年(1931)「九一八」,瀋陽事變發生太虛大師首以佛教立場,發表「為瀋陽事件告台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民眾書」,呼籲台灣、朝鮮、日本佛教徒秉承佛訓,起來革日本軍閥政客之命。

民國二十一年,日本又以陸海空侵犯吳淞口,發生「一二八」上海戰爭太虛大師痛心於中、日民族之自相殘殺,乃作「因遼滬事件為中、日策安危」。列舉戰則必致兩敗,和則得相助之益。

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太虛大師痛心兩國民族之自相殘殺,國難教難,日深一日,大師悲感無極,隨即發表「告全日本佛教徒眾」書,又電「全國佛教」:

「茲值我國或東亞或全球大難臨頭,我等均應本佛慈悲:一、懇切修持佛法,以祈禱侵略國止息凶暴,克保人類

二、於政府統一指揮之下,准備奮勇護國。三、練習後防工作,如救護傷兵、收容難民、掩埋死亡、灌輸民眾防空防毒等戰時常識諸法,各各隨宜儘力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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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祥為太虛大師題詞(圖片來源:資料圖)

自此全國進入全面戰爭狀態太虛大師隨政府進入後方,從事長期抗戰護國衛教運動,直至三十四年(1945),日本條件投降,國土重光。

僧伽救護隊之成立

民國廿一年,太虛大師在潮州講「佛法與救國」。佛法以「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及地藏菩薩雲:「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說明佛法為積極救世的精神

民國十二年五月,時日本軍閥又侵犯榆關、熱河,國難日深一日,太虛大師乃於上海永生無線電台,播講「佛教護國」。同年大師諸多信眾弟子普仁(余乃仁)、普勇、普德,商請大師,擬創組「青年佛教護國團」,於是大師乃呼籲「勸全國佛教青年護國團」,定名為「佛教青年護國團」,根據佛教護國原理,團結全國佛教青年,實行護國工作。其主要則為從軍抗戰,部份則捐助,及組救護隊、慰勞隊、運輸隊等,這是日後佛教救護隊的先聲。

二十五年,中央訓練總監部,令各地僧侶,編入壯丁隊受軍訓。這時,僧伽應否服國民兵役問題,頗為各方所爭論。僧伽既屬國民一份子,自有服國民兵役義務,唯僧伽既然已經出家,奉行佛陀慈悲教義,要其赴前線殺敵,顯又違背佛教教義,況救國之道,不限於一端。太虛大師又上電二中全會,並函請訓練總監部杜(如心)教育處長,轉呈唐(生智)總監,請一律改僧尼為救護隊訓練,以符佛教宗旨。嗣得杜氏覆函,得以四項變通辦法辦理,茲錄杜處長原函於下:

太虛法師道鑒:昨奉大函,敬悉一是。關於僧道受訓一事,本部業經顧慮事實,縝密研討,規定變通辦法四點如下:

(一)僧道受訓得單獨組織

(二)訓練服裝,得用原有之短僧服。

(三)前兩項如認為無須而願照一般在俗參加者,亦聽。

(四)僧道受訓後之編組,不列入戰鬥部隊。

以上四點,與尊兄雖稍有出入,而遷就事實之用心,已無二致。法師領袖全國佛教,尚希善為倡導,樹之楷模,務使全國僧眾,對茲非常時期管教養衛之訓練與義務,不甘後人,是所幸甚。端此奉復。順頌道安。杜心如謹啟。七、二十二。」

自此,全國各省縣市佛教僧侶,紛紛組設僧侶救護訓練班,蘇、浙、皖、上海南京,首先實行。

佛教僧侶訓練,則以江浙為最多,訓練課目,則有擔架訓練、救護訓練,包紮訓練、醫學常識訓練、軍事基本動作,及班教練、連教練,最後亦有操槍訓練等課目。服裝仍著僧裝,唯屬短裝。學課方面,則有三民主義、公民政治思想等。每班訓練時間,約一個半月;所需伙食費用,均由受訓學員自己負擔,每人五元,不夠的數目,則由大寺院津貼。訓練教官,均由縣政府委派,不領薪金,僅供其伙食而已。

