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道發
佛教產生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印度，對此跌盪多姿、異彩紛呈的複雜歷史過程，由於印度人歷史觀念的淡薄，罕有詳盡系統的歷史記載。
兩漢之際，佛教傳入我國，與我國的儒道思想經數百年的排拒融匯，至唐代，終於實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變革，奠定了以後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三家鼎立的基本格局。中國素有重史的傳統，傳統史籍汗牛充棟。按理，傳統史籍中當有對佛教史事的詳細記載，而事實並非如此。正史之中，唯《魏書·釋老志》對佛教的記載，取材得當，論事公允，行文平實，具有著史的客觀心態；其他正史，對佛教史事縱有論述，也多附於藝術、方伎、夷蠻、西域等傳，單從體例，已足見其對佛教的輕視；其他重要史籍，所載佛教史料亦極少。其因略有三：一、歷代修史，皆以儒家思想為價值標准，故釋老二家皆不受重視；二、正統史家皆有夷夏之分的民族意識，佛教被視為夷狄文化而受排斥；三、官修史書的基本成分是歷朝官方的文書，其中的佛教資料很少，且縱有佛教史籍可用，史家或對之不屑一顧，或因不諳佛教而無從措手。
不過，中華民族重史的性格，從中國歷代高僧碩德豐富的佛教史著述，亦得以淋漓盡致的表現，此恰可補正統史學之不足。觀各種大藏經的史傳部，自南北朝迄清，歷代皆有佛教史著述，且體裁多樣，有目錄學體、僧傳體、總集體、類書體、記言體、編年體、紀傳體等等。真正的中國佛教史學，實發軔於南北朝之慧皎，中經唐代道宣、北宋贊寧和南宋宗鑒等諸家，而成熟於南宋釋志磐。
考察中國佛教史家的著述動機，探尋中國佛教史學的建立過程，既要與末法思想流行的大背景相聯系，又要考慮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深遠影響。佛經之中本有正、像、末三期之說。佛法自傳入我國，「懷信開道，代有澆淳。……澆薄之黨，輕舉邪風；淳正之徒，時遭佞辯。……教移震旦……禍不旋踵。」(釋道宣《廣弘明集序》)佛教時時遭受思想上的責難與政治上的迫害。尤其晉代以後，北方佛教因屢遭摧殘，而有正法滅盡、已近末日之感。在南北朝初葉已有信當世入末法者，如北涼道朗《涅槃序》後有跋曰：「至於千載像法之末，雖有此經，人情淡薄，無心敬信，當知遺法將滅之相。」有道高僧，既睹佛法之衰微，起而尋求解救之道。天台宗二祖北齊慧思在其所立誓願文中，主張時際末法，當確立對阿彌陀佛和彌勒菩薩的信仰。其次為隋代三階教祖信行，認為當時已進入正法衰微而僧風濁亂的末法時代，必須修行普法(全佛教)，歸依一切三寶、斷除一切惡、修持一切善，始易有成。三階教曾廣為流行，末法思想隨之四處傳播。唐代道綽、善導等則主張與末法相應之凈土教，強調懺悔、念佛等之實踐生活為信仰重點。
另有一些高僧則另闢蹊徑，力圖借著述佛教史書來挽救佛法之頹勢。兩晉南北朝時期之史書以僧人傳記最為發達。初期之僧傳，屬品題人物的性質，其後漸有僧人專傳及通傳的問世，然多褒贊有失分寸，敘事不夠謹嚴。至慧皎而總此前僧傳之大成，創僧人總傳的體例，題為《高僧傳》，意在表彰其德行，永為後學之範式。且其所作，義例甄著，文詞婉約，以後歷代之《高僧傳》皆依其題名，循其體例，莫不奉之如圭臬。降及唐代道宣之世，佛教頗為興盛，他卻已洞見其興盛之下潛藏著危機，認為當世處於末法，如他在《續高僧傳序》說：「猶恨逮於末法，世挺知名之僧。未覿嘉猷，有淪典籍。」道宣的解救之道有二：一是其終生致力於律學的研習和弘揚，而成為南山律宗的祖師；二是勤於佛教史著述，其代表作《續高僧傳》，乃既睹自梁以後僧史荒蕪，高行明德，湮埋無紀，撫心痛惜而作。此書上承《高僧傳》，體例略有改動，內容有所增廣，亦是中國佛教史學的名著。
