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作為佛教聖地，不但在我國佛教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也頗有影響。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尤其令人矚目。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強大的封建王朝。公元七世紀至九世紀，唐王朝經濟繁榮，國威遠震。因此，日本的有識之士認為：「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須達[1]。」
在唐代，日本為了學習和吸收我國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科學文化，曾多次派遣「遣唐使」來我國通好和學習。「遣唐使」團中的「學問僧」和「請益僧」是日本專為學習和吸收佛教文化派到我國來的僧侶。五台山在唐代已成為名震中外的佛教聖地，山中寺廟林立，高僧輩出，大德雲集，因而就成為日本請益僧和學問僧必定要參詣的地方。
在唐代，參詣過五台山的日本僧侶很多，日本佛教史上的著名大師靈仙人師、慈覺大師以及慧運、圓覺、惠運、惠萼、圓修、宗睿都曾在五台山求法巡禮。
靈仙大師，日本奈良興福寺的僧人，他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一個到五台山求法巡禮的僧人。靈仙大師是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隨遣唐使來到我國的。他先在唐朝的都城長安學習佛法、漢語及梵文；唐憲宗元和五年(810)至元和六年(811)，靈仙在長安醴泉寺與罽賓國三藏賜紫沙門般若三藏等共同翻譯出《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梵筴，他是日本來華僧人中唯一參與過唐朝譯經事業的高僧。
靈仙大師在長安度過十六個春秋後，憲宗元和十五年(820)，從長安來到了五台山。在五台山生活的七年多里，靈仙遍禮了文殊聖跡和台山佛剎，在五台山求法巡禮期間，唐敬宗寶歷元年(825)，靈仙曾「將一萬粒舍利、新經兩部、造敕五通等」交付其弟子貞素送回日本[2]。唐文宗太和元年(827)，靈仙逝世於五台山靈境寺，至今仍長眠於文殊聖域。靈仙大師是日本與五台山佛教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圓仁，號慈覺大師，俗姓壬生氏，下野(今櫪木縣)人，日本京都比睿山延歷寺僧人，日本佛教天台宗創始人最澄大師的高足，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的第三代座主(祖師)，生於公元七九三年，卒於公元八六四年。唐文宗開成三年(838)，隨日本遣唐使藤原常嗣來華，時年已四十五歲。至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回歸日本．在我國求法巡禮達九年之久，圓仁與最澄、空海、常曉、圓行、圓珍、惠運、宗睿齊名，被尊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著名的「入唐八家」。
唐文宗開成五年(840)三月，圓仁率領弟子們由登州文登縣青虧：鄉赤山村赤山禪院出發，經登州、萊州、青州、淄州、齊州、鄆州、鎮州、徒步跋涉「二千九百九十來里」，「在路行正得四十四日」，從河北省阜平縣的龍泉關進入了五台山。
一望見「清涼峰巒文殊聖域」，圓仁一行便「伏地遙禮，不覺雨淚」。
在五台山求法巡禮的兩個多月中，慈覺大師一行共求得佛教經論章疏等典籍三十四部，從而促進了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在五台山的竹林寺，圓仁的兩個未受具足戒的弟子惟正和惟曉，還由該寺的百歲大德靈覺法師授了具足戒。離開五台山時，慈覺大師一行還將「五台山土石」作為聖物帶回日本，表達了他們對五台山文殊菩薩聖地的無比崇仰之情。同時，慈覺大師與五台山大華寺(即今顯通寺)的志遠法師還結下了真摯的友情和善緣。志遠法師與慈覺大師的友情，是中日友好交往中的一段歷史佳話。
志遠法師(768—844)，俗姓宋，汝南(今河南上蔡縣)人。著有《法華疏》、《止觀釋義》等著作，是我國唐代的天台宗高僧。慈覺大師到五台山求法巡禮時，志遠法師是五台山大華嚴寺首座講經法師。慈覺大師在他的朝禮五台山日記里寫道：「大華嚴寺十二院，僧眾至多，皆以(志)遠和上為首座。和上不受施利，日唯一餐。戒行清高，六時禮懺．不闕一時。而常修法華三昧，一心三觀以為心腑。志超物外。遍山諸寺老宿，盡致欽敬者。[3]志遠法師對天台宗的造詣很深，他居住的「華嚴寺右小院」，時人「目其院為天台焉」[4]。天台指浙江省天台縣城北的天台山，天台山是我國佛教天台宗的發源地。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年)，慈覺大師的老師最澄大師來唐朝求法巡禮時．就曾在天台山與志遠法師結下了友好的情誼。在五台山遇到老師的故友，慈覺大師倍感親切。