訓練時間雖屬很短,但七七事變後,上海戰事爆發後,上海市、江蘇以及武漢各地救護訓練,確也發生很大的作用。舉其要者:則有「上海僧伽救護隊」、「重慶僧伽救護隊」、「湖南佛教戰地掩埋隊」、「鎮江佛學院僧眾宣傳隊」、「重慶佛教徒訪問團」、「湖南佛教抗敵後援會」,以及「成都佛教僧侶救護隊」等組織。就中以「上海僧侶救護隊」、及「陪都僧侶救護隊」,都嘗參加實際救護工作,而服務時間也較長,成績也最佳,嘗獲最高當局傳令嘉獎,其它救護隊以身邊數據不足,無法詳述。就中最顯著者,簡述於次:

上海僧侶救護隊

「八一三」上海戰爭爆發,全國進入戰爭狀態,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號召下,中國佛教僧眾,同屬國民一份子,自不能置身事外,何況佛教救人救世為懷,於是上海佛教慈善團體,首先組織僧侶救護隊」全體人員一共一百二十人,由宏月法師領隊,內分三大隊、分隊長、隊附、隊員,全由僧侶擔任。分隊以上有總務、隊務、救護三組,各組長、幹事和分隊長,均由上海慈聯會函聘。

隊員中多屬佛教知識分子,對國難當頭,人人抱有「我不地獄,誰入地獄」的壯烈意志,所以在日軍飛機烽火彈雨中,他們所表現的那種大力、大勇無畏搶救傷員的精神,至足感人。當時上海中外輿論,以「戰神之敵」四字贊揚他們。滬戰三個月中,他們造成了驚人的成績

根據慈聯會二十七報告書,救護吳淞、大場、瀏行一帶戰地負傷將士,及租界難民,有八千二百七十二人,當上海撤退時,因為傷員太多,無法收容,尚有楓林橋地方三百多傷員,並在牛庄路創辦一所「佛教醫院」,安置這三百多位壯士。第二天,整個南市一帶地區,全被日寇佔領。於是,救護工作,從戰場移轉到病房,全體隊員,都充當看護,將醫好的將士,又一個一個設法送往後方歸隊,使他們繼續殺敵。這時,僧侶們又做了一件事,在佛教醫院中,舉行了一個大規模的「超渡陣亡將士法會」,以慰為國犧牲者的英靈。

僧伽救護隊」副隊長宏明法師,原籍安徽,那時不到四十。在俗時,原屬軍人,曾任團長,俗名楊超,出家後一年,任南京香林寺住持。「七七」事變,上海慈聯會有防護隊的組織計劃,屈映光先生認識宏明法師,乃由慈聯會聘為防護隊副隊長,後經宏明建議,乃改「防護」為「救護」二字,正式組織僧伽救護隊」。在淞滬戰場實施救護工作個月,由於我軍轉移新陣地,僧伽救護隊,也就隨軍後撤,沿長江步行到漢口,預備集中漢口,並擬分派一隊到徐州前線工作

那知,僧伽救護隊宏明法師,到漢口後,本想再接再厲,集合漢口僧伽訓練,再辦一所「佛教醫院」,就因此遭人誣陷,竟被關了三個月,雖說是非已經澄清,原屬「莫須有」的罪嫌,但宏明遭此打擊,也就心灰意冷,不願繼續領導僧侶救護隊,於是迫不得已,而宣告解散。於是一部份隊員,分赴西安投入心道法師主持的「戰地流動服務隊」,一部份轉赴四川漢藏教理院讀書,還有一部份傷心過度的隊員回到他的小廟去。另一部份經不起打擊,懷著滿腔悲憤的隊員,咬著牙脫去袈裟跑到陝北抗日大學去了。宏明法師便到河南少林寺,面壁閉關,未幾,又聞宏明發瘋而死的消息。宏明的一條命,可算為抗戰而犧牲,而上海僧伽救護隊,從此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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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僧侶救護隊開赴前線服務(圖片來源:資料圖)

