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年夏曆七月廿六日，印光大師為料理刻經事，又一次下普陀山去揚州。這次主要是刻印《法華入疏》和木刻版《印光法師文鈔》。七月二十九到達上海，去有正書局打聽高鶴年居士的消息。八月十一日到南京訪同鄉王幼農居士，王居士當時在作賑災方面的事務。第二天劉圓照、魏梅蓀等名士來訪。魏梅蓀把自己的苦惱告訴大師：「佛法某也相信，佛也肯念，師之文鈔也看過，就是吃不來素。」大師開示說：「富貴人習氣難忘，君欲吃素，祈熟讀光《文鈔》中南潯放生池疏，當數數讀，自不能吃肉食矣。」
九月初五，大師由揚州回到上海。友人邀大師去杭州，由杭州再回上海。尤惜陰、張雲雷、丁福保等居士與大師商議，希望大師出面提倡，排印縮小本的《安士全書》，向全國流通，以挽回劫運。大師表示贊同。大家立即分頭行動。尤惜陰居士極力料理，特出廣告，普勸印施。大師計劃打四付紙板，印二三十萬部。讓全國二千四百十一縣主要機關，及軍政要人，都能讀到《安士全書》。尤惜陰的朋友劉木士跟尤惜陰的心願相同，計劃請南洋相識的富商出資助印。一半書歸南洋新加坡、檳榔嶼(菲律賓)、荷蘭施送南洋各島中學校，以《慾海回狂》，作修身教科書。一半於祖國施送，讓大家都能得到道德教育。
關於縮小排印《安士全書》，羅鴻濤居士在《記丁居士談印公法師瑣事》有如下記載：
「丁居士之與印公，最初僅有書函之往返。及其晤面，已在印公發心印行《安土全書》之時。印公以丁居士經營出版業，故以估價排印事相委託。其時物價尚低。印全書一部，需費銀幣一元。及以所估價相告，印公即謂可先印五千部。丁居土駭然。以印公破衣草履，衣單簫條，不似囊有餘蓄者。乃轉告印局，先印一千部。其意以為即使印公不能付此數，則此一千元，由伊獨立供養可耳。然不及五六日，印公又來告，囑增印五千部。丁居士又轉告印局，增印千部。如此者不及一月，印公之印數，已達三五萬部。丁居士怪之，偶訪印公於太平寺。才談數語。有閩人之供職於海軍部者，來見師，志誠頂禮。印公為之稱述《安土全書》之佳妙，謂其有功於世道人心。倘肯附印，功德無量。其人連稱願意。即自懷中出支票簿，立掣票幣一千元以為助。(此數在今日言之，自屬微乎其微。不知若以物價指數計之，其數至少在二千萬元以上矣。)丁居土於此，始知印公感召力之偉大。乃曉然於印公之一印三五萬部，為可能之事。初非有絲毫之誇張存乎其間也。」
大師為人，絲毫不苟取，尤其不敢作欺因瞞果之事。故施主捐贈的錢，一經指定作何用途，決不肯有所更易。而自身之所需，決不分文染指於其間。羅文又記載：
「迨印書告一段落，印公將回普陀。臨行前，往辭丁居士，告以歸期。且請備銀幣二元，以作盤川。丁居士願意供養五元，請其不必歸還。印公不可。僅受二元。且言定於到寺後二三日內，設法匯還。丁居士漫應之。及行期已屆，丁居士忽有事欲與印公面商，乃赴其所乘之輪船，遍尋全船，自大菜間房艙以至統艙，未見其人。其後始於爐子間附近。發見印公，地位既極狹隘，空氣又極燥熱。他人皆望而以為苦，獨印公取其價廉，倨處其間，夷然自得。丁居士匆匆與之商談訖。逐離船而別。後三五日，即接印公來函，並匯還其所借之款。印公之不苟小節，一至於此。是可稱已!又觀其簫然就道。艙位簡陋，又乏侍從。此種作風，除弘公老律師，與相彷彿外。渺難再見。」
大師在上海商議好縮小排印《安士全書》的辦法後，到九月廿四日才回到法雨。回山以後就忙著訂正《安士全書》等事。大師在給高鶴年居士的信中說：「自回山至今，了無閑暇。光訂正《安士全書》，(以縮板有圖，及目次等各項，另行排一樣子。)次則校對《安士全書》。又有揚州《慾海回狂》，《萬善先資》，及《印光文鈔》，並《格言聯璧》等，不時寄來校對，兼復往來信札。夜不能用目，日間直無暇時。幸三寶加被，目尚能成天用，為萬幸事也。末法眾生，多多皆是不知因果。佛經深奧，看亦不能領會，故成今日之現象。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賓士天下，轉凡成聖之大權也。當今之世，不將因果昌明，而欲世道太平，佛法興隆，不可得也。」當然大師也給高居士寄了通告辦法，請他幫忙提倡。
關於《安士全書》的募印情況，大師在給魏梅蓀居士的信中作了介紹：「安士書，已募三萬四千餘部，亦可暫了愚願。季直先生，許於後來從事，實為莫大功德，遲早固無二致也。現今兵禍將作，戰雲彌布。尤惜陰居士，已於直隸、奉天、京、津、魯、汴各報，報告軍界中人，令來函請安士書，以期消滅劫禍。其所任書，原系通交本人施送。幸施省之居士任五千部，自己只要一千，餘四千令隨便結緣。光先欲各省督軍，省長各送一百。唯陝省長任一千，浙督五百，省長一百，不再送，則尚有餘裕。惜陰，以戰禍將作，擬急所急，盡此數處軍界中散。又有惜陰一百，光約五六百，並劉一百，黃二百，及光三四友人，共千餘，亦可湊二千餘部。以此六千餘部，擬為消滅戰禍之具。倘佛天加被，或可於冥冥中為之轉移。縱光無德難感通，亦可減其酷烈。」
總之，當時《安士全書》總共流通了十多萬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