在五台山大華嚴寺，慈覺大師圓仁曾多次聽志遠法師講經說法。志遠法師講的《止觀》，更給慈覺大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於志遠法師對天台宗的造詣很高，因此，慈覺大師曾多次與志遠法師研討天台奧旨。同時，慈覺大師還將日本天台宗大本營「延歷寺未決(天台宗疑難問題)三十條，呈上志遠和上，請決釋」[5]。當圓仁一行離開五台山時，他們與志遠法師等五台山僧侶「捫淚執手」，依依惜別，表達了日本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
回到日本以後，慈覺大師圓仁把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和所記的日記，整理成《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行記》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和唐代社會史方面的一部珍貴史料，此書與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馬可波羅行記》)同被稱為「東方三大《遊記》」。
惠萼，日本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為了促進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他三次「泛四重溟渤，視死如歸」，來到五台山求法巡禮。店武宗會昌元年(841)，惠萼首次上五台山求法巡禮，次年回歸日本。會昌四年(844)，惠萼又第二次朝禮五台山文殊聖域，並將日本仁明天皇的桔皇後親手製作的寶幡鏡奩和綉文袈裟送到五台山供奉文殊菩薩。在中回逗留三年後，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惠萼搭唐朝商人張支信的商船回國。十六年後的唐懿宗咸通三年(862)，惠萼陪同真如法親王來唐朝通好，第三次來到五台山求法巡禮。第二年，惠萼帶著在五台山請的一尊木雕觀音菩薩像，由明州(今浙江寧波)渡海歸國，航行至普陀山時，船被風浪阻遏不能前進。惠萼認為是觀音菩薩與日本的「機緣未熟．請留此山[6]」。於是，便將從五台山攜來的觀音菩薩雕像在普陀山結廬安置。惠萼回國後，當地人遂將安置觀音菩薩雕像的茅廬擴建為寺院，普陀山從此便發展成了我國著名的佛教名山了。惠萼是一位朝禮五台山次數最多的日本高僧。
在宋代，中日兩國的民間經濟文化交流相當廣泛頻繁。當時．搭乘商船來華，從江南到五台山參詣的日本佛教徒也很多，著名的有法濟大師奝然、善慧大師成尋，以及成算、祚一、嘉因、寂昭、賴緣等。
奝然，號法濟大師，日本奈良東大寺僧人，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八月，搭乘宋朝商人陳仁爽的商船來華。在宋朝的都城汴梁，商然謁見了宋太宗。宋太宗「存撫之甚厚，賜紫衣，館於太平興國寺」，「奝然復求詣五台，許之。令所過續食。又求印本大藏經，詔亦給之」[7]。
太平興國九年(984年)三月，商然師徒一行到五台山參詣巡禮。在五台山期間，角然一行遍歷聖跡名剎，到處訪謁高僧。在大華嚴寺，商然與該寺高僧研討佛法，並得到了寺主延一法師新著的《廣清涼傳》等佛教著述。
奝然在我國學習游歷了三年後歸國。回到日本以後，出於對五台山的崇仰，奝然「曾請准以愛宕山比擬五台山，把它改名為五台山大清涼寺」[8]第二年，奝然又派遣其弟子嘉因再次來華，專門在五台山舉辦供養文殊菩薩的法會[9]。奝然在日本建清涼寺的計劃未酬便逝世了。後來他的弟子成算終於繼承其師的遺願，在京都嵯峨山仿照五台山清涼寺建成了一座清涼寺。
成尋，號善慧大師，日本京都大雲寺僧人。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三月，成尋以年近花甲的高齡，率領弟子賴緣、快宗、聖秀、惟觀、心賢、善久、長明，搭乘宋朝商人孫忠的商船來華。
成尋到達宋朝的都城汴梁後，宋神宗在延和殿召見了成尋，並賜給紫服、絹帛等物，令住京城太平興國寺，對他十分優禮。
同年十一月一日，成尋按捺不住朝聖的激情不顧天寒地凍，率領弟子們奔赴五台山。宋神宗特賜「官御馬十匹，兵士廿人」護送前往[10]。在路途跋涉了近一個月，成尋一行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到達五台山，「始見東台頂，感淚先落」[11]。他們在五台山期間，時值隆冬，五台山朔風怒號，大雪封山。由於山路難行，成尋未能遍禮聖跡名剎。對此，成尋非常遺憾，決定第二年再重遊五台山，並準備在五個台頂上各做三七日法壇修行。但是，成尋重遊五台山的心願終未實現，宋神宗元豐四年(1081)，成尋病逝於汴梁開寶寺。
成尋在我國游歷九年之久，著有《參天台五台山記》一書。這部書是研究我國佛教史和宋代社會史的珍貴文獻。
今後，隨著中日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不斷擴大，五台山佛教聖地必將為進一步增進中日友好譜寫新的篇章。
注釋：
[1][日]《日本書紀》：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條。
[4][宋]釋延一：《廣清涼傳》卷下。
[6][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二。
[9][日]《續左亟抄》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