陪都僧伽救護隊

上海撤退後,抗戰進入第二期。「陪都僧伽救護隊」是繼「上海僧伽救護隊」之後所成立的佛教徒救護工作隊。

領導這一個隊伍的,原屬「上海僧伽救護隊」的總幹事悲觀法師,其原籍湖北。「上海僧伽救護隊」在漢口解散之後,他經湖南,乃於二十九年,奔到重慶,下榻獅子山寺,該寺住有一百多僧眾。於是他計劃將該寺住眾,組成僧伽救護隊,遇有空襲時,便可出去救護。商得該寺住持覺道和尚及全體僧眾同意後,便很快得到政府許可,組成「陪都僧伽救護隊」。總隊長由覺道和尚擔任,隊長悲觀法師擔任並負實際救護責任,由政府發給新擔架三十副,葯品器材全套,及籌備費六百元。在寺僧中選拔了七十名少壯力強的僧侶,編為四個分隊。寺中職事,任分隊長,總隊長為對內對外的中心,不設其它部門。全體職員,全由僧侶擔任,乃於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正式成立。

在成立典禮大會的那一天,到有黨、政、軍、警、憲、機關、民眾團體、各學校、三民主義青年團、各佛教團體代表,暨報社記者,不下三百餘人,可謂盛況空前。三民主義青年團兩岸分團,特製送「同赴國難」錦旗,各報特以「脫了袈裟換戰袍」標題發表新聞,喚起社會群眾注意。

該隊成立後,即開始醫護、軍事、政治常識、擔架、包紮等訓練,並經「空襲救濟聯合辦事處」,指定擔任兩岸一帶地區救護工作。如果重慶、江北,這兩處遇有敵機轟炸,必要時,臨時聽候聯辦處的命令再出動。因有這種限制,雖看見敵機轟炸重慶,亦不敢違抗命令前往救護江北受災難民,使得該隊英雄無用武之地,直到六月十二日,敵機又大批前來狂炸江北一帶,眼看無數瓦屋,頓成火山,聽到那邊災胞呼救的音聲,既不待警報解除,也不待命令,悲觀法師率領救護隊奮勇渡江,而敵機一批又一批在頭頂飛來去轟炸,他們在敵機飛過,馬上尋到那些受害的同胞,先將其包紮,然後喂以藥水,馬上抬到臨時救傷站,填了傷單,等到警報解除,才見到其它救護同志來。這次,該隊總共救了一百二十三人,輕傷二十人,其餘都是重傷。由於這次成績良好,獲得各方好評。第二天,敵機又來重慶狂炸,該隊仍不待警報解除奔往施救,一連幾天都是走在人前,踏著火路,展開救護工作,不管道路遠近,都要完成任務。於是各大小報,都競載「僧侶救護隊」消息,新民報並冠以「僧侶英雄四字,加以贊揚!

蔣委員長於中央紀念周席上講話,也對僧侶救護隊,表示嘉許。他說:「在此次空襲期間,除空軍人員能忠勇奮發確實達成他們的任務之外,其它黨、政、軍、警、青年團,和社會各方服務隊,以及僧伽救護隊,大都皆能發揮忠勇犧牲精神,盡到本身職務和義務這是本席非常安慰的一點……」

由於七月九日空襲,該隊搶救難胞工作成績卓著,蔣委員長特頒給銀質獎章三十六枚,獎勵該隊出力人員。該隊先後出動搶救傷員不下二十餘次,救出輕傷男女共達三千餘人。空襲聯合辦事處總幹事黃伯度先生,也代表代表委員世英先生慰問該隊,並贈送草鞋、毛巾、萬金油等物品,以示慰勞之意。並允許以後遇敵機來犯,該隊可自由前往救護,不限制區域。

