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兵教授:中國20世紀佛學研究的成果

中國20世紀佛學研究的成果
       
陳兵

20世紀初以來,隨整個中國思想界知識學術研究風氣之大開,及佛教復興運動的掀起,佛教學術研究(時稱「佛學研究」)一度勃興,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成為文史哲研究的熱門課題之一。當時文史哲領域的一流學者,如胡適、陳垣、湯用彤、陳寅恪、蒙文通、李石岑、馮友蘭、熊十力、方東美等,無不參與佛學研究。佛教界從事佛學研究的僧俗學者,陣容更為龐大。50至70年代末,佛學研究在中國大陸陷入低潮,「文革」十年間幾成絕響,僅在1974年有一佛學論文發表。70年代末以來,隨改革開放,文化春潮澎湃,佛學研究再度掀起高潮,日趨興旺。據粗略統計,近百年間,僅佛教界創辦的發表佛學論文的刊物,總數達200種以上; 進行佛學研究及培養佛學研究人才的專門機構如「支那內學院」、「武昌佛學院」、「三時學會」等,在60家以上;參與佛學研究的教內外學者多達數百名,出版的佛學專著多達數百種,發表的佛學論文在萬篇以上,成果可謂豐碩。
  一、佛教史的研究編寫
  中國漢、藏兩系佛教都有注重撰寫僧傳教史的傳統,現代佛教界承此傳統僧俗中頗有人從事佛教史傳之編寫。僧人中成果最著者為震華(1908—1942),他短促的一生,留下了《僧伽護國史》、《續比丘尼傳》、《東渡弘法高僧傳》、《入華求法高僧傳》、《清代佛教年鑒》、《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夾山志》、《泰縣佛教統志》等20多種著作,多數屬佛教史傳。可惜因過度勤奮,積勞成疾,英年早逝。妙舟所撰《蒙藏佛教史》(1935)博採各種文獻,對佛教從初入西藏蒙古直至民國初期的傳播歷史作了敘述,於歷代政府的蒙藏政策、諸大呼圖克圖的轉世系統及重要藏傳佛寺,記述尤詳。敦珠上師的《西藏古代佛教史》(劉銳之、明珠譯),為藏族人所撰的本地佛教史,書中有很多佛教內部的傳說和史料。東初法師的巨著《中國佛教近代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皆為開拓性的著作內容頗為豐贍。聖嚴法師的《世界佛教通史》第一篇《印度佛教史》,運用近代治史方法,採納海內外研究成果,為一部具近代學術水平的印度佛教史教科書。
  在居士界,曾任武昌佛學教授的史一如(1876—1925),曾編過《中華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各國佛教史》作為該院教材,大多據日人著述編譯而成。黃懺華的《中國佛教史》(1940)為現代中國人撰寫的第一部系統中國(漢傳)佛教通史,該書雖僅十餘萬字,而內容相當豐富,史料頗為翔實,按中國佛教傳布的四大階段,分為肇始(漢—西晉)進展(東晉南北朝)、光大(隋唐)、保守(五代—清末)四章,依次論述各階段佛教狀況、政教關系宗派分化、佛教外道關系,對各時期佛教思想的要義及其間傳承衍變的關系,敘述頗為精當,在今天看來仍具學術價值,被不少佛教院校用作教材。周叔迦的《印度佛教》、《中國佛學史》、《中國佛教史》三種教義專著,系濃縮多年積累的史料而撰成,「雖稱簡史,而內涵豐贍,論斷精審,自成一家之言。」(註:《周叔迦佛學論著集》蘇晉仁序言。)中國佛協編《中國佛教》是為斯里蘭卡佛教百科全書撰寫的辭條,出於教界一流學者呂chéng@①、法尊、黃懺華等人的手筆,其第一冊《中國佛教史略》、《中外佛教關系史略》、《中國佛教宗派源流》及第二冊中的《中國佛教人物》,可當作一部中國佛教史來讀,其內容甚為豐富,涵納了許多多年研究的成果。
