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拉登之「死」談暴力英難的終結
時下盛傳「拉登死了」。
奧巴馬說，這是正義的勝利。伊斯蘭世界則視拉登為正義的化身。在同一個辭彙下，美國人在歡呼，伊斯蘭世界卻在流淚。
拉登無疑是伊斯蘭世界的英雄，但同時，他又是美國人眼中的罪人。
前幾天，在《白虎關》和《西夏咒》研討會上，我跟李建軍先生有過一個爭論。他認為的「英雄」，卻大多是我認為的罪人。
目前，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都在贊美自己的「英雄」，而這些「英雄」都在國家、民族、信仰的旗幟下屠殺另一群人。
世界史如此，中國的歷史同樣如此。如金朝的金兀朮，這樣的「民族英雄」被金朝捧出來後，就可以帶著金朝人屠殺宋朝人；而宋朝人推出的英雄岳飛也要帶人去屠殺金朝人。每個朝代都有這樣的屠殺，每個朝代的文人都在贊美這些「英雄」。今天亦然，以色列人推出的「英雄」在愛國主義的煽動下屠殺巴勒斯坦人，而巴勒斯坦的英雄又在「愛國主義」的煽動下屠殺以色列人。世界上整天充滿著這樣的爆炸聲，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文人都在謳歌這種罪惡，都在贊美這種「暴力英雄」，都在贊美這種英雄主義。
伊斯蘭人推出的英雄可以策劃「911」，而美國人的「英雄」卻可以屠殺伊拉克人。每一個英雄，實質上都生活在一個非常狹隘的民族視角之下。
這樣，伊斯蘭世界的英雄拉登就可以在「正義」的旗幟下理直氣壯地屠殺美國人，而美國人也會將拉登之死當成是「正義」的勝利。在同一個叫「正義」詞語下，卻有著不同的結果，當然也滲透著不同內容的血腥。無論人們有著什麼樣的理由，這種正義，其本質都是給人類帶來災難。
2009年，我到法國參加中法文學論壇的時候，法國人仍然將拿破崙當做「神」來崇拜。在我發言的時候，就說拿破崙無論怎麼樣，當做「神」來崇拜也罷，但他作為一個人類，到俄羅斯屠殺另一個國家人類的時候，他是罪人。法國人可以贊美拿破崙，在這種贊美的文化中會培養出更多的「拿破崙」；德國人可以贊美希特勒，在這種文化理念的熏陶下也會培養出更多的「希特勒」。同樣，伊斯蘭也可以謳歌拉登，培養出更多的拉登似的「暴力英雄」。但歷史上有一種規律，就是崇尚暴力者，必為暴力所滅。拉登之死正說明了這個道理。拉登的暴力是強大的，但世上還有比他更強大的暴力。
必須有一種聲音，告訴人類：我們不要屠殺，不要暴力，我們需要愛。
正是在這種目光的觀照下，我才寫出了長篇小說《西夏咒》(作家出版社)。
我想，在民族、國家這類詞語之外，人類應該有另一種聲音，來告訴世界：暴力是最大的惡。雖然這個聲音非常弱小，但我覺得這是黑暗中的一點燭光。這種屠殺文化、謳歌「暴力英雄」的文化是非常可怕的，因為暴君可以死去，屠夫也有壽命，拉登的肉體也會被另一種巨大的暴力摧毀，但在這種文化的熏陶下，人類文化會有一種邪惡的暴力基因，它會滋長出一代代無數的「屠夫」，去屠殺另一個民族、另一個國家。至今，這種屠殺和暴力文化仍然為我們所謳歌，或稱之為「正義」，或名之為「愛國」。這是非常可怕的。
