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的耳提面命，開導學人，本來出自經論，流自肺腑，不離因果，不涉虛文。應折伏的，禪宿儒魁，或遭呵斥，就是達官顯宦，絕無寬容。應攝受的，後生末學，沒有拒絕，縱然是農夫仆婦，也給與優容。一種平常心懷，三根普利，情沒有厚薄，只講道理。只是想到衰亂的時代，世風日下，不提倡因果報應，不能夠挽回頹風而正人心。人的根性陋劣，不實行信願念佛，決不能了脫生死而出輪回。所以不分貴賤賢愚，男女老幼，凡是有來請教的，必用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的實事實理，諄諄啟迪，令人深生憬悟，作為立人處世的根基。進一步用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往生西方凈土的坦途要道，教人切實奉行，作為超凡入聖的捷徑。雖然深通宗教，但從不談玄說妙，必定使人人都知道而且能實行，聽到的人都能當下受益，這就是蓮池大師評論辯融老人的話：「這老人可敬處，正是在這裡了。」因為大師平實無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實踐的人士，都樂意親近，致使來請教問道的，也多得難以勝數。並且大師以法為重，以道為尊，名聞利養，不放在心上。民國十一年(大師六十二歲)定海縣的知事陶在東，會稽道的道尹黃涵之，匯集大師的道行，呈請徐大總統，題寫「悟徹圓明」匾額一方，送到普陀山，香花供養，盛極一時。信眾欣喜，大師卻好像不知道。有人詢問，大師回答「虛空樓閣，沒有實德，慚愧不已，榮從哪裡來」等語。當今世道都是爭相浮誇，而淡泊如大師的，實在可以挽既倒的狂瀾，作中流的砥柱，或信道的或俗家的，獲益良多。
大師節儉自己，厚待別人。凡是善信男女，供養香敬，全都代人廣種福田，用於流通經籍，與救濟飢貧，只是權衡輕重，急需要的，就先措施。如民國十五年(大師六十六歲)長安被困，解圍後，就把印文鈔的錢款，急撥三千圓，託人快速寄去振濟。凡是聽到哪裡被災告急，必定盡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民國二十四年(大師七十五歲)陝省大旱，得到王幼農居士的來信告知，就取存摺，叫人快速寄一千圓幫助急振。寄去後，叫德森查帳，折中剩餘的，僅有一百多圓了。而報國寺一切需用，全靠這些錢維持，也不介意。民國二十五年(大師七十六歲)應邀到上海護國息災法會說法時，聽說綏遠災情嚴重，就對眾發表，把當時一千多人歸依求戒等香敬，共計銀洋二千九百多圓，全部捐去，再撥自己原本存有印書的款一千圓作為倡導。後來回到蘇州，眾人在車站迎接，請大師上靈岩寺一觀近年景象。大師還急忙往報國寺，取存摺匯款後，然後才伴眾人登山。大師的導眾救災，感同身受的深心，都是如此。魏梅蓀、王幼農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發起創辦法雲寺放生念佛道場，請大師參加，並且訂定寺規。接著由任心白居士，商請上海的馮夢華、王一亭、姚文敷、關絅之、黃涵之等大居士，在其中開辦佛教慈幼院，全都是仰仗大師的德望，啟人信仰，而得成就。而且對慈幼院的教養赤貧子弟，大師更是極力助成。其中的經費，由大師勸募，以及自己捐助的，為數很大。就是上海市佛教會所辦的慈幼院，大師也極力贊勷。至於法施，就是自己印送安士全書以來，以及創辦弘化社，二十多年，所印各種書，不下四五百萬部，佛像也在百萬多幀，法化的弘大，也是影響中外。綜觀大師的一言一行，無非是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使賢才輩出，福國利民。而他的自奉，只是充饑就可以了，不求適合口味。衣服能禦寒就可以了，厭棄美麗。有供養珍美衣食，不是推卻而不接受，就是轉送他人。如果是普通物品，就讓人持交庫房，使大眾共享，決不自用。這雖是細行，也足夠成為末世佛子的楷模了啊。