  中國佛教史研究,自20世紀初以來一直是學術佛學研究的重心所在。國內第一本中國佛教史》出版於1922年,系蔣維喬據日人境野哲的《支那佛教史綱》譯撰,有所訂正增補,為國人所見首部以近代治史方法撰寫的中國佛教簡史。在中國佛教史研究上最有威望的學者是湯用彤(1897—1964),他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1938)受到中內外學者的廣泛好評,胡適贊為「最有權威之作」(註:《胡適的日記》下冊。),謂其方法細密,處處注重工具,麻天祥稱此書之問世使中國佛教史「才成為一門系統科學而登上學術舞台」,「至今治斯學者,無不取之為藍本而只能在其原有的間架上有所增益」。(註:《湯用彤評傳》頁88、90。)湯氏的另一著作《隋唐佛教史稿》(1982年),為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大學講課的講義,勾畫出了全盛期中國佛教的框架。著名歷史學家陳垣在中國佛教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其《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二書,引用大量史料、碑記,考證精嚴,並寓以抗日救國之深意,其《釋氏疑年錄》則據大量文獻考定自晉至清初2800名僧人的生卒年,至今猶為治中國佛教必備的工具書。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 擬出8卷,1981年出第1 卷(東漢三國),現出到第3 卷(南北朝),該書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充分利用國內外研究成果和考古發現內容相當豐富。郭朋自1980年以來陸續出版了《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後來又將上四書主要內容縮編為《中國佛教簡史》。日人鐮田茂雄的《中國佛教通史》,在大陸和台灣都有譯本
  開現代禪宗史研究之先河者,為著名學者胡適。他於1922年以來,先後發表過一系列禪宗歷史考辨的文章,其中重要者有《禪學古史考》(1928)、《楞伽宗考》(1935)、《菩提達摩考》(1927)等,文章中提出了對早期禪宗史的獨特見解。釋印海譯日人孤峰智燦的《中印禪宗史》,首次向國人介紹了禪宗歷史的概略。日人忽滑谷快天的《中國禪學史》雖早已由朱謙之譯出,但直到90年代才得以出版。印順的《中國禪宗—從印度禪到中國禪》,系統論述從達摩東山法門發展至南宗禪的歷程,是書使作者獲得日本的榮譽博士。杜繼文、魏道儒的《中國禪宗通史》(1993),系統敘述了禪宗從形成到清初「終結」的歷史。馮學成等編的《巴蜀禪燈錄》(1992)為首部系統地方禪宗史料長篇。台灣學者關於禪宗史的著作有褚柏思《中國禪學史話》等。
  在其它宗派方面,研究較多的數密宗,50年代以前,有王慧蘭譯出日人伊藤弘憲等撰的《真言宗小史》印行。呂建福著《中國密教史》(1995),是系統敘述密教在中國傳播歷程的開拓性成果,內容包括唐代密宗、元明清藏傳密教及近代密教的復興。藍吉富主編的《雲南大理密教論文集》(1990)收錄了有關滇密的研究成果,其中論文大部分是大陸學者撰寫。張錫祿《大理白族佛教密宗》(1999)是研究滇密的力作。周一良《唐代密宗》(1996)收集了作者在這一方面的多篇論文。台灣黃英傑編的《民國密宗年鑒》(1995)為研究現代密教復興的重要史料,書中所附《台灣地區四十年來密宗的變遷》是一篇用社會方法研究台灣現代密教的論文。密教研究的重要論文還有黃心川《中國密教印度淵源》、呂建福《關於密教研究的幾個問題》等。
  在近現代中國佛教史和地方佛教史的研究方面,成果相當可觀。80年代後期起,台灣江燦騰陸續出版了《台灣佛教與現代社會》(1992)、《現代中國佛教史新論》(1994)、《20世紀台灣佛教的轉型與發展》(1995)等著作,其極富開拓性、原創性、持論公平思想深湛獲得海峽兩岸學界佳評。大陸近十幾年來出版的近現代中國佛教史方面的專著有游有維《上海近代佛教簡史》(1988)、高振農、劉新美《中國近現代高僧佛學名人小傳》(1990)、高振農《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1992)、鄧子美《傳統佛教中國近代化》(1994)、於凌波《中國近代佛教人物誌》(1995)、何建明《佛法觀念的近代調適》(1998)等。 