成吉思汗無論多麼強大，拉登無論多麼可怕，他們都會死的。但這種屠殺和暴力文化卻能培養出新的「成吉思汗」，培養出新的「拉登」，培養出新的暴君和屠夫。要知道，民族也罷，國家也罷，它們是有局限性的。因為日本人的「英雄」正好是屠殺中國人的「屠夫」，中國人認為的「英雄」成吉思汗，也會去屠殺地球的其它國家，被稱為「上帝懲罰人類的鞭子」，他滅了四十多個國家，這些國家中有多少無辜者死於非命，那些寡兒孤母的眼淚像黃河一樣流淌著，人的頭顱像戈壁上滾動的亂石。當然，我們允許蒙古人贊美成吉思汗，允許中國人稱成吉思汗是英雄，但是對於那些被屠殺國家的人類來說，他其實是罪人。
我的《西夏咒》就寫了這種反思，站在人類的高度上來反思這些許許多多的「英雄」，他們屠殺另外一群人類對嗎？
古代某年，西部出了一個暴君，屠殺了大量的佛教徒，造下了無數的罪惡。有一個非常勇敢的僧人，他化裝之後，來到這個暴君跟前，一箭射死了他，然後逃走了。那僧人當然拯救了很多無辜的人，但西部有這樣一種文化理念：殺人是有罪的。無論你殺的是暴君也好，壞人也罷，他這個殺人的行為本身是有罪的，後來他一直沒有資格給別人授戒。當別人讓他授戒時，他說自己沒有資格授戒，因為他已經殺過人了。殺人這個行為本身就已經犯戒了。
無論什麼樣的生命，我們都應該尊重，都應該敬畏，無論你帶著什麼樣的理由，去剝奪另外一個人生命的時候，這個行為本身就是罪惡。因為你的理由會由於你的宗教哲學、人生哲學、以及國家的教育變化出不同的花樣，可以製造出不同的「正義」理由和借口。日本人用日本「正義」的理由和借口來屠殺中國人，可以編造出很多的謊言，讓每一個日本人以比賽屠殺中國人為榮；但中國人也會有這樣的理由和借口去屠殺日本人；美國人也可以變幻出這樣「正義」的理由和借口去屠殺別的國家。
每一個政治家有不同的理由，每一個時代有不同的謊言，但我們必須有一種理念和文化——殺人是罪惡，人類不應該殺人。無論借什麼樣的理由來殺人，都是罪惡。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思想和精神，可能會超越目前我們文人中流行的一些文化理念，這種精神是人類中最珍貴的東西。
我在《西夏咒》寫的馮道就曾用這種理念阻止了無數人的屠殺，他不管當朝的這個皇帝姓什麼，只要你不殺老百姓就行。當皇帝揮起屠刀屠殺另一群老百姓的時候，馮道用各種借口來阻止這種屠殺行為。他不在乎這個當皇帝的姓李？還是姓趙？只要你不去屠殺老百姓就是好皇帝。他老對皇帝說，現在這個世界，就是釋迦牟尼佛出世，也沒有辦法，只要你不殺老百姓，為他們造福，你就是佛。
當然，我的這種理念與我們目前所受的教育也許有一點點不一樣，但五十年之後、一百年之後，再反思一下今天，也許我的聲音是對的。因為文化大革命中，那時許多被認為正確的，現在發現錯了。那麼，現在你們認為正確的東西，五十年之後、幾百年之後是不是仍然認為是正確的？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反思。
所以，我覺得應該從「人」的角度、人類生存的角度來反思這個東西。我不管政治家，不管哲學家，我只管「人」本身。無論什麼民族的寡婦，當她的丈夫被人殺掉的時候，她都會非常痛苦。任何一個人都沒有權利去剝奪另外一個人的生命，無論他有著什麼樣的理由。
《西夏咒》中的這種反思會不會被世界認可都不要緊，至少表明這個時代還有一個人這樣想著，還有這樣一種聲音，還有我這樣一個螢火蟲。雖然這個螢火蟲在黑暗中照亮不了多大的空間，但有一點點光就行了。至於這個螢火蟲的「光」能不能贏得世界的喝彩，我不在乎。我當然希望它不要被黑夜所淹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