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凱法師
舍利是梵文sarira的音譯，意譯為體、身、身骨、遺身。通常是指佛陀之遺骨，稱為佛骨、佛舍利；後來，亦指高僧死後焚燒所遺留下之堅固骨頭。安置佛舍利的寶塔，稱為舍利塔；安置佛舍利之瓶，稱為舍利瓶；供養佛舍利之法會，則稱為舍利會。在早期佛教的無像時代，崇拜舍利和佛塔是佛教徒信仰的主要形式之一；而且，隨著繞塔、禮拜、供養舍利等功德思想的流行，舍利信仰迅速發展。
佛陀舍利的傳播，與佛陀入涅槃後，八國分配佛舍利有關。依據《長阿含經》卷四《遊行經》記載：佛陀荼毗後，波婆國的末羅民眾想分得舍利，在本土起塔供養，於是准備四種兵到拘屍城，派遣使者請求分舍利。但是，拘屍王謂認為世尊在他的國家滅度，國內之士民應當自己供養，於是拒絕分舍利。同時，遮羅頗國的諸跋離人、羅摩伽國的拘利人、毗留提國的婆羅門、迦毗羅衛國的釋種人、毗舍離國的離車人及摩揭陀國阿闍世王也各自准備四種兵進渡恆水。大家商議後，准備由香姓婆羅門來分配舍利，拘屍王也以同理由拒分舍利。諸王聽後，想執干戈以盡力爭取，香姓婆羅門告訴諸王不可以這樣做，於是八分舍利與八國，八國皆得舍利而歸，各自起塔供養。
八分舍利後，到了阿育王時代，阿育王王開啟羅摩伽國以外的七個塔，取其舍利盛於八萬四千寶篋中，建立八萬四千寶塔。根據巴利文《大史》記載，阿育王的兒子摩哂陀到錫蘭弘揚佛教，天愛帝須王就向阿育王請求舍利，並且以極莊嚴的儀式迎請。另外，根據《高僧法顯傳》「師子國(錫蘭)條」記載，該國王城中有佛齒精舍。《大唐西域記》卷十一也有相同的記載，僧伽婆羅國(錫蘭)王宮之側有佛牙精舍。
印度西域地方也盛行供養佛舍利，如《法顯傳》記載，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大唐西域記》卷一「迦畢試國條」記載，該國有龍王所建的窣堵波，其中供奉如來的骨肉舍利；在王城西北之大河南岸有舊王伽藍，其中供奉如來頂骨一片。又根據《大唐西域記》卷十二記載，玄奘歸國時攜回如來舍利150粒。 《宋高僧傳》卷一則記載，唐代義凈歸國時攜回舍利300粒。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舍利信仰曾經是構成中古的政治、社會圖像中重要的成份之一。佛教傳入中國之初，僧人便開始用舍利的奇跡示現，來說服帝王信服。《高僧傳》記載，康僧會來到建業，孫權認為漢明帝當時夢見神為佛，並不可信，便召見康僧會，康僧會說：「如來遷跡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於是，孫權便要求康僧會以能得到舍利而有靈驗，便為他造塔立寺；若不能的話，就要依法加以處罰。康僧會在一間靜室里，潔齋祈禱，經過二十一天，竟然以他的至誠，而有舍利出現在他准備好的銅瓶內。這種奇跡說服了孫權，因此建塔立寺，稱為「建初寺」。
中國佛教的舍利信仰，其來源於阿育王舍利塔的建造。在劉宋宗炳(375－443)《明佛論》中，提到山東臨淄、山西蒲阪有阿育王處的遺址。《高僧傳？慧達傳》記載，慧達，俗名劉薩訶，遵師父教誨，前往南方覓阿育王塔像。慧達至建康長干寺，見寺院塔剎放出奇異光芒，挖掘塔下，發現了鐵函、銀函、金函相套，金函中有三個舍利、爪甲和頭發，當時人認為這是阿育王所起八萬四千寶塔之一。於是，在原來塔側，再建一個新塔瘞藏舍利。《魏書？釋老志》記載：
於後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藏、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跡焉。
後來，阿育王佛舍利塔逐漸增多，《廣弘明集》卷十五列舉17塔，《集神州感通錄》列有19塔。《法苑珠林》增加到21所。但是，這些阿育王佛舍利塔於今唯存會稽鄮縣塔(在今浙江寧波阿育王寺)。
依目前文獻來看，最早的舍利崇拜是北魏孝文帝時代。1964年，河北省定縣出土瘞埋舍利的石函，石函蓋的盝頂上刻銘記12行，敘述了造塔的緣起。舍利貯於葫蘆形小玻璃瓶內。石函內置有專用來揀取捨利的銅匙、銅鑷；還有由玻璃、瑪瑙、水晶、珍珠、珊瑚、紅寶石組成的串飾和銅錢、波斯銀幣，這些是被當作所謂「七寶」和舍利一塊瘞埋的；其他如金銀耳墜、鐲子、戒指、釵環等物是作為財寶施入的。至於印章、銅鏃、殘銅鏡片等，則是人們按照當時墓葬的隨葬習俗舍入的。可知這是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所修建的一座五層佛塔的舍利塔其下埋藏物。
中國佛教舍利信仰的興盛，始於梁武帝。梁武帝的政教結合與阿育王的一生思想、行為十分相似。梁武帝於天監十一年(512)敕令扶南國人僧伽婆羅重譯《阿育王經》，於是在梁武帝晚年出現崇拜阿育王佛舍利塔的行為。《梁書？扶南國傳》記載：「(大同)二年(536)，改造會稽鄮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台，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訶所得也。」 大同三年(537)八月，梁武帝下令改造建康阿育王寺塔，從塔基發掘出佛舍利和爪發，舉辦了無礙大會，並且赦免天下所有罪犯。