蘇晉仁《佛教文化與歷史》(1998)第四部分收有近現代佛教史料14 種,近現代中國佛教方面的重要論文有蔣維喬《十年來之中國佛教》(1924)、樓宇烈《近代中國佛教的特點及其評價》(1988)、張春波《簡論中國近現代佛學的地位與作用》(1989)、何建明《民初佛教革新運動述論》(1992 )、 藍吉富《現代中國佛教的反傳統傾向》(1990)、陳兵《中國佛教的現代轉型》(1997)、鄧子美《中興與嬗變——中國近代佛教復興思潮及其啟示》(1997)、李向平《近代中國佛教僧教育的開拓》(1997)、黃夏年《二十世紀中國佛學研究》(1997)、傅教石《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的五次大爭辯》(1992)等。關於地方佛教史研究的專著有史金波《西亞佛教史略》(1988 )、 胡思厚《甘肅佛教史》(1993)、韓溥《江西佛教史》(1995)、鄧子美《吳地佛教文化》(1996)、釋永明香港佛教佛寺》(1993)等。
  隨藏密之東漸,自30年代以來,藏傳佛教史的研究成為學界佛學研究的熱門之一。李翊灼的《西藏佛教史》(1933)是國內首部西藏佛教簡史。此後有法尊《西藏佛教史》、恆演《西藏佛教略記》等印行。王輔仁的《西藏佛教史略》是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西藏佛教的首部專著。王森的《西藏佛教發展史略》(1987)功力更見深厚。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則以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方法寫成,西藏社科院宗教所出版有藏文版《西藏佛教史》。藏族青年學者索南才讓完成了《西藏密教史》(1998)專著。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西藏佛教歷史》收有相關論文20餘篇。藏傳佛教史方面的藏文名著《佛教史大寶藏論》、《宗教流派鏡史》、《紅史》、《青史》、《主巴白蓮教法史》、《格魯派琉璃鏡史》、《薩迦世系史》、《雅隆尊者教法史》、《直貢法嗣》等,及米拉日巴、阿底峽、崗波巴、瑪爾巴、熱穹巴、宗喀巴等祖師傳記,也相繼被譯為漢文。
  關於域外佛教史,自30年代以來陸續譯出的專書有日本島地墨富等的《三國(印、中、日)佛教略史》、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渥德爾《印度佛教史》、查爾斯·埃里奧特《印度教與佛教史綱》、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愛宕顯昌《韓國佛教史》、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兩千年史》、佐佐木教悟等的《印度佛教史概況》等。中國學者撰寫的域外佛教史專著,有呂chéng@①《印度佛教史略》(1935)、周叔迦《印度佛教史》、楊曾文《日本佛教史》(1995)、凈海《南傳佛教史》、鄧殿臣《南傳佛教史略》等。
  近百年來,中國佛教內外學者佛教尤其是中國佛教史研究方面可謂成果巨大,基本上釐清了其興衰衍變的規律和歷史教訓,揭示了佛教傳播與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等的關系,對中國佛教史上的許多疑難問題進行了討論考辨,對歷來暗昧不明的西夏佛教、滇密、藏傳覺朗派等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
  二、佛教思想思想史的研究
