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隋唐時期有不少中國僧人到日本傳法，同時也將中國先進的文化帶到日本，為促進日本社會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在這當中，唐代大和尚鑒真是最卓越的代表。他懷著到異域傳法授戒的情熱，冒著喪身千里波濤的危險，經過六次東渡，終於到達日本，為日本佛教的傳播和推進中日兩國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朽的功勛。本文對鑒真的生平簡歷和六次東渡的艱辛經過、在日本傳法授戒的事跡、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日本佛教史上的重大貢獻等作了系統的介紹，認為鑒真所表現出來的堅強的意志和一往無前的精神永遠值得人們學習。
關鍵詞：鑒真、東征傳、戒律、日本律宗、普照
作者簡介：楊曾文，生於1939年12月7日，山東省即墨市人，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禪宗史》，參與共著《中國佛教史》一至三卷，主編《日本近現代佛教史》等。
日本是中國隔海相望的近鄰，在中國古代史書中，也將日本稱為「倭國」，自古與中國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公元538年中國佛教通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此後通過海路與中國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愈益頻繁。當時日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比較後進，統治者積極從以中國為代表的大陸輸入先進的科技文化，以推進日本社會文化的進步。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佛教充當了兩國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和橋樑，甚至被看作是大陸先進文化的代表和載體。
隋唐時期有很多日本僧人相繼到中國留學和求法，也有不少中國僧人到日本傳法。他們在傳播佛法的同時，也將中國先進的文化帶到日本，為促進日本社會體製革新和文化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在這當中，唐代大和尚鑒真是最卓越的代表，他懷著到異域傳法的情熱，冒著喪身千里波濤的危險，經過六次東渡，終於到達日本，為日本佛教的傳播和推進中日兩國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光昭日月、流芳千古的功勛。
從佛教傳入日本到鑒真東渡，佛教已在日本流傳了200多年，開始主要受到天皇和貴族的信奉，後來逐漸傳播到平民之中。7世紀末全國有寺545所，僧尼也逐年增加，僅在京城七大寺就有僧尼3363人。從公元710年定都奈良到794年遷都平安，史稱奈良時代。在定都奈良過程中，舊有的大寺也遷移到奈良，此外聖武天皇(724－749年在位)又建立供奉盧舍那佛金銅造像的東大寺，在各地(稱國，比現在的縣略小)建造國分寺，安置僧尼供奉、誦讀護國經典《金光明經》、《法華經》、《仁王般若經》等，祈禱佛菩薩、善神護國佑民。隨著日中佛教交流的發展，大量漢譯佛典和中國僧人的著述相繼傳入日本，到8世紀出現以研究一部經典或幾部經典為中心的佛學團體，開始形成具有學派性質的所謂「奈良六宗」，即三論宗和成實宗、法相宗和俱舍宗、華嚴宗，最後是由鑒真開創的律宗。
