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史料記載，禪宗自佛祖釋迦牟尼開始在印度代代相傳，傳到達摩這里已經是第二十八代了。達摩或者叫菩提達摩，他的師父是印度禪宗第二十七祖，法名叫般若多羅。般若多羅在達摩完全繼承禪宗妙法之後，再三指示達摩要到中國去傳法，而且對達摩的東去傳法有很多具體要求和指示。比如他要求達摩不能太著急，一定要遵照他所約定的時間。他曾經對達摩說：「我死後六十七年，你才可以去震旦(震旦就是當時印度人對中國的稱呼)。」所以達摩在師父死後一直在印度等了很長的時間才來到中國。當時交通不便，達摩東行萬里遠渡重洋，經過很長時間的旅行，可以說是歷盡千辛萬苦才到達中國。所以佛教的進取精神於此可見其一斑，遙想如果沒有那海天浩渺風帆鼓盪中那一個如磐石一樣孤偉絕立的背影，至今雄風不減的禪法玄風又從何而來呢？我等佛門中人又怎麼能夠品嘗這滴滴甘甜法乳？古今的宗門大師們怎麼能夠在會在渾噩死轉之中得而脫身？
這裡面有一個大問題，一直都不大有人注意：為什麼達摩一定要到中國來傳法？換句話說，般若多羅為什麼一定要達摩來中國傳法呢？我們甚至還可以進一步來考問，如果按照禪宗以心印心的代代傳授來理解的話，這個問題可以一直上溯到我佛釋迦牟尼那裡，為什麼佛法心傳一脈必須在達摩一代傳至中土呢？這難道也是佛祖的有意安排嗎？
比如達摩的師父般若多羅就明確地對達摩說：「汝且化此國，後於震旦，當大有因緣，然須我滅後六十七年載，乃可東之，汝若速往，恐衰於日下！」就是讓達摩先在印度(印度當時只是個地區名稱，就是相當於現在地南亞次大陸，印度當時也絕不是一個統一地國家，在這塊大陸上有幾百個國家或邦國，般若多羅所說地到底是哪一個邦國已經無法考證)等上幾年，一定要等到般若多羅圓寂之後六十七年才可以去東去中國。而且般若多羅還警告說，如果你不聽從我的囑咐而很快就去傳法的話，我們的禪法恐怕很快就會衰落了。
達摩有些疑惑，就問他師父：「震旦有大士堪為法器否？」既然你一定要我去震旦那裡傳法，那麼，將來震旦那裡能夠修行禪法得到成就的人一定會很多了？言下之意，難道會比印度這里還多嗎？般若多羅十分肯定地回答說：是無數多，原話是：「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這里所說的「獲菩提者不可勝數」也就可以看做是所謂「大乘氣象」的另外一種表述。
歷史事實已經明確無疑地回答了上述這些疑問。隋唐之後，佛教在中土發揚
光大，昌盛久隆。反觀印度，佛教卻是很快就湮沒沉淪，幾乎完全隱寂。所以，佛教，特別是禪宗的東傳中土，是時勢之必然，恰如川歸大海，秋葉墜地。現在很多學者都把佛教興盛於中國說成是佛教的花開他鄉，或者說是中華文化與佛教文化的雙向融合，以至於把禪宗說成是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的創造，這些解說其實都不合適，都是霧里看花，都是門外雜說。就禪宗的傳承而言，葉落歸根，遊子回家，這種比喻還算是比較接近於本真之義。
如果就這些問題再參閱佛經的話，就知道我佛以甚深智慧，無邊法力，對於佛法的興盛中土早有所見。我佛釋迦牟尼在世的時候，曾經明言：「震旦多大乘根器」。後來，禪宗祖師也多次引用這一句話。這里所說的大乘根器，就是說有上根利智的人，能夠修持大乘佛法的人，能夠很好地繼承禪宗、傳播禪宗的人。很明顯，這也就是禪宗為什麼一定要東傳的直接原因。試想一下，一個國家一級教授，他原來是在一個中專教書，學生們大都在混日子、混文憑，沒有幾個認真聽講的，現在這個教授忽然有機會去名牌大學教書，你說他會不願意去嗎？孔子所謂人生一大樂事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也就是這個道理。
這裡面隱含著的深層意思，我們可以多方加以揣摩。
第一，印度雖然是釋迦牟尼我佛出生、成道以及傳法的地方，但與震旦的「多大乘根器」直接對比，印度不是「多大乘根器」，而是「少大乘根器」。「大乘根器」少了，那麼自然就意味著「小乘根器」比較多。或者說，在印度佛滅度後的幾個世紀里，婆羅門教以及後來的穆斯林教、印度教之所以能夠對如日中天的佛教產生那麼大的沖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印度人小乘根器的人太多。大家都喜歡小乘，都認為小乘修行好，都不去走大乘的修行之路，那麼你佛教所說的大乘之法不就日漸衰微了嘛！所以印度雖然是一個很有修行傳統的文明，但是他們的修行傳統中根深蒂固地還是帶有很多局限，不能夠與大乘修行完全合拍。
第二，我們再進一步大膽推測，當釋迦牟尼我佛傳法之時，以甚深智慧照遍三千大千世界，他早已經知道了遠在萬里之外的中國，那麼其他的國家和地區他應該也是知道，比如現在我們知道那時候的希臘、埃及、兩河流域，當時這些文明應該也算是比較發達。那麼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是什麼根器呢？為什麼釋迦牟尼提也不提呢？是不是不值一提呢？如果說中國是「多大乘根器」，印度是「多小乘根器」，那麼古希臘、古埃及、古代的兩河流域是不是「無甚根器」以至於不值佛祖一提呢？這是一個自然得出的推論。所以般若多羅當然也就絕不會對達摩說：「現在還有六十七年時間，你到中國之前，一定要到希臘、埃及或者兩河流域走一走、轉一轉，看看有沒有人可以傳法！」而且就我們現在看來，從古到今希臘、埃及、兩河流域這些地方很難說有什麼修行文化和修行傳統。可以說，從古到今，那裡的人絕大多數都不知修行為何物。基督教所謂的「修道院」、「修女」，只是當初中文翻譯的錯訛而已，它們都跟我們中國和印度所說的修行不沾邊兒。