  對佛教教義思想思想史歷程的研究,百年以來一直是佛學研究的熱門課題。最早用近代方法綜述佛教思想者,為謝無量的《佛學大綱》(1916)一書。該書介紹了佛教創立及流傳的簡史、中國佛教十宗概況,將佛教教義分為論理學心理學、倫理學三大板塊予以論述,為一本較好佛學概論。繼之,梁漱溟在其《印度哲學概論》(1919)、《東亞文化及其哲學》(1922)二書中論述了佛家思想,提出了佛法哲學佛法是無神論的獨特見解。此二書享譽一時,對國人尤青年知識分子認識佛學發生過不小的影響。此後陸續問世的佛學概論著作,有蔣維喬《佛教概論》(1930)、太虛佛學abc》、《真現實論》(1930 ),黃懺華《佛學概論》(1935)、王恩洋《佛學通釋》(1946)、印順《佛法概論》(1949)、鄭金德《現代佛學原理》(1982)、正果《佛教基本知識》(1982)、林傳芳《佛學概論》、黃公偉《佛學原理通釋》、方立天《佛教哲學》(1986)、陳兵《自凈其心——重讀釋迦牟尼》(1998)等。國外學者同類作品陸續譯出者有上野井清《佛教哲學》(張紱譯,1925)、邁格文《佛家哲學通釋》(江紹原譯,1927)、木村泰賢《原始佛教思想論》(歐陽瀚存譯,1970)、池田大作《我的佛教觀》(潘桂明,業露華譯,1986)等。研究佛教思想的論文為數甚多,結集成集者有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1964)、方立天《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1982)、張曼濤《佛教思想文集》(1980)、霍韜晦《絕對與圓融》(1986)、《法尊法師論文集》(1990)、印順《妙雲集》及台灣光山1978—1996年的《佛學研究論文集》年刊、《中日佛教學術會議論文集》(1997)等。概述中國佛教諸宗思想的專書有楊文會《十宗略說》、黃懺華《佛教各宗大意》、周叔迦《八宗概要》、高觀如《佛乘宗要》等。教外學者中,任繼愈首開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佛教思想之先河。
  在佛教思想的專宗專題研究方面,20世紀上半葉以法相唯識學的研究最為熱烈。闡述唯識思想著作,有太虛法相唯識學》(1938)、王恩洋《唯識通論》、黃懺華《唯識學輪廓》、周叔迦《唯識要義》、梅光羲《相宗綱要》、梁漱溟《唯識述義》、熊十力《新唯識論》、吳汝鈞《唯識哲學》、徐典正《唯識思想要義》、楊白衣唯識要義》等一二十種。印順的《唯識學探源》一書,溯唯識思想之源於原始佛教,是一本關於唯識思想研究的上乘學術著作。研究唯識思想的論文頗多,重要者有歐陽漸《唯識抉擇談》、太虛《阿陀那識論》、《論法相必宗唯識》,法尊《唯識三十頌懸論》、《駁歐陽漸辨虛妄分別》,福善《安難陳護四分義之看法》、《地攝兩系與奘系法相》,守培《唯識新舊兩譯不同意見》、梅光羲《相宗新舊兩譯不同論》、劉洙源《唯識學綱要》、景昌極《見相別種辨》、《唯識今釋補義》、繆風林《唯識今釋》、熊十力《唐代佛學舊派反對玄奘之暗潮》、蒙文通《唯識新羅學》、霍韜晦《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等。
  在印度佛教思想研究方面,印順的《中觀今論》、《如來藏之研究》(1981)等著作,對大乘中觀如來藏二系學說的淵源與義蘊作了深入研究,影響不小。惠敏的《中觀瑜伽》論述了空有二宗的宗要。演培《佛教緣起觀》、《印度部派佛教思想觀》論述了早期印度佛教思想。郭良yún@②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1997)是一部用巴利文原典研究始佛教的佳作。李明芳《大乘佛教思想研究》、陳兵《生與死——佛教輪回說》(1994)、永明佛教女性觀》、昭慧《佛教理學》(1995)等書,分別論述了佛教思想的某一方面。牟宗三《佛性般若》比較西方哲學論述了佛教佛性般若學說。賴永海《中國佛性論》(1988)以范疇為線索,論述中國佛性思想內涵及衍變。
  在天台思想的研究方面,有聖嚴《大乘止觀法門研究》、陳英善《天台緣起中道實相論》、王志遠《宋初天台佛學窺豹》(1989)、曾其海《天台佛學導論》(1993)等專著。研究華嚴思想的專著有方東美《華嚴哲學》、李世傑《華嚴思想要義》等。研究密教的專著有持松《密教通關》(1936)、根造編《藏密發凡》(1953)、陳健民《大手印教授抉微》、尕藏加《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1992)等。研究凈土思想的專著,僅有台灣廖閱鵬的《凈土三系之研究》一書。關於佛教教義中印藏諸宗思想的論文極多,不勝枚舉。