在鑒真東渡之前，雖然從朝鮮、中國陸續傳入一些戒律，然而長期以來沒有條件按照戒律如法舉行度僧授戒儀式。按照戒律規定，歸依佛教並受五戒成為居士，受十戒為沙彌或沙彌尼，受具足戒後才為正式僧尼。授具足戒必須有十師(三師七證)或至少需有五師(三師二證)，才能舉行儀式，此外還有種種程序規定。然而，日本長期缺乏系統的律學理論和合格的律師，僧尼出家受戒是按大乘佛教經典《占察善惡業報經》、《菩薩地持經》、《瑜伽師地論·戒品》的說法，或是請受過戒的僧人授大乘三聚凈戒(攝律儀、攝善法、饒益有情三戒)，或是在佛、菩薩像前自己發誓受戒。當時僧尼具有免除課役的持權，朝廷為保障財政收入嚴格控制僧尼出家的數字。然而在通行這種授戒方法的情況下，是難以制止私度僧尼的。為此，天皇下詔派人到中國聘請律學高僧並輸入戒律著作，企圖通過集中授戒來加強對僧尼出家的控制和管理。
日本天平五年(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年)聖武天皇敕興福寺僧榮睿和大安寺僧普照搭乘遣唐使的船到中國留學並邀請律僧赴日傳授戒律。最早應請赴日傳律的唐僧是洛陽大福先寺的道璇(702－760年)。他是禪宗北宗普寂的弟子，對華嚴、天台、律諸宗和禪宗都有很深的造詣。他以奈良大安寺為中心向日本僧人講授道宣的《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又講大乘戒律《梵網經》等，然而因為沒有具備戒律規定的十師，仍不能立壇授戒。
鑒真(688－763)，在日本被尊為「唐大和尚」，或「唐大和上」，俗姓淳於，廣陵江陽縣(在今江蘇揚州)人。他的父親先在揚州大雲寺從智滿禪師受戒為居士，並跟他學禪法。武周天長元年(701年)鑒真十四歲，一天隨父親到寺，看見佛像心受感動，產生出家的念頭，並請求父親允許他出家。他的父親雖感到詫異，但還是同意了。正好此年朝廷有詔命天下諸州度僧，鑒真便拜智滿為師出家為沙彌，編籍於大雲寺。在唐中宗即位恢復唐朝後，大雲寺改稱龍興寺。
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鑒真十八歲，他從道岸(654－717)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707年)鑒真二十歲，先到東都洛陽，後入西都長安，翌年三月於長安實際寺登壇由弘景(634－712)律師任戒和尚受具足戒。道岸、弘景都是唐代南山律宗創始人道宣的再傳弟子，是當時精通佛教戒律的著名律師。弘景，在宋以後的史書中因避太祖之父趙弘殷的名諱改稱恆景。他精通天台宗教義，曾長期住天台宗傳法中心之一的荊州(治今湖北江陵)玉泉寺。從鑒真後來在日本與弟子除弘傳戒律外還傳天台宗的事實來看，鑒真受戒後可能還從弘景學習天台宗教義。此後，鑒真巡遊兩京，訪師求學，深入學習佛教經、律、論「三藏」，尤重律學。(以上主要據《東征傳》並《宋高僧傳》卷十四《鑒真傳》)[1]
律宗是中國佛教宗派之一，唐代分為三派，皆弘傳《四分律》。這三派是：
一是由隋唐間的法礪(569－635)創立的相部宗，他撰有《四分律疏》、《羯磨疏》及《含懺輕重儀》等，因長期在安陽(相州詒所，在今河南)傳法，故被稱為相部宗。法礪的弟子有滿意、懷素等，滿意的弟子有大亮、義威、遠智、定賓等多人。定賓著《飾宗義記》解釋法礪律學思想，也十分有名。
二是道宣(596－667)創立的南山律宗，他撰有《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羯磨疏》、《戒本疏》等，同時撰有《續高僧傳》、《大唐內典錄》及《廣弘明集》、《古今佛道論衡》、《釋迦譜略》等多種佛教史書。因道宣長期在終南山修行和傳法，其律學稱南山律宗。道宣弟子中以文綱(636－727)最有名，文綱有弟子弘景、道岸等人。
三是由懷素(624－697)創立的東塔宗，他撰有《四分律開宗記》，對法礪的律學提出不同見解，稱《新疏》，又撰《新疏拾遺鈔》等。因他所在的長安西太原寺有東塔，故其律學稱東塔宗。然而到唐後期，道宣的南山律宗成為中國律學正統，其他二派逐漸衰微。