社會部,以及社會各方對僧侶救護隊,歷次參加服務,表現得非常良好,深深加以好評,都主張擴大僧侶救護隊組織,使全市僧眾都有國家社會服務機會。於是社會部指定覺道、登一、昌仙、續乘、本先、本立、悲觀七人為籌備員,並指定悲觀為籌備主任,成立「重慶市僧侶服務隊」。

各地僧伽救護工作之實施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華北首當其沖,抗日戰爭日漸擴大,愈演愈烈,傷者亡者,充塞路途,災區遍達數千里難民數百萬眾,華北各佛教寺院,先後成立醫院,救護團,暨難民收容所,從事救濟工作,茲就當時調所得,分志於後:

一、廣化寺,該寺全體僧眾及各界善信,發起組織傷兵醫院一所,於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開辦,除醫士聘請外界充任外,其餘一切看護勤務膳宿等項,俱由比丘充任辦理。共收容傷兵五百餘人,組織完善。後經治癒出院者甚眾,曾有開辦經費收據清單,函請海刊登載公布(海刊即「海潮音」月刊)。

二、柏林寺,該寺成立一兵民治傷醫院,內有僧伽數人,頗善岐黃,亦加入診治。該寺地址寬敞空氣流通,部署除照普通醫院組織外,並特別添設慰問祈禱隊,派有若干比丘,時時向各受傷兵民,加以安慰;或講說我佛犧牲救世精神,使聽者愉快,安心調養,朝晚定課,祈禱國難和平,及全體受傷兵民迴向。先後入該寺治療者,達數百餘人。

三、拈花寺,住持金朗和尚,就該寺設婦孺收容所,專救護熱河,灤東一帶逃難來之婦孺,內部組織,規模宏大,先後收容婦孺數以千計。

四、廣濟寺,住持現明和尚,平日對於慈善公益各事,非常熱心,特就該寺啟建法華道場四十九日,延請戒行精嚴者數十人,逐日諷誦大乘經典,禮懺拜願,為戰區死者超渡生者祈禱,並組織一救護隊,由該寺青年,挑選成立,出發赴前線,參加各地救濟團體,從事救護工作

五、此外華北居士林,由林長鬍子笏居士提倡,推舉男女居士多人,至各醫院為招待或看護員,補助臨時各種工作,兼調查各醫院實施需要及所缺物品,逐日報告,以便設法補充,裨得普遍迅速之救護。

六、以上所舉都見「海刊」十四、七「通訊」。這是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三年華北間的事。及至「八一三」上海戰事發生後,京滬各佛教寺廟團體,對救護傷兵與難民亦不讓於任何地區。或以寺廟掩護官兵,或以個人蔘加救亡工作,為國家效勞,亦復不少。最顯著者:則有

(一)鎮江焦山寺,掩護該山炮台官兵未及撤退者數十名,一律改僧裝,混住寺僧中,住寺半年有奇,終於脫離險境

(二)南京棲霞山寺掩護官兵數以萬計,挾在難民中,予以救濟,廖耀湘將軍,即其中之一。

(三)當陽玉泉山,在宜昌淪陷後,該山全寺僧侶激於義勇,自動動員給濟游擊隊,打擊敵人,後被日寇發覺,派大批武力圍攻,將該寺老少僧侶三十七人捕捉,用機槍射死,並將廟宇焚燒。