  20世紀80年代以來,禪宗研究成為中國大陸佛學研究的熱點,至今尚未降溫,這方面的著作文章最多。在禪宗思想思想史方面,陸續出版的專著有葛兆光《禪宗中國文化》(1986)、正果《禪宗大意》(1986)、賈題韜《論開悟》(1986)、顧偉康《禪宗文化交融和歷史選擇》(1990)、洪修平《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1992)、潘桂明《中國禪宗思想歷程》(1992)、徐小躍《禪與老莊》(1992)、邢東風《禪悟之道》(1992)、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從6世紀到9世紀》(1995)、麻天祥《中國禪宗思想發展史》(1997)等一二十部,台灣學者的此類著作有陳榮波《禪宗闡微》(1992)等。
  關於佛教思想的通史類專著,以呂chéng@①《印度佛學源流略講》(1979)、《中國佛學源流略講》(1976)二書最見功力,乃據作者佛學研究班的講稿整理而成,被很多學校採用為佛教專業研究生的課本。嚴北溟的《中國佛教哲學簡史》(1986)概述了從原始佛教思想史到中國近代的佛教哲學,郭朋的《中國佛教思想史》(1995)是訖今為止卷帙最大的中國佛教思想通史。郭朋還與廖自力、張新鷹合著有《中國近代佛學思想史稿》(1989),同類著作另有麻天祥《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1991)、李向平《救世與救心》(1993)。呂chéng@①的《西藏佛學原論》(1933)是藏傳佛教思想方面的開創性著作,班班多傑的《藏傳佛教思史綱》(1996)則為藏族學者用漢文所寫的一部較為系統的藏傳佛學通史,班班多傑還著有《拈花微笑——藏傳佛教哲學境界》(1996)一書。
  如果說佛教哲學思想的研究屬佛教「三學」中慧學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那麼戒、定二學的研究則相形薄弱。戒律學方面的專著,只有聖嚴《戒律學綱要》和真慧《七佛通誡偈思想研究》二書,這方面的論文為數亦不多。定學方面,南懷瑾的《禪觀正脈研究》(1989)闡釋了《禪秘要法經》所述小乘禪法。南氏的《禪法蠡測》(1955)、《如何修證佛法》(1989)二書,運用現代生理心理、物理學知識,聯繫密法、丹道、氣功,從實修的角度,對禪宗之禪法作了深入闡發,被譽為佛教修持法的力作,在海峽兩岸影響較大。陳健民的《禪海塔燈》亦屬同類著作。陳氏在國外用英文口述的《佛教禪定》一書,從實修角度對佛教顯密禪法作了系統闡述,該書中譯本已在大陸出版(1997)。陳兵《佛教禪學與東方文明》(1992)一書,從氣功人體科學角度,對佛教諸宗的禪定之學及禪定與東方文化、當代「人學」的關系進行了全方位的論述。
  在佛教人物思想的專題研究方面,陸續出版的專著有方立天的《慧遠及其佛學》(1984)、《法藏》(1991),田光烈《玄奘哲學研究》(1986)、楊廷福《玄奘論集》(1986)、塗艷秋《僧肇思想探究》、果詳《紫柏大師研究》、鄧克銘《大慧宗杲之禪法》、見正《印光大師的生平與思想》、洪金蓮太虛大師佛教現代化之研究》、郭朋《印順佛學思想研究》(1991)、江燦騰《太虛大師前傳》(1993)、陳慧劍《寒山子研究》、潘桂明《智@③評傳》(1997)、張風雷《智@③評傳》(1995)等。這方面的學術論文為數甚多,論文集有黃心川主編的《玄奘研究文集》(1995)、霍韜晦主編《太虛誕生一百周年國際會議論文集》(1990)等。
  隨法相唯識學的一度復興,與此學密切相關的佛家因明學研究自20世紀初以來再次掀起高潮,梁啟超、章太炎、章士釗、譚戒甫等名家競相研習因明,將其與中國名辯學作比較研究。呂chéng@①的《因明綱要》(1926)為現代首部因明學的通論性專著。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刪注》(1926)雖有失誤,而基本刪注得當。語言學家陳望道的《因明學》(1931)為首部以白話文寫作的因明通論。名作家許地山的《陳那以前中觀派與瑜伽派之因明》(1931)是一篇長達6萬字的論文, 乃當時因明學研究的重要成果。虞愚也有題為《因明學》的專書出版。邏輯學家陳大齊的《因明大疏蠡測》在邏輯學和因明學的比較研究方面,被譽為「至今沒有一本著作可以與之媲美。(註:鄭偉宏《佛家邏輯通論》頁213。)陳氏還著有《因明正理論疏悟他門淺釋》。50 年代以前關於因明學的著作還有太虛因明概論》、周叔迦《因明新例》等。50年代以後,因明學研究在學術界仍然相當興盛,有石材《因明述要》(1981)、沈劍英《因明學研究》(1995)、霍韜晦《佛家邏輯研究》、鄭偉宏《佛家邏輯通論》(1996)及《因明論文集》(1992)、《因明研究—佛家邏輯》(1994)論文集等著作出版。