道宣的律學的最大特點是將小乘《四分律》的戒法納入大乘佛教的教義體系之中，以法相宗的心性思想詮釋「戒體」，主張以第八識阿賴耶識中的「善種子」為戒體，並提出「止持」(止惡，主要指戒律前面的禁戒部分)與「作持」(行善，指戒律後面的儀規部分)並重的理論。大約到唐朝末期，相部宗與東塔宗兩大律派逐漸衰微，只有道宣的南山律宗傳承不絕，成為中國漢語系佛教的正統律學。[2]
鑒真在長安、洛陽先後從當時著名律學高僧學習南山宗和相部宗的律學。據日本江戶時期(1603－1867)凝然《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下，鑒真除師事道岸、弘景之外，還從道宣的另一弟子融濟學習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鈔》、《羯磨疏》和《釋門亡物輕重儀》等；隨相部律宗法礪的再傳弟子義威、遠智、全修、慧策、大亮等學習法礪的《四分律疏》等。[3]
鑒真從兩京游學之後回到揚州，在大明寺傳授戒律，在啟程東渡之前，已經成為唐土著名的律僧，如日本元開撰《唐大和尚東征傳》所說：「江淮之間，獨為化主。」[4]
三、六次東渡，最後成功的艱難歷程
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日僧榮睿、普照在中國留學已經達十年之久，一直留心尋覓能夠到日本傳律的高僧，希望早日回日本復命。他們聽說鑒真的盛名和學問，決定前往揚州禮請鑒真赴日傳法。他們先約請長安安國寺僧道航、澄觀，洛陽僧德清，高麗僧如海隨他們同到日本。又通過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寫信給揚州倉曹李湊(主管漕運的官員)，請他負責造船、備糧，作東渡的準備。此後他們與同學日本僧玄朗、玄法一起出發到揚州大明寺邀請鑒真東渡傳法。他們到達大明寺時，正值鑒真在講授律學。他們在向鑒真頂禮後，便鄭重邀請他東渡傳法，說：
佛法東流至日本國，雖有其法，而無傳法人。日本國昔有聖德太子曰：二百年後，聖教興於日本。今鍾此運，願和尚東遊興化。(《東征傳》)
鑒真聽後便產生東渡之意，向門下弟子講他過去聽說日本國長屋王[5]崇敬佛法，曾派人到中國將所造千領袈裟施給僧眾，袈裟邊緣上綉有「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可見日本必將「佛法興隆」，便問弟子：
今我同法眾中，誰有應此遠請，向日本國傳法者乎？(《東征傳》)
鑒真首先是想動員弟子應邀前往日本傳法。然而弟子們對此沒有響應。弟子祥彥見此情景，便對鑒真解釋說，眾人所以沉默沒有應允，是因為擔心「彼國太遠，性命難存，滄海渺渺，百無一至」。他說的是事實，在當時條件下東渡日本確實是充滿艱辛和危險的。鑒真聽後便斷然表示：
祥彥聽後立即表示，既然和尚要去，他也願意跟隨前往。於是，弟子道興、道航、法載、曇靜、思托等21人表示願隨鑒真同去。[6]
自從鑒真決定赴日傳法，到最後到達日本，前後東渡六次，其中五次遭遇失敗，第六次才東渡成功。現依據《東征傳》及中日兩國研究[7]，將鑒真六次東渡的艱辛歷程作簡單介紹。
第一次東渡
唐天寶二年(743年)，鑒真五十六歲。鑒真對外假稱要到天台山供養僧眾，開始做出海的準備。當時因為有海賊吳令光侵擾江浙沿海，官府下令封鎖海岸，禁止公私船隻出海。隨榮睿等人同到揚州的長安安國寺僧道航嫌高麗僧如海年輕，表示不願意讓他也隨鑒真一行同往日本，引起如海的憎恨，便跑到淮南道(治今江蘇揚州)采訪使(負責監察州縣官吏)府衙誣告道航私自造船，準備入海勾結海賊，並告有多人已備好乾糧在既濟寺、開元寺和大明寺等待入海，已有百賊入城。淮南采訪使班景清聽說後大驚，便派差役到各寺捉人。不久，官府雖判清事情真情，以誣告罪杖打如海並強制他還俗。然而卻沒收了為鑒真一行東渡準備的船隻，並將榮睿、普照等日本僧人拘禁達四個月。於是，第一次東渡便告失敗。
第二次東渡
同年九月之後著手準備。榮睿、普照再次找到鑒真商量東渡之事。鑒真初衷未改，自己出資80貫錢，買到原屬嶺南采訪使劉巨鱗的軍船一隻，雇船員18人，備足干糧，並選擇好準備帶到日本的金字佛經《華嚴經》、《大般若經》、《大集經》、《大涅槃經》及各種章疏、法物用品、袈裟、香料、葯材等。跟隨鑒真同往日本者有弟子祥彥、道興、思托及日僧榮睿、普照等17人，還有精於製作玉器、繪畫、刻鏤、鑄寫、刺繡、鐫碑的能工巧匠85人。十二月正值嚴冬，鑒真一行舉帆東下，但不幸遇上巨風船破，眾人十分艱難地回到岸上。