佛教經唐代會昌法難和後周世宗廢佛的兩次打擊，教下各宗遭到重創，禪宗雖流行，其勢亦頹。降及宋代，宋太祖及其後各代皇帝採取保護佛教的政策，天台、華嚴、凈土、律等各宗相繼復興，然氣象已大不如唐代。宋代佛教的處境非常艱難：一是政府加強了對寺院的控制，佛教很難得到自由的發展；二是宋代建國文弱，且常受北方異族的威脅，因而產生了強烈的民族意識，文人士大夫，尤其是儒者中多有排佛的思想和言論。剛剛經歷?後周世宗法難的佛教，又不得不在政府和排佛者的夾縫中求生存，因而導致「王法為本」的思想和三教調和論的盛行，以贊寧、契嵩、宗杲等最為著名。契嵩更強調說，僧行不可不謹慎。不唯佛法的主體地位喪失殆盡，亦從中可見，一般稍具識見的釋僧，悉皆心懷誡懼，不遑寧處。整個佛教界，充滿著末法思想的氣息，如贊寧即在《進高僧傳表》中明言其世「當二千載之後，屬一萬年之初」。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宋代的佛教史學，因為禪、台二宗爭衡的刺激，又加上受到宋代春秋學和正統史學的深刻影響，而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宋代的佛教史學，以贊寧的《宋高僧傳》和《大宋僧史略》為開端。《宋高僧傳》除依循《續高僧傳》的體例外，更受《三國志》和《史記》的影響，其《進高僧傳表》雲：「或有可觀，實錄聊摹於陳壽；如苞深失，戾經宜罪於馬遷。」而《大宋僧史略》則是仿《資治通鑒》而作，述佛法事理來歷紀綱，旨在中興佛道，令正法久住，其中有「副帝王之興」和三教調和的觀點。贊寧仿正史以修僧史的作法，對以後的佛教史家頗有啟發。
宋代佛教禪宗，以契嵩為代表，「慨然憫禪門之陵遲」，起而整理自家的系譜而謂為佛祖的嫡傳正統。契嵩著有《傳法正宗記》、《傳法正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論》等，於唐以來禪宗二十八祖世系，徵求古籍加以論證，二十八祖之說遂為定論。而後乃有編年體佛教史書的著述，皆以司馬光的修史法為原則，如祖臔的《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德修的《釋氏通典》(已佚)、本覺的《歷代編年釋氏通鑒》，至元代又有熙仲的《歷朝釋氏資鑒》、念常的《佛祖歷代通載》等書。此類史書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但其體例和內容，頗多可議之處。
宋代天台宗至四明雖已中興，其勢仍弱。但面對禪宗的逼人氣勢，天台宗僧人為維護本宗之地位，亦有仿正史之體例著史書以相抗者，如元潁著《天台宗源錄》(已佚)、景遷著《宗源錄》(已佚)、宗鑒著《釋門正統》、志磐著《佛祖統紀》等。與禪宗的著述不同的是，天台宗借鑒正史而有紀傳體佛教史書的修撰，尤其是《佛祖統紀》，將佛教史的著述推向了巔峰，成熟的中國佛教史學於此正式建立。
《佛祖統紀》的成就，既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礎之上更進一步，同時又利用了宋代史學的最新成果。志磐說「良渚(宗鑒)之著正統，雖粗立體法，而義乖文穢。鏡庵(景遷)之撰宗源，但列文傳，而辭陋事疏。……於是並取二家，且刪且補，且成一家之書。」宗鑒所撰《釋門正統》，乃現存最早的紀傳體佛教史書。此書仿《史記》、《漢書》等正史體例，分為本紀、世家、諸志、列傳、載記等五部分，以天台宗為佛祖嫡傳的正統。書中寓有春秋筆法，想必是受了兩宋春秋學的影響，其後的志磐亦是如此。就其對佛教史學的貢獻而言，本書以紀傳體修撰佛教史，解決了歷來僧傳和傳燈錄無法兼載釋門典章制度的問題。
繼之而出的《佛祖統紀》，其特勝之處在於，「紀傳世家，法太史公；通塞志，法司馬公」(《佛祖統紀序》)，把中國傳統修史的兩大體例紀傳體和編年體成功地融於一爐。志磐將本書的本紀、世家、列傳採用史記的紀傳體；法運通塞志則用通鑒的編年法，敘述由釋迦出世之年開始到南宋端平三年三教盛衰的事跡，以及諸宗互立的變遷。紀傳、編年雖是修史的兩大體例，但各有長短利弊。紀傳體，紀是陳述大要，傳是詳言細事，表是列出年爵，志是總括遺漏。其利為：巨細靡遺，繁簡得宜；其弊是：同一史實分數篇記載，且不能避免前代史實見於末章。編年體將史實按年月編列，長處是一目瞭然，無重出之弊；短處是主次不分，且不能看清同一史實的始末。為避免二者的弊病，袁樞創造了紀事本末體的修史法。志磐為補救紀傳和編年二體的不足，特採用了紀事本末體的新修史法撰寫《歷代會要志》，將佛教的制度及歷代興廢故實逐項詳述。
總之，志磐在《佛祖統紀》中，以帝王的皇統來比擬天台宗，以自宗來統攝全部佛教，巧妙地運用了當時所有的修史方法，論其識見，論其全體的組織，志磐都堪稱為中國歷史上至為傑出的佛教史家。宋元代以後，各宗趨同，再無各宗對抗的熱潮，雖也有幾部佛教史著問世，但論其識見與成就，已遠不能與前代的巨著相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