  50年代因明學研究的新氣象,是對漢傳佛教界一向十分生疏的藏傳因明學研究的興起。60年代初,呂chéng@①《西藏所傳的因明和法尊《法稱因明學中「心明」差別略說》二文,對藏傳因明學作了介紹。此後,藏文因明要典《正理滴論》(王森、楊化群各有譯本)、《集量論》(法尊譯)、《因明七論入門》、《因明學啟蒙》、《因明學名義略集》、《量學》(以上皆為楊化群譯)、《量理寶藏論》(明性譯)等,相繼譯漢出版。楊化群《藏傳因明學》(1990)、劇宗林《藏傳佛教因明史略》(1994)二書,對藏傳佛教因明學作了系統介紹。
  三、佛教文獻制度文化等的研究
  佛教典籍文獻的整理研究,作為弘揚佛法和發揚傳統文化之要務,自20世紀初以來一直為教界、學界佛學研究的重點。《頻伽大藏經》、《普慧藏》、《中華大藏經》、《大藏經補編》、《佛光大藏經》、《藏文大藏經》等佛教全書的編纂,投入了大量人力、財力,是本世紀佛教文獻研究的重大工程。海峽兩岸各自編集的《中華大藏經》,至今尚未完工。方廣@④主編的《藏外佛教文獻》收錄多種歷代藏經未收的佛教文獻整理本,附有研究論文,於1995年出版了第一輯(已出三輯)。用新發現敦煌文獻、趙城金藏等古本梵文、巴利文、藏文文字佛典校勘補遺,是20世紀佛典整理研究工作一大特色,金陵刻經處選編的《藏要》,其選擇、校勘之精審,為識者所讚賞。
  在佛典的注釋今譯方面, 重要成果有江味農《金剛經講義》(1940 )、太虛瑜伽真實義品講要》、《辨中邊論頌釋》、《唯識三十論講錄》,蔣維喬《大乘五蘊論注》、圓瑛《楞嚴經講義》(1951)、南懷瑾《楞嚴大義今釋》(1960)、《楞伽大義今釋》(1965)、成觀《楞伽經義貫》(1987)、韓清凈瑜伽師地論披尋記》、《唯識三十論詮句》,梅光羲《因明正理節錄集注》、范古農《八識規矩頌貫珠釋》、《觀所緣緣論貫珠釋》,郭朋《壇經校釋》(1983)、方立天《華嚴獅子章校釋》(1983)、韓廷傑《三論玄義校釋》(1985)、杜繼文《大乘起信論今譯》(1991)、 黃念祖《大乘無量壽經解》(1981)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有重要佛典今譯今注8種。台灣佛光出版社出版有《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數十種佛典今譯今解。
  在佛典的考據、辨偽、校勘方面,教內外學者做了大量工作。《起信論》、《楞嚴經》的真偽之辨,為20年代以來佛典考辨的熱點,捲入了很多人,發表了數十篇論文,論辯直到20世紀末還在進行。周叔迦有《大藏經雕印源流記略》、《房山石大藏經叢考》、《宋元明清譯經圖記》、《北平圖書館藏西夏藏經小記》、《漢文大藏經大乘經分類法的商榷》等有關佛典研究的論文發表,其《釋典叢錄》對180 余種佛典一一作了考據、評論。陳垣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1942)一書辨析考證了35種文獻的版本、源流、作者內容等。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的研究》對印度早期佛典的形成作了細致的研究。呂chéng@①《佛典泛論》收集了研究佛典的有關論文。中國佛協編《中國佛教》第三、四輯《中國佛教典籍》對132種佛典作了提要,皆出名家手筆。陳士強《佛典精解》(1992 )對226部佛典作了詳細的考據、提要。 關於佛典研究的專著有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道安《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方廣@④《佛教大藏經史》(1991)、杜斗城《北涼譯經論》(1995)等。佛典目錄方面的專著有呂chéng@①《新編大藏經目錄》(1983)、黃顯銘《藏漢對照西藏大藏經目錄》(1993)。