(四)江西省一群比丘,在保衛大武漢之時,因抱義憤,脫去袈裟,奔上火線,為抗戰將士服務。

(五)長沙初次會戰時,有僧名理妙者,因參加地下工作,深入敵後,刺探日寇情報,遭日寇逮捕,剜去兩眼,割去兩耳和舌根,後剖開肚皮,活活戮死。

(六)杭州香國寺某僧,因供給游擊隊情報,被日寇捕去,用警犬咬死。

(七)滬戰爆發,上海比丘尼眾,聯合為前線將士縫製征衣。

(八)上海淪陷後,西門市關帝廟開辦施粥廠,並施寒衣,由范成和尚負責,直至勝利後始止,全活難民無數。

(九)廣東南華寺全體僧眾,抗戰發生後,每以絕食一日捐獻給國家,從未間斷。

(十)京滬撤退,江南大批難民,均逃至蘇北泰州,即由地方仕紳聯絡上海慈善團體,於各寺廟成立難民收容所,共收難民三、四萬眾,由二十六年直至二十八年始陸續返回江南

(十一)佛教團體或個人對國家獻金,或幫助勸募公債。江蘇各大叢林寺院若金焦二山、天寧,寶華,在抗戰時期,都承擔巨額公債。以及甘肅省酒、安、敦、玉、金、鼎、高七縣佛教會發動「佛教號」飛機運動,凡此種種,佛教僧眾於抗戰救國,無論為精神上,或物質上,都表現出「救國不讓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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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僧侶進行軍事訓練(圖片來源:資料圖)

恆海和尚領導的抗日游擊隊

在此須要補述者,那就江蘇宜興龍池山恆海和尚領導遊擊隊,在蘇錫常宜地區,不斷打擊日寇,終於被日寇派大軍掃盪洞庭山,馬鞍山,逼得恆海和尚糧絕援絕,壯烈成仁!茲為懷念這位壯烈抗日僧侶英雄起見,特將其傳記錄後,以供日後治史者參考:

釋恆海,名清華,一字空生,河北淶水人,俗姓閻,年十二,家人罹義和團難,泣奔數百里,往依其姑母,繼思有以捍衛國家,乃考入保定軍官學校。清鼎革後,應孫中山先生之召,在淮北成立革命軍,提升為旅長。民四年,袁世凱竊國,棄官走宜興,露宿野餐,為寂照寺僧止之於寺。由所得識磬山方丈宗鑒,旋依之剃度,住磬山外寮。時月霞老法師講法華,往聽有得,緘默不言有三年,嗣掩關三儒嶺某小庵。民十年,應龍池山澄光寺悟深方丈之請,出任監院。彼至寺,謂諸僧曰:「方外人不耕不織,為世所譏,本山曠地千畝,當可發揮我等勞力,為之造林。」乃率眾僧分區種植,不數年而茂林修竹掩映山間,游宜興者,莫不知有龍池恆海也。民十三年,悟深退職,繼任澄光寺方丈。旋江浙戰起,閭里騷然,時白寶山將軍宜興,念其為故交,多方愛護,地方賴安,僧俗感戴,居民每有糾葛,請其判曲直,莫不悅服。間有黠者銜恨,每思一報為快,設計陷害,終不得逞。天寧寺與澄光寺法系深遠,因被推為天寧寺西堂首座,旋由善信護持,贖回寺產,重加修整。民二十五年,首都警備司令部某職員捲款潛逃,首長誤信術者讕言,派員微服至天寧寺搜索,寺僧婉拒攖怨,遂捕監院欽鋒及西堂職司學淵以去。因入都謁司令,為門者所拒,無結果,折返鎮江,謁江蘇省政府委員王柏齡居士,痛陳經過及寃獄。經王柏齡親自調查屬實,乃電首都警備司令部將所捕二僧釋放,其不畏淫威之節操如此。王柏齡居士因此對之極為欽佩,以江蘇叢林規律久弛,堅請其主持揚州重寧寺。重寧寺破瓦頹垣,得其籌款贖回寺產,百廢俱興。眾方為重寧寺慶,民二十六年,日軍近迫淞滬,繼之蘇常淪陷,迫及宜興,聞訊馳返龍池山,集僧俗千餘,課以軍制,適有軍官謝生標避難玉山,乃推之為游擊司令,對抗日軍,屢挫凶鋒,屯溪廣德等處之免於日寇蹂躪者,實龍池山之力也。後有事於洞庭山,應當地游擊隊首領田龍文約會於山南,載以輕舟,一去不返。死於日寇,或死於亂民,終不得而聞也。