第三次東渡
在天寶二年底或天寶三載(744年)初。船修復後再次起航，出長江口向東南方航行，打算先到桑石山(今榭山)，但風急浪高，在舟山北面不遠之處船破，鑒真一行再次上岸。水米皆盡，他們飢渴三日，待風停浪靜之後才有人攜帶米水前來相救。海官將此消息報告明州(治今浙江寧波)刺史，官府將他們安置住在鄮縣(今浙江鄞縣)阿育王寺。
第四次東渡
雖作了準備，但最後未能成行。天寶三載(744年)鑒真應請為越州(治今浙江紹興)、杭州、湖州(治今浙江湖州市南)、宣州(治今安徽宣城)諸寺的僧眾講律授戒。越州僧人知道鑒真還在為東渡作準備，出於對鑒真的愛護，便到官府上告「日本僧榮睿誘大和上欲往日本國」。於是，山陰縣尉派人將榮睿逮捕，給他套枷要遣送到京城，走到杭州時榮睿生病請醫療，在過了很多時日之後，被人假稱病死將他救出。榮睿與普照雖屢遭艱辛，但「其堅固之志，曾無退悔」。鑒真對他們的表現十分讚賞，為不使他們失望，先派弟子法進等人到福州買船備糧。此後鑒真率弟子30餘人南下，先巡禮天台山國清寺，然後取道臨海縣(今浙江臨海市)、永嘉郡(治今浙江臨溫州)往福州方向進發，某日進入禪林寺住宿，準備第二天到出發到溫州。在揚州的鑒真弟子崇福寺靈祐等人擔心鑒真東渡「死生莫測」，便告官府請採取措施制止鑒真東渡。江東道(江南東道，治所在今蘇州)采訪使立即傳牒各州縣，命見到鑒真一行務必將他們留住。鑒真一行在禪林寺被官差截住押送到采訪使處，後被送回揚州，住入崇福寺。江東道采訪使命寺中三綱(寺主、上座、維那)嚴加防範，「勿令更向他國」。鑒真對靈祐嚴厲呵責。靈祐為此日夜懺悔達60天之久，才得到鑒真的寬恕。[8]
第五次東渡
天寶七載(748年)，榮睿、普照從同安郡(今安徽潛山縣)來到揚州崇福寺，與鑒真再議東渡之事。鑒真便讓門下著手準備第五次東渡。與第二次東渡一樣，造船，準備佛教經書、買香葯，備糧，購置雜物。同行者有僧俗信徒14人、水手18人，還有願意隨從同往者，總共35人。他們於六月二十七日從揚州啟航，進入東海後順風前行，經至越州界的三塔山(定海中的小洋山)停留一月，然後到暑風山(大概在舟山附近)，又停留一月。十月十六日風起，再次起航，不久遭遇巨風怒濤，眾人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冒著風浪漂流過蛇海、飛魚海、飛鳥海。人們每日吃少許生米充飢，然而苦於沒有一滴水可以解渴。幸而趕上兩天下雨，他們用碗接雨水解渴。
鑒真一行在海上經過17天，漂流至振州(治今海南省三亞市西北崖城)下船，受到振州別駕馮崇債的歡迎和供養，被安置住入大雲寺一年。此後北至萬安州(治今海南省萬寧縣北)，受到「大首領」馮若芳的供養。然後鑒真一行北至崖州(當時應為珠崖郡，治今海南省瓊山縣東南)，應地方官之請在此造寺，登壇向僧俗授戒，講律，並度僧。此後再經今廣東、廣西、江西、江蘇等省的許多地方，時停時行。所經之處受到當地高級軍政官員和廣大僧俗信徒的禮拜和盛情招待，經常應請向僧俗傳法，授菩薩戒等。
在這一充滿曲折艱辛的行程中，行至端州(治今廣東高要縣)時，日僧榮睿去世，鑒真哀痛悲切，為他送葬後才啟程。鑒真途經韶州(今廣東韶關)時，曾到禪宗六祖慧能居住傳法的曹溪法泉寺[9]參拜六祖遺像。天寶九載(750年)日僧普照辭別鑒真先往嶺北，鑒真拉著他的手不覺失聲悲泣，說：
為傳戒律，發願過海，遂不至日本國，本願不遂。(《東征傳》)[10]
鑒真當時認為他這一生已經沒有希望到日本傳法授戒了。此時鑒真已經六十三歲。炎熱的氣候，加上內心的憂傷，使他患上眼疾，又不幸經一「胡人」胡亂診治，致使雙目失明。行至吉州(治今江西吉安)時，追隨他多年的弟子祥彥去世。鑒真途經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廬山時，參訪東晉高僧慧遠居住過的東林寺。此後參訪江寧(在今江蘇)瓦官寺、攝山(在今南京)棲霞寺等歷史名寺，大約在天寶十載(751)才輾轉回到揚州，住入龍興寺。