  在佛教制度研究方面,周叔迦《法苑談叢·佛教制度》對中國佛教四眾弟子寺院建制、管理制度法事儀式等首次作了介紹,考證了其源流變革。南懷瑾《禪宗叢林制度中國社會》(1975)首次對禪宗叢林制度作了系統研究,論述了其與中國宗法社會中國文化、幫會社會關系。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出版的關於佛教制度研究的著作有何茲全主編的《五十年來(1934—1984)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1986)、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文書》(1987),謝重光、白文固《中國僧官制度史》(1990)、丁剛《中國佛教教育:儒釋道教育比較研究》(1988)等。台灣吳永猛出版有《中國佛教經濟發展之研究》一書。
  80年代後期以來,大陸佛學研究出現一股「文化熱」,將佛教看作一種文化,看作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佛教中國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繫,通論佛教中國文化關系著作,有方立天《中國佛教傳統文化》(1988)、蘇淵雷《佛教中國傳統文化》(1988)、孫昌武《中國佛教文化序記》(1990)、魏承思《中國佛教文化論稿》(1991)、中華書局編《佛教中國文化》(1990)、賴永海《佛學與儒學》(1992)、洪修平《中國佛教文化歷程》(1995)、王堯、陳楠主編《佛教中國傳統文化》(1996)論文集等。
  在佛教與文學方面, 孫昌武陸續出版了《唐代文學與佛教》(1985)、《佛教與中國文學》(1988)、《禪思與詩情》(1994)、 《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1996)等著作論述佛教與中國文學的關系。這方面的專著還有陳允吉《唐音佛教辨思錄》(1988)、蔣述卓《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1991)、杜松柏《禪學與唐宋詩詞》、張伯偉《禪與詩學》(1992)、周@⑤楷《中國禪宗與詩歌》(1992)、姚儀敏《盛唐詩與禪》、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1997)等。
  在佛教藝術方面,周叔迦《法苑談叢·佛教文化藝術》對佛畫、佛曲、寺塔、石窟、金石文物等首次作了介紹考證,他還有《漫談佛畫》一文發表。此後,關於佛教藝術的專著有劉長久等編《大足石刻藝術研究》(1985)、羅哲文《中國古塔》(1985)、閻文儒《中國石窟藝術總論》(1987)、段文傑《敦煌石窟藝術論集》(1987)、《常任俠藝術考古論文集》(1984)、丁明夷、邢軍《佛教藝術百問》(1988)、吳焯《佛教東傳與中國佛教藝術》(1991)、陳聿東《佛教與雕塑藝術》(1992)、韓軍《五台山佛教音樂》(1992)、田青主編《中國佛教音樂選粹》(1993)、范瑞華《中國佛教美術源流》、《禪學與禪意畫》(1996)、黃河濤《禪與中國藝術精神的嬗變》(1994)、田光烈《佛法書法》(1991)、王海林《佛教美學》(1992)、祁志祥《佛教美學》(1997)等。
  在佛教寺剎的研究方面,四川省民委編的《藏傳佛教寺院資料選編》(1989)和蒲文成主編的《甘青藏傳佛教寺院》(1990)二書,據史料和實地考察,對甘、青、川三省的約1600座藏傳佛寺的歷史、沿革、現狀作了詳悉介紹。漢傳佛寺研究方面,80年代以來陸續有《龍華寺》、《靜安古寺》、《玉佛禪寺》、《大興善寺》、《法門寺》、《香積寺》、《草堂寺》、《凈寺古剎玄中寺》、《白馬寺》、《廣勝寺志》、《新編少林寺志》、《山西寺廟志》(1994)等書出版。謝重光的《漢唐佛教社會史論》(1990)將寺院看作社會文化中心,論述了其多重社會功能文化功能。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1997)長篇從文化視角,對自漢至唐佛寺的建造、沿革、制度社會文化功能及與之相關的文學藝術茶道醫葯、歷算等作了系統論述。