如果這一點能夠肯定下來，那麼禪宗或佛教的東傳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向東傳還能夠向哪裡傳呢？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土或中國「多大乘根器」呢？或者說，中國文化有什麼優越性，能夠造就這麼多大乘根器的修行者，以至於連佛祖釋迦牟尼都首肯呢？回答這個問題，就一定要對中華民族的老祖宗有一個清楚的認識才行。在 21世紀的今天，我們 13億中國人人人都知道熱愛祖國，但是實際上，我們的祖宗到底創造了怎樣一個光輝燦爛的文明，給我們後人留下了什麼遺產，絕大多數人對此還是認識不清，即使有人能夠說出來一點也是語焉不詳，
很多時候甚至讓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外國人笑話。自然，關於認識中國傳統文化這一課題，不是三言兩語就講得清楚的，它也不是這本小書要討論的主要問題。不過，概括地說來，中國遠在五千年前就有了非常成熟的對於宇宙——人生的修行——認知文化，而且一直傳承下來，沒有從根本上被動搖過。修行，一直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而所謂修行，用現在比較通俗的話講，就是要達到「天人合一」。就中國傳統而言，這條修行之路，用儒家的話講就是成聖，用道家的話講就是得道，用佛家的話講就是成佛！這是無比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中華民族在萬年文明歷程之中積攢下來的精神儲蓄。現在很多中國人只知道抓住西方的一點科學知識不放，妄自菲薄、盲目依從，以至於邯鄲學步、東施效顰，把祖宗的文明大道都丟到腦後了。
比如很多人一提佛教就說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把佛教與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並稱，其實這三大宗教裡面佛教是很獨特的修行宗教。基督教從來不說信眾可以成為上帝，同樣的，伊斯蘭教教義裡面也從來沒有說信眾會成為真主，敢說這種話的人都會被基督教或伊斯蘭教認為是異端，應該被石頭砸死、被烈火燒死，總之是不得好死。只有佛教從一開始就說：好好修持，每個人都有佛性，絕大多數人都可能成佛！從這一點來看，佛教與基督教或伊斯蘭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兒，不應該相提並論。
所以從歷史上看，當基督教或伊斯蘭教傳播到中國的時候，老百姓對他們都不是很買賬，常常會問：「這個上帝或真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而當佛教以及禪宗傳播到中國的時候，原本就對修行這一套很熟悉的中國人很快就理解了它，接納了它，融合了它，以至於佛教與中國文化可以不分彼此，血脈互通。
現在我們這樣一想，不僅明白了很多事理，而且我們心裡應該感到非常慶幸，我們能夠出生在「多大乘根器」的國度，享受大乘修持的佛法，真真是太幸運了！所以我們應該倍加珍惜修行機會的來之不易，應該更加勤修不懈才是。唯有如此，才能夠對得起達摩祖師的東行萬里，面壁九年。
在此之外，我們也就不應該妄自菲薄，畢竟我們在一個大乘修行的國度里，大家一起修行，修行的又是普渡眾生的大乘佛法，能夠互相加持，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就一定有所成就。
剛才我們主要討論了達摩祖師的「東行萬里」，那麼他為什麼又要「面壁九年」呢？讀到這段禪宗傳法的歷史，有人甚至會有這樣的疑問：跑了那麼遠的路，好不容易到了中土，還不趕快傳哪，還等什麼？
還真是要等，只因機緣未到，達摩只好苦等，而且這一等就是九年。
菩提達摩剛剛到達中國的時候正是中國南北朝時期，那一年是梁武帝普通元年，也就是後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 520年)，因為南北分治，所以這一年有兩個年號。當時達摩第一站到達的是中國的廣州港。關於這次傳法旅程，他師父般若多羅還有一句偈語留給達摩：「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棲棲暗渡江。 」上半句的「路行跨水復逢羊」中的「跨水」，是指達摩由南印度一路乘船渡海東來，而「復逢羊」，便是指他首站到廣州，因為廣州又稱為羊城，所以是「羊」。
原來達摩到了南朝與推廣佛教不遺餘力的梁武帝見了面，本來以為梁武帝是個佛子，可是誰知道話不投機，梁武帝原來是個佛法修行的門外漢，菩提達摩的句句真言有如對牛彈琴。梁武帝雖然名聲很大，他讀過很多佛經，熱心於慈善事業，但是實際上他不懂真正的佛法，也就不識真佛，用現在的觀點看他就是個假冒偽劣的「學術權威」。梁武帝對達摩大師的「突兀」言語很是不滿，差一點兒
就發了脾氣，端茶送客。因此達摩大師不得不另覓機緣，孤孤單單一人向北而行，走了很多路，見到很多寺廟(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見到更多不懂佛法的和尚，最後渡過長江——沒有歡迎沒有送行，這孤單單一個人的旅行用文學筆法來形容就是「棲棲惶惶暗渡江」——一直到了北朝的轄區河南嵩山少林寺。在少林寺後山的山洞，達摩大師進入禪定，一等就是九年。
在等人，正是所謂「望眼欲穿自含悲」。
等誰呢？
在等可以傳法之人。
九年之後，慧可終於姍姍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