自從道岸、義威二位律師相繼去世之後，鑒真成為最有名的律師，如《東征傳》說：「淮南江左凈持戒律者，唯大和上獨秀無倫，道俗歸心，仰為授戒大師。」在赴日之前，前後講《四分律》及《四分律疏》(此當為法礪所著)40遍，講道宣《四分律行事鈔》70遍，講《輕重儀》10遍，講《羯磨疏》10遍，並主持造寺造像，救濟貧困和設齋供僧等；組織寫《一切經》三部，各11000卷[11]；度僧尼、授戒約有40000多人。
據《東征傳》記載，鑒真在國內的著名弟子有：
揚州崇福寺僧祥彥；
潤州天響寺僧道金；
西京安國寺僧璇光；
潤州棲霞寺僧希瑜；
揚州白塔寺僧法進；
潤州棲霞寺僧乾印；
汴州相國寺僧神邕；
潤州三昧寺僧法藏；
江州大林寺僧志恩；
洛州福先寺僧靈祐；
揚州既濟寺僧明烈；
西京安國寺僧明債；
越州道樹寺僧璇真；
揚州興雲寺僧惠琮；
天台山國清寺僧法雲
等共35人，「並為翹楚，各在一方，弘法於世，導化眾生。」[12]
第六次東渡
天寶十二載(753年)，日本國大使藤原清河、副大使大伴宿禰胡麿(或作「大伴古麻呂」)、秘書監吉備真備在晉見唐玄宗，完成外交使命之後，攜同在中國留學長達36年並在唐朝任秘書監兼衛尉卿的朝衡(阿倍仲麻呂)，準備取道揚州回國。他們到達揚州後，十月十五日到延光寺拜謁鑒真，說：
弟子等早知和上五遍渡海向日本國，將欲傳教。今親奉顏色，頂禮歡喜。弟子等先錄和上尊名，並持律弟子五僧，已奏聞主上，向日本傳戒。主上要令將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學道士法。為此，大和上名亦奏退。願和上自作方便。弟子等自有載國信物船四舶，行裝具足，去亦無難。(《東征傳》)[13]
唐玄宗崇尚道教，在看到日本大使的請派鑒真等到日本傳法的奏文後，便提出也派道士到日本傳教，然而因為日本不信奉道教，大使便以日本君主不信奉道教表示婉絕，然而礙於唐玄宗的面子，仍留下四人學習道教，同時收回了派鑒真赴日的請求。因此，日本大使在見到鑒真後，便提出請鑒真自己決定是否願意東渡傳法。鑒真當即表示同意，於是便開始準備第六次東渡。他先住進了揚州龍興寺。
鑒真東渡的消息不逕而走，寺院周圍防護甚嚴，鑒真難以動身。有來自婺州(治今浙江金華)弟子仁干稍稍地在江邊準備好船隻，等待鑒真隨時到來。當年十月十九日，鑒真離開龍興寺到達江邊，在上船之前為特地趕來的24位沙彌授具足戒，然後乘船駛向蘇州港口黃泗浦，以便改乘日本使節的船隻。
隨從鑒真同行者有揚州白塔寺僧法進、泉州超功寺僧曇靜、台州開元寺僧思托、揚州興雲寺僧義靜、衢州靈耀寺僧法載、竇州開元寺僧法成等14人，還有尼3人，以及揚州居士潘仙童、胡人安如寶、昆侖國(泛指中印半島南部及南洋諸島)人軍法力、瞻波國(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人善聽等，共24人。
鑒真一行所帶往日本的物品有如下幾類：
一是佛、菩薩雕像繡像，其中有綉阿彌陀佛像、雕白旃檀千手觀音像、綉千手觀音像、救苦觀音像、葯師像、彌勒像及功德綉普集變一鋪，還有如來肉舍利三千粒等。
二是佛經，有唐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八十卷、《大佛名經》十六卷、金字《大品般若經》一部、金字《大集經》一部、南本《大涅槃經》四十卷等。
三是戒律《四分律》六十卷及其單行僧尼戒本、律論《律二十二明了論》一卷。
四是律宗三家的律學註疏，其中最多的是南山律宗道宣的著作，有《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一卷、《戒本疏》四卷、《羯磨疏》二本各四卷、《行事鈔》五本各六卷、《關中創開戒壇圖經》一卷；相部宗法礪的著作有《四分律疏》五本各十卷、定賓《飾宗義記》九卷、《補釋飾宗義記》一卷、《戒疏》二本各一卷、觀音寺大亮《義記》二本十卷；東塔宗懷素的著作有《戒本疏》四卷。此外還有北魏慧光《四分律疏》一百二十紙、唐智周《菩薩戒疏》五卷、靈溪釋子《菩薩戒疏》二卷、大覺律師《批記》十四卷、法銑《尼戒本》一卷和《尼戒本疏》二卷；