  在佛教辭書方面,自華人所編首部《佛學大辭典》(丁福保編, 1919)問世以來, 相繼出版的佛教工具書有孫祖烈編《佛學小辭典》(1919)、上海佛學書局編輯部編《實用佛學辭典》(1934)、熊十力著《佛家名相通釋》(1937)、朱芾煌編《法相辭典》(1939)、明復編《中國佛學人名辭典》(1974)、王沂暖、健白平主編《藏漢佛學辭典》(1986)、萬長春編《佛教文學辭典》(1986)、慈怡等編《佛光大辭典》(1988)、佛光山出版社編《中英佛學辭典》、林忠億編《中英梵巴佛學名辭彙集》(1990)、李明權編《佛學典故匯釋》(1990)、任道斌主編《佛教文化辭典》(1991)、陳聿東主編《佛教文化百科》(1993)、寬忍主編《佛學辭典》(1994)、陳兵編著《新編佛教辭典》(1994)、吳汝鈞著《佛教大辭典》(1994)、袁賓主編《禪宗辭典》(1994)、劉保金著《佛書解說辭典》(1995)等,以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發行量最大,《佛光大辭典》卷帙最巨。
  論述佛法的現代意義,及將佛學與現代新思潮作比較研究,從20世紀初以來便為太虛、梁漱溟、熊十力等人所注重。太虛「抱定以佛教為中心的觀念,去觀察現代的一切新的經濟政治、教育、文藝及科學哲學文化」(註:《太虛全書》第二冊。),發表了數十篇文章和講演,論述佛學東西方諸家哲學宗教社會學說、倫理學心理學、文藝等的關系。80年代以來,港台和大陸的各種佛刊上,這方面的文章逐漸增多,重要者如陳榮波《禪與存在主義》,陳兵《佛法與現代文明》、《佛法依正不二論的現代意義》、《自我實現與自性成佛》、《佛學與死亡學》,楊惠南《從境解脫到心解脫——建立心境平等佛教生態學》、洪啟嵩《器官捐贈與佛教生命關懷》、呂建福《佛法時代文化之省思》等。法音編輯部編印的《佛教與現代文明》,選編了該刊發表的此類文章十餘篇。台灣出版的此類著作有曉雲《佛教時代》、聖嚴等《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蕭武桐《禪的智慧vs現代管理》等。這方面的譯作有鈴木大拙等的《禪宗精神分析》(王雷泉、馮川譯)、阿部正雄《禪與西方思想》(王雷泉、張汝倫譯)等。
  百年來的佛學研究,中間雖經低潮,但於80年代後日趨興盛,正如黃夏年《四十年來漢傳佛教研究綜述》一文結語所說:「佛教研究的成果一方面保持了傳統佛教史、佛教哲學教義經典宗派和人物等領域,另一方面又擴大到佛教心理學、倫理學政治經濟、醫學、語言學、文學、藝術音樂、教育、文獻學、美學等新領域,……並且形成了專題和普及知識兩個寫作系統」。 (註:《佛學研究》創刊號頁258。)成果盡管豐碩,前景無疑輝煌,但回顧歷史,不難發現20 世紀的佛教研究明顯存在薄弱環節:如對宋代以後的佛教西域佛教、南傳佛教凈土宗、居士佛教、女眾佛教、戒定二學等研究較少,海峽兩岸,至今尚未能完成一部分量重、水平高、持論公允的中國佛教通史;對傳統佛教尤明清佛教的弊端批判不力,對當代佛教的現狀和問題研究太少,整個佛學研究存在著與佛教現實脫節的傾向;很多著作、論文中,對佛學理解有失準確的地方太多佛學論文雖然不少,但真正有水平、有價值的嫌少,重復勞動和可有可無者太多佛學研究的廣度、深度、精密度,都有待於在下一世紀的不斷提高。

  字型檔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澄的繁體字
  @②原字上半部為均下加金
  @③原字左半部為山加豆組成右加頁
  @④原字為鐵的左半部右加昌
  @⑤原字為袖的左邊右加答字去掉一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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