梁武帝《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舍利佛發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下，一日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焉。乘輿幸長干寺，設無礙法喜食。詔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恆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歡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有困窮，遂臻斯濫。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雲乎，與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現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說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因時布德，允協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廣弘明集》的「大同四年」應為三年，是大同三年(537)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梁武帝還將一粒舍利請入皇宮中供養，於九月五日，命令太子王侯百官一起恭迎舍利，共有數十萬人蔘觀了迎舍利的活動。
大同四年(538)九月十五日，梁武帝設無礙大會，建造兩座佛塔，在金瓶和玉瓶中裝入舍利和佛發爪。舍利供養的法會非常盛大，王侯百姓所施捨的財富堆積如山。皇太子蕭綱捐錢一百萬，共襄勝舉，並呈上《奉阿育王寺錢啟》：
臣諱言：臣聞八國同祈，事高於法本；七區皆蘊，理備於湧泉。故牙床白傘，無因不睹；金瓶寶函，有緣斯出。伏惟陛下，懸天鏡於域中，運大權於宇內。三有均夢，則臨之以慧日；百葯同枯，則潤之以慈雨。動寂非己，行住因物，無能名矣，臣何得而稱焉。故以昭光赤書，賤前史之為瑞；珥芝景玉，嗤往代之為珍。難遇者乃如來真形舍利，昭景寶瓶，浮光德水，如觀鉤鎖，似見龍珠。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值斯希有。天人頂戴，遐邇歸心。伏聞阿育王寺方須莊嚴，施巨萬金，檀豐十藏。寶陳河府，泉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廈方構；羅漢引繩，高塔將表。不勝喜抃，謹上錢一百萬。雖誠等散花，心符不盡，而微均渧瀝，陋甚鄰空，輕以塵聞，伏啟悚汗。謹啟。
大同五年(539)，梁武帝又遣雲寶至扶南國迎請佛發。大同十一年(545)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梁武帝於寺發《般若經》題，當晚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制寺大功德碑文。
梁武帝在大同二年、三年、四年乃至十一年，耗費大量的金錢改造阿育王寺，舉行無礙大法會，表揚阿育王的事跡，以及佛舍利的殊勝奇跡，並大赦天下。所以，梁武帝的舍利信仰是在強調自己的「金輪王」統治「佛教國家」的理想。
在朝代更替之際，佛舍利亦做為一種政權合理化的手段；同時，政權的推動，亦促進舍利信仰的流行。在梁陳的朝代更替中，陳武帝陳霸先(503－559)便利用佛牙，把自己受禪讓革命正當化，看作是一種瑞兆。
陳武帝所供養的佛牙，是法獻在於闐獲得。佛陀入滅荼毗後，遺留在人間總共有4顆牙齒。《高僧傳？法獻傳》記載：法獻受到東晉高僧法顯、智猛西遊印度禮佛求法的影響，從小就立志要捨身西行觀聖跡。劉宋元徽三年(475)年，法獻從建康出發，一路上風餐露宿，忍飢挨凍，越過荒原，橫穿沙漠，走到了於闐(今新疆於田縣)，由於道路受阻，不得不停止西行。在返回途經芮芮(古國名，即柔然，在今鄂爾渾河和土拉河流域一帶)時，竟意外地得到了一顆舍利。據說這顆牙原在烏纏國(古國名，今印度奧里薩邦北部一帶)，後傳到芮芮。法獻手捧舍利，如獲至寶，心想這次西行雖未能到達聖地，但能得佛牙，也算不虛此行了。他將佛牙帶回建康，秘不示人，達15年之久。法獻臨死前，才將舍利獻出，置於上定林寺舍利閣，廣受四方佛徒朝拜。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正月的一個夜晚，忽有一夥窮凶極惡強人，明火執杖，以搜尋家奴為借口，強行敲開上定林寺門，闖入舍利閣，將舍利搶掠而去，舍利一時下落不明。清代陳作霖在《南朝佛寺志》說：「今讀《陳書？高祖本紀》，乃知取佛牙者即陳武帝。其日，慶雲寺慧興者托辭也。」 無論如何，佛牙最後落在陳霸先的手裡。
永定元年(557年)十月，陳武帝宣布找到這顆舍利。《陳書》卷二記載：「庚辰，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高祖親出闕前禮拜。」 陳霸先繼承著崇事佛教最盛的梁朝，必須藉著佛教的瑞兆，以此收服民心，以及宣示他的天命。這顆佛牙經過輾轉流傳，最後供養於北京靈光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