五是天台宗的著作，有隋智顗《摩訶止觀》十卷、《法華玄義》十卷、《法華文句》十卷、《四教義》十二卷、《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十一卷、《行法華懺法》一卷、《小止觀》一卷、《六妙門》一卷。此外還有南朝梁寶唱《比丘尼傳》二本各四卷、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等。
六是珍貴文物和工藝品，其中有東晉王羲之的真跡行書一帖，王獻之真跡行書三帖及水晶、金銀等制的佛具、阿育王塔樣金銅塔一區等等。按照以往東渡準備的物品推測，此次也一定帶有香料、葯物等。
當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本使船四艘同時從蘇州黃浦泗啟航東渡。鑒真與弟子搭乘的是大伴副使大伴宿禰胡麿的第二艘船。日僧普照也從明州趕到蘇州，乘副使吉備真備的第三艘船。十二月二十日，鑒真所乘的船冒著風浪到達日本薩摩國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兒島川邊郡坊津町秋目)。鑒真一行被迎送到位於九州北部的太宰府(在今福岡)。此時是日本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相當公元754年陽歷1月23日。
鑒真到達日本的時候，原來派榮睿、普照到唐聘請律師的聖武天皇已在五年前退位為太上天皇，由其女兒繼位，此即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六年(754年)正月十一日，日本大伴副使將鑒真到達日本的消息上奏朝廷。在朝廷的安排下，鑒真一行在向京城奈良行進途中受到各地官員、僧眾的歡迎和熱情照料。
二月四日鑒真一行到達奈良，安宿王奉敕在羅城門(正門)迎接，命東大寺別當、少僧都良辨陪鑒真一行到東大寺安置住下，律師唐僧道璇、僧正印度僧婆羅門菩提及內道場僧50人，都前來拜謁、慰問。日本朝廷中以右大臣藤原豐成、大納言藤原仲麿、式部卿藤原永手為首的百餘名官員前來禮拜。[14]
官居正四位下的吉備真備奉敕到鑒真住處宣讀詔書：
大德和上遠涉滄波，來投此國，誠副朕意，喜慰無喻。朕造此東大寺，經十餘年，欲立戒壇傳受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諸大德遠來傳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後，授戒傳律，一任大和上。(《東征傳》)[15]
從內容看，這是聖武上皇的詔書。正是聖武天皇在位之日，主持營造了東大寺，並且為了使朝廷能夠統一主持按照佛教戒律授戒而派人入唐聘請律師。他在這封詔書中將日本國主持授戒傳律的職權交給鑒真。不久，又敕授鑒真以「傳燈大法師」位。這是日本國內的最高榮譽僧位。隨同鑒真同來的其他法師也得到不同僧位。
四月初，在東大寺盧舍那佛殿前建立了戒壇。鑒真為聖武上皇授菩薩戒[16]，光明皇太後、孝謙天皇、皇太子也登壇受戒。此後，鑒真主持為440位沙彌授具足戒。在鑒真到來之前很多日本在佛學上很有造詣的僧人，此時認識到自己當初受戒不符合戒律規定，屬於「無戒」，並且也出於對鑒真的敬仰，如靈福、賢璟、志忠、善頂、道緣、平德、忍基、善謝、行潛、行忍等80餘人，都捨棄舊戒，以鑒真為戒和尚重新受具足戒。
鑒真此後被敕任為日本的僧官少僧都。(《東大寺要錄》)天平勝寶七年(755年)，在東大寺大佛殿的西邊，移聖武上皇受過戒的壇土，建立戒壇院，作為日本全國的中心戒壇。鑒真又在此院北邊建造唐禪院，作為講授戒律之所。翌年五月，鑒真與日僧良辨同時被敕任為大僧都，鑒真弟子法進被任為律師。此年，一向大力支持鑒真師徒的聖武上皇去世。天平寶字元年(757年)，孝謙天皇為了供給四方來京從鑒真學律僧人的食宿，特地施給備前國(在今岡山縣)水田百町，又賜給鑒真故一品新田部親王的舊宅作為建造伽藍之地。年已七十歲的鑒真在此地建立唐招提寺，與弟子法載、義靜、如寶等人在此研究和傳授戒律。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二年(758年)，詔賜鑒真「大和上」之號，同時又說：