這是直接參加抗戰行列犧牲的一位僧寶。

太虛組織佛教訪問團出國宣傳訪問

佛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不特為漢、滿,蒙,藏四大民族所共信,並為東亞,南亞多數民族信仰的中心,日本軍閥企圖獨霸亞洲,對東南亞佛化民族,作虛偽的宣傳──說中國崇信西洋耶穌教及實行共產主義,日本為維護佛教,乃向中國進軍。中央政府對日寇虛偽宣傳,亦頗為重視。

佛教訪問團,先有謝健等提案於參議會,海刊亦有應從速組織佛教訪問團之時論。由於西南佛化民族對我國抗戰前途日漸關切,終獲朝野重視,由政府函聘太虛大師為訪問團團長,撥予經費,以佛教徒自動組織名義而成立,太虛大師組織佛教訪問團,出國宣傳訪問,乃率團員葦舫、惟幻、慈航、陳完謨(翻譯),侍者王永良,於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出國訪問。

太虛大師循滇緬路出國,第一站緬甸,訪問緬甸第一上座(八十八歲)阿闍陀耶,並出席仰光佛學會與佛學青年會之聯合講演會,講「中國佛教青年」,並與緬甸內閣總理答茂尊敘談,又應緬甸佛教會、崇聖會,佛學青年會請,於市政府講演「佛教的國際運動」。

太虛大師乃於二十九年一月九日率團員葦舫、慈航、惟幻、侍者王永良,登輪赴印度,經二日海行,於十一日抵達加爾各答。太虛大師除朝禮佛教聖地,並訪問國際大學,出席國際大學歡迎會,八十高齡之泰戈爾,親臨主持,旋赴具勒納斯國民大會主席普拉卡沙之歡迎會,尼赫魯來會,並與尼氏晤談。大師又應甘地電邀,赴西恭,晤甘地

太虛大師後赴錫蘭訪問,經南洋星加坡、馬來亞、河內,歷經五月,至二十九年五月二日始由河內回到重慶。

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

這是二十九年十月,繼佛教訪問團後組織,由悲觀法師率領團員四人,步行到緬甸宣傳抗日政策。其動機亦因日寇第五縱隊在印度緬甸泰國,各佛國,作虛偽的宣傳。日寇說:「中國政府,是共產的政府,是耶穌教政府,摧殘佛教,我們日本佛教盟主國,為了保護東亞的佛教,所以同中國作戰,這種戰爭就是佛教耶穌教的戰爭,是聖戰。」

由於日寇在國際上這種荒謬的宣傳,實有揭穿的必要,於是集合昌林、覺華、能仁等組織一個「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並經呈報中央社會部、宣傳部,國際宣傳處核准成立。是年十一月十一日,自重慶,經昆明,由滇緬公路,步行至緬甸。雖說是奉命出國,並未向政府領受津貼。所有草鞋、錢,都屬自備,其苦幹的魄力值得欽佩。

緬甸是個佛化民族,全國人民完全信仰佛教,同時對於代表佛教僧侶,也是絕對信仰,凡是僧侶講的話,絕不懷疑的。所以該隊到仰光後,即對緬甸人民展開宣傳工作,把日寇轟炸中國各地寺廟以及其它種種暴行的證據,用中、英、緬文印了一本特刊,散發給他們看,使他們對日寇口是心非,荒謬的宣傳有所了解。這一本特刊,散發以後,不幾天,接到全緬甸佛教徒及信眾寫來響應的信,不下數十件。並對中國佛教處境表示三點意見:(一)對日寇侵略中國摧殘佛寺表示憤慨。(二)認為中國政府不能採取有效的方法保護佛教而為中國佛教前途躭憂。(三)中緬佛教徒應當要合作。