大師的維護法門，功難思議。其中最重要的，如前次歐戰時，政府有遷移德僑駐到普陀山的打算。大師恐怕這樣有礙大眾清修，特意寫信囑咐陳錫周居士，轉託重要人物疏通，那事應該避免了。民國十一年(大師六十二歲)江蘇義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呈請省府借寺廟作校舍。定海知事陶在東，寫信請大師挽救。大師就寫信請王幼農、魏梅蓀二居士想辦法，並派妙蓮和尚奔走，於是得到當局的明令保護。民國十六年(大師六十七歲)政局剛變更，寺產毫無保障，幾乎伏藏滅教的禍，而普陀山首當其沖。由於大師捨命力爭，才得到苟延殘喘。還有某君長內政，數次提起廟產興學的倡議，竟然導致全國的信眾，驚惶無措。幸好大師與諦老在上海，能匯集熱心護法居士們的計議，先疏通某君，然後派代表請願，那倡議就沒有實行。直到某君要退休，又頒布驅僧奪產的條例，期望依次第剝奪，達到滅教的目的。幸虧條例公布，某君就交卸權力，趙次隴部長接任，大師特別寫信去設法，於是無形取銷，接著囑咐焦易堂居士等鼎力斡旋，才將條例修正，僧侶能夠暫時安穩。民國二十二三年(大師七十三四歲)安徽阜陽古剎資福寺，唐朝尉遲敬德建造供奉的三佛存留，全寺被學校佔據。山西五台碧山寺廣濟茅篷，橫遭厄運。兩件事都涉及打官司，當權的人偏聽一面之辭，二座寺幾乎廢滅。於是各自得到大師的一封信，忽然扭轉視聽。廣濟寺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遠安心辦道的基礎。資福寺也從此保全，漸漸中興。民國二十四年(大師七十五歲)全國教育會議，某教育廳長提議全國寺產作教育基金，全國寺廟改為學校。會議決定後，呈請內政部、大學院備案，報端揭露，大家震驚。當時由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法師，以及常務理事大悲明道等法師，關黃屈等居士們，共同到報國寺叩關請示。大師用衛教相勉，以及指示辦法。然後返回上海開會，選舉代表，入京城請願。靠著大師的光照，教難就解除了。江西廟產，從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大師七十六歲)四年之內，發生了三次大風波，幾乎有滅盡無遺的趨勢。雖然由德森多年呼籲，力竭聲嘶，中國佛教會，也多次設法，最終得到大師的慈光加被，感動大護法們，群起營救 ，一一達到美滿結果，仍保安全。這是其中比較大的，其他小節，在一封信或幾句話之下，消除劫難，解除禍胎，那是隨時隨處，都有發生，不勝枚舉。不是大師的道德，能夠上感龍天，下服群情，怎麼能如此?
大師的無緣慈悲，教化涉及到囹圄，以及異類。民國十一二年，應定海縣陶知事的邀請，物色講師，到監獄宣講，就推薦智德法師去應聘。大師讓他宣講《安士全書》等，關於因果報應，凈土法門各要旨，獄囚也多有受到感化。後來上海的王一亭、沈惺叔等居士，發起江蘇監獄感化會，聘請大師為名譽會長。講師鄧朴君、戚則周(就是明道師在俗的姓名)、喬恂如等居士，都是大師的歸依弟子。由大師開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以及注重因果，提倡凈土，作為講演的要目。而獄官監犯，因此改過遷善，歸心大法，吃素念佛的，也大有人在。對於異類啊，民國十九年(大師七十歲)二月，大師從上海太平寺，到蘇州報國寺，鋪蓋衣箱，附帶來的臭虱極多。孳生繁衍，導致關房會客窗口與窗外的桌上，在夏秋之間，都常見臭虱往來。有弟子想到大師年老，受不了煩擾，屢次請求進去代為收拾，大師都嚴峻拒絕不許，並且說：「這隻怪自己沒有道德。古代高僧，不耐臭虱的煩擾，就告訴它說：『畜生，你來當差，就遷你單。』虱就相率而去。我現今修持不力，沒有這樣的感應，還說什麼呢?」泰然處之，始終不介意。到了民國二十二年(大師七十三歲)臭虱忽然絕跡，大師也不對別人說。當時接近端午，德森想起來問大師，回答說：「沒有了。」德森以為大師年老眼花，所以一再堅請入內檢查，發現確實已經凈盡，沒有一點蹤跡，大概也是被大師遷單去了。大師在修凈課外，常持大悲咒加持水米，用來賜給無法醫治的危重病人，就有奇效。有一天，報國寺藏經樓發現無數白蟻，大師在山上聽說，賜大悲水讓人去灑，白蟻從此絕跡，這是民國二十七年夏天的事啊。大師的法力神應，大概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