政事躁煩，不敢勞老，宜停僧綱(按：指僧官)之任。集諸寺僧尼，欲學戒律者，皆屬令習。」(《續日本紀》卷二十一)
從此鑒真不再擔任僧官，集中力量在唐招提寺傳授律學，培養人才，而將原在東大寺唐禪院和戒壇院的事務交給弟子法進負責。
鑒真師徒在日本傳授戒律和授戒的開始階段，有不少僧人對過去自己所受的戒因「不如法」而受到否定(被認為「無戒」)表示不滿，雖然經過解釋有些人願意重新受戒，但是仍有一些守舊的僧人或感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影響者表示反對，對於普照等人邀請鑒真赴日傳戒，「不以為德，反以為仇」[17]。然而從總的情況看，鑒真師徒不僅受到以天皇為首的朝廷的信任，也受到佛教界廣大僧眾的崇敬。他們所傳授的律學和授戒儀規，很快就受到佛教界的承認和接受。
經鑒真的奏請，日本朝廷在東日本的下野(今栃木縣)的葯師寺和西日本的築紫(在今九州福岡縣)的觀世音寺也相繼建立了戒壇，它們與東大寺戒壇成為在日本朝廷統一控制下為出家僧尼授戒的「天下三戒壇」。根據日本江戶時代凝然所著的《律宗綱要》卷下記述，新建的兩所戒壇是按照「邊國」的授戒儀式由五人(三師二證)授戒；東大寺戒壇是按中國(此指中印度)方式由十人(三師七證)授戒。[18]據日本慧堅《律苑僧寶傳》卷十＜鑒真傳＞記載，在唐招提寺也建有戒壇，孝謙天皇曾在此受菩薩戒，詔：「出家者先入招提受戒學律，而後學自宗。」[19]
在鑒真到日本之前，僧尼出家受戒之後，由朝廷發給蓋有治部省之印的「公驗」，作為合法僧尼身份的證明。在鑒真到日本開創新的授戒制度之後，則以授戒十師連署的「戒牒」作為合法受戒證明，以代替原來的「公驗」。然而實際上授戒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進行的，因為治部省既掌握著度僧之權，又負責管理僧尼的名簿。[20]
日本天平寶字七年，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五月六日，鑒真結跏趺坐，面向西去世，春秋七十六歲。遵照鑒真和尚的遺囑，思托等弟子在東大寺戒壇院另立影堂。日本朝野和佛教界對鑒真的去世表示悲痛。在日本朝廷任中納言式部卿(敘正三位)的石上宅嗣寫悼詩曰：
上德從遷化，余燈欲斷風。
招提禪草鏟，戒院覺花空。
生死悲含恨，真如歡豈窮。
惟視常修者，無處不遺蹤。[21]
確實，鑒真在日本佛教史上是留下了永久的印記的，無論是從僧尼的傳法活動中，還是從佛教體制的建設中，都可以看到鑒真的影響，如詩中所說，是「無處不遺蹤」的。
日本光仁天皇寶龜八年，唐代宗大曆十二年(777年)，日本國使到唐朝通報鑒真去世的消息，揚州各寺僧眾得知此悲痛消息後皆穿喪服，舉哀三天，聚集到龍興寺舉行盛大齋會。
鑒真和尚具有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優秀品質，具有堅強的意志和一往無前的精神。在《東征傳》中有這樣一段話，生動地概括了鑒真不惜身命六次艱辛東渡的經歷和表現出來的非凡頑強的精神：
大和上從天寶二載始為傳戒，五度裝束，渡海艱辛。雖被漂回，本願不退。至第六度過日本，卅六人總無常去(按：死亡)，退心(按：退縮，改變初衷)道俗二百餘人。只有大和上、學問僧普照、天台僧思托，始終六度，經逾十二年，遂果本願，來傳聖戒。方知濟物慈悲，宿因深厚，不惜身命，所度極多。[22]
日本凝然《律宗綱要》卷下所說：「四度造船，五回入海，十二年中辛苦無量，道俗逝化三十六人，永(按：榮)睿、祥彥等是也。退還之者二百八十人。唯和上、普照、思托取死為期，都無退思。」[23]可以作為上引文字的注釋。