該隊原來計劃,由緬甸暹羅,再赴印度等地去宣傳,那知到了緬甸以後,國際環境有了很大變化,日暹勾結的陰謀,業經暴露,前往暹羅,似屬無望。即往印度,亦復不易。因英人對華人出入多方留難,即在緬甸境內,亦復不許隨便行動。所幸,緬甸人民,不論是政府官員,或是華僑,對佛教僧侶極為恭敬,不論遇到任何困難,他們都樂意幫助,所以該隊能在緬甸各地宣傳,先後達八個月之久,實賴旅緬僑胞及緬甸教友協助。該隊最成功的一次宣傳,那就是在緬甸華僑精神總動員委員會,發表演說,以「多難興邦」為題,他說

「……抗戰以來,日本僧人夾在部隊裡面(每聯隊至少有三五個日本和尚),唆使寇軍屠殺我國佛教僧眾姦淫佛教女尼,用飛機大炮轟炸我佛教寺院。由此種種暴行看來,日本自命為佛教國的說話,完全是虛偽的,是利用佛教美名,作侵略之實,用佛教帽子,掩護他殺人的面目。我們中國為了維護世界人類永久安寧秩序,為了保持我中國領土完整與萬世子孫自由幸福,為了拯救日本全國人民,所以起來抗戰,打倒日本軍閥。」當晚仰光各華文報,大為宣揚。

由於悲觀法師慷慨激昂的陳詞揭穿了日寇殘暴的罪行,引起日寇第五縱隊的忌恨,竟欲對該隊加以報復,但該隊人員並不因此畏卻,而停止對日寇暴行檢舉,因此獲得緬甸輿論不斷好評。民國三十年六月間,日本舉行東亞佛教大會,日寇本欲陰謀誘致緬僧赴日觀光,參加他們東亞佛教大會的企圖,因為該隊宣傳的結果,緬甸佛教大眾窺破日人陰謀,加以拒絕。

該隊出國宣傳,在緬甸與日寇第五縱隊奮鬥了八個月,獲得國際佛教熱烈的同情與擁護,終於三十年七月間回到重慶,向各界及有關方面報告在緬工作經過。

參加遠征軍服務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政府又發動駐印軍運輸隊時,號召青年參加出國服務,陪都僧侶救護隊領隊悲觀法師便與獅子方丈商議,認為這是僧伽報效國家又一好機會。首先選拔了兩隊人員(共十二人,就中尚有一位隊員名叫果斌刻在台灣,曾與筆者見過面)即於三十三年元旦,率領這一和尚好漢正式入營,而且每個隊員還立下一個軍令狀,隆重地在佛像前宣誓。

這群遠征和尚入營之後,當局特予優待,特別給他素食的方便。

三十三年五月他們隨著我軍進攻密支那。在這一次戰役中,隊員中有印安等三人,在敵寇無情的炮彈下,或在後方不幸殉職於戰場。這也是他們對國家民族完成了他們的任務,為爭取自由,流下最後的一滴血,也是佛教的光輝。從此這三位和尚,亦將與我軍在印緬之輝煌戰績同垂不朽了,而剩下的隊員,仍在緬甸前方服務。據他們來信說:國軍一日不撤,他們也一日不退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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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界於抗日之貢獻(圖片來源:資料圖)

由上各節看來,在抗戰期中,佛教徒對護國衛教工作,無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或在前方,或在後方,或在國內,或在國外,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號召下,佛教徒所表現積極護國救人精神,可謂「救國不讓人」,足堪稱之而無愧焉。

就中悲觀法師,在抗戰以前,對國家前途非常悲觀,因之自名悲觀。經過八年抗戰,獲得最後勝利後,對國土重光,及國家前途又非常樂觀,故改名樂觀而不悲觀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