鑒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偉大傑出的人物，為向日本弘傳戒律，為傳播中國文化，為促進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鑒真及其弟子到日本傳律授戒，改變了日本以往不能按照佛教戒律規定授戒的局面。在鑒真師徒參與下建立的奈良東大寺戒壇、下野葯師寺戒壇和築紫觀世音寺戒壇，成為日本朝廷直接管轄之下的為出家僧尼授戒的場所，從而為日本在一定時期控制僧尼人數，使佛教保持正常有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二)鑒真師徒在東大寺、唐招提寺以及大安寺等地向日本學僧傳授戒律，培養很多掌握律學知識，能夠如法授戒的人才。據《東征傳》介紹，鑒真赴日之後，度僧近四萬人，與弟子思托等人講述《四分律》以及律宗南山宗道宣《行事鈔》、相部宗法礪《四分律疏》、定賓《鎮國道場飾宗義記》等多遍，培養出忍基、善俊、忠惠、常慰、惠新、真法等律學僧人，他們皆能講授上述律學典籍和理論。因此，鑒真被奉為日本律宗之祖。
(三)鑒真在日本的弟子很多，其中著名的有法進、仁韓、法顆、曇靜、思托、法載、義靜、法成、智威、靈耀、懷謙、惠雲、如寶、慧良、慧達、慧常、慧喜等，他們對日本佛教和社會文化都作出不同的貢獻。
其中法進(709－778)原在中國揚州白塔寺，到日本後是鑒真講授戒律和授戒的得力助手，並且是臨壇的戒師之一，被日本律宗奉為僅次於鑒真的「第二和尚」。在鑒真晚年退居唐招提寺之後，他接任經管東大寺唐禪院及戒壇院，在講授律學之外，還撰有大量律學註疏。據日本江戶時期師蠻《本朝高僧傳》卷五十七所載，法進還經常向日本學僧講述天台宗教義，曾講天台三大部(《摩訶止觀》、《法華玄義》、《法華文句》)四遍，深受歡迎。
思托原是台州開元寺僧人，鑒真東渡六次，他都跟隨在身邊，對律學、天台宗都有很深的造詣，赴日後是鑒真的另一位得力助手，積極協助鑒真營造唐招提寺，在向僧眾講授律學之外，也講授天台宗教義。日本真言宗創始人空海就是從他受的菩薩戒。他善於撰述，寫有記述鑒真東渡傳法事跡的《大唐傳戒師僧名記大和上鑒真傳》，日本信徒淡海三船(也稱「真人元開」)的《東征傳》主要是據此書撰寫的。思托還撰有日本最早的佛教史傳《延歷僧錄》五卷。原書雖佚，但在《東大寺要錄》、《東大寺雜錄》及《日本高僧傳要文抄》中保存不少逸文，是研究奈良時代佛教的珍貴資料。
如寶，隨鑒真赴日時尚是個沙彌，到日本後受具足戒，在鑒真奏請建造下野葯師寺後，曾負責主持該戒壇，後受鑒真之命主持唐招提寺。鑒真死前將唐招提寺託付給法載、義靜和如寶三人。如寶後來擴建唐招提寺，在進入平安時代之後，曾為桓武天皇及後妃、皇太子授戒，自此名聲更大。日本律宗將如寶奉為繼承鑒真、法進之後的「第三和尚」。
(四)鑒真與其弟子除傳授戒律、授戒，講授天台宗教義之外，還參加佛典的校勘工作，並且在建造唐禪院及唐招提寺等寺院過程中，將中國的先進的建築技術、雕塑、美術等介紹給日本。鑒真還善醫術並通曉醫葯學，《日本見在書目錄》中載錄有《鑒上人秘方》，可見他對日本醫葯學發展也作出貢獻。
當年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的文章中曾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乾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24]英雄豪傑代代有，行行有，他們是每一個時代的中國的脊樑。唐大和尚鑒真，是中國唐代的英雄豪傑，是構成當時中國脊樑的偉大人物之一。我們在今天從事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中，從鑒真大和尚的事跡中也可以得到有益的啟示，激勵的力量。
2000年11月1日於南方庄公寓修定
2002年2月24日於華威西里新宅重加修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