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農
玄奘不僅是我國著名的翻譯家、旅行家和佛教理論家，而且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西行求法，往返17年，旅程5萬里，所聞所履達．138國。其間歷盡艱險，始終不屈不撓。特別是不為名利所動，堅決拒絕了印度國王和學人的一再懇留和百般阻撓，毅然東歸，回到祖國弘揚佛法。回國後又婉拒了唐太宗勸其還俗出仕的主張，矢志不渝地獻身佛教事業，成為一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因此，魯迅說他是「中國的脊樑」，梁啟超則稱他是「中國佛學界第一人」。現在，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玄奘的愛國主義思想，不僅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也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首先，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解決當時正在中國流行的各種佛教思想存在的一些矛盾，以便使佛教思想在中國更為流行。他通過多年來在各地參訪學習，深感異說紛紜，無從獲解。所謂「遍謁眾師，備餐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於是，他抱著「一睹明法了義真文」，以求佛理真傳的信念』，決心西行去印度求法。因未得唐太宗批准，乃「冒越憲章，私往天竺」，也就是偷渡出境。這種不顧個人安危，決心赴印求法以解決佛教理論方面所出現的矛盾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種愛國主義思想的表現。
其次，玄奘當年私自離開長安以後，一路上既有州官的留難與追捕，也有荒無人煙那八百里大沙漠的艱苦行程。但他毫無畏懼、退悔之心，而是勇往直前，最後終於戰勝了重重困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他到達故高昌國時，受到高昌王的百般禮敬，並給予極高的榮譽和地位，挽留他長住高昌弘法，遭到玄奘拒絕後，甚至以遣送玄奘回長安相要挾。玄奘毫不動搖，絕食三日，以死表態，執意西行。高昌王無奈，只得與玄奘結為異姓兄弟，留玄奘在高昌講《仁王護國經》一月後放行。從這一點看，玄奘的愛國意志是十分堅決的。
第三，玄奘於貞觀二年(628年)春從高昌王城出發，到貞觀五年(631年)十月初進入那爛陀寺為止，前後四年余，歷經50餘國，沿途除了弘法講經，傳播唐代佛教文化外，主要是向各國佛教學者學習大小乘佛典、因明、聲明、梵文乃至婆羅門教典籍。據不完全統計，在此期間，玄奘曾在縛喝國(今阿富汗北境的巴爾克)，與小乘佛教徒般若羯羅(慧性)共同探討一切有部的《毗婆沙論》，又與佛教學者達摩羯羅(法性)、達摩畢利(法愛)相互研討、交流佛教文化。旋於迦濕彌羅國(今克什米爾)的閹那因陀羅寺，師事名僧僧稱(或作僧勝)，學習《俱舍論》、《順正理論》及因明、聲明等。又與大乘佛教學者毗戍陀僧訶(凈師子)、僧蘇伽蜜多羅(如來友)、婆蘇蜜多羅(世友)、蘇利耶提婆(日天)、辰那呾邏多(最勝救)等共同討論佛學，相互問難，前後達二年。後至磔迦國(今巴基斯坦旁遮普)，從一老婆羅門學習《百論》、《廣百論》以及婆羅門教的《吠陀經》、《奧義書》等。到至那仆底國(今印度北部之費羅茲布爾地方)，住突舍薩那寺(樂受寺)，從毗膩多缽臘婆(調伏光)學習《對法論》、《顯宗論》等。在閹爛達羅國(今印度北部之賈朗達爾)，從旃達羅伐摩(月胄)學習《眾事分毗婆沙》。到窣祿勒那國(今印度北部羅塔克北)，從閹那鞠多學習《經部毗婆沙》。在秣底補羅國(今印度北部門達沃爾)從蜜多犀納學習《辯真論》、《隨發智論》。到曲女城(今印度恆河西岸之勒克腦)，從毗離耶犀納學習《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等。貞觀五年(631年)，抵達摩揭陀國的那爛陀寺(今印度比哈爾邦巴臘貢地方)，受學於戒賢。
玄奘在那爛陀寺前後五年，系統地聽戒賢講了《瑜伽師地論》3遍，《順正理論》1遍，《顯揚聖教論》、《對法論》各1遍，因明、聲明、《集量論》各2遍，《中論》、《百論》各3遍，同時兼學各種婆羅門書。最後被選為通曉三藏的十德之一。
貞觀十年(636年)，玄奘離開那爛陀寺，歷游五印，繼續訪師參學。在此期間，他在缽伐多國(約今克什米爾的查謨)停留二年，潛心研習《正量部根本阿毗達磨論》及《攝正法論》、《成實論》等。重返那爛陀寺不久，又到低羅擇迦寺向般若跋陀羅請教說一切有部三藏及因明、聲明等。旋至杖林山訪謁勝軍，隨之研習《唯識抉擇論》、《意義理論》、《成無畏論》、《無住涅檠論》、《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等，相互切磋質疑。二年後回到那爛陀寺，奉戒賢之命，為該寺僧眾開講《攝大乘論》、《唯識抉擇論》等。其後還撰述《會宗論》、《制惡見論》、《三身論》等。這表明玄奘此時已經學有所成。
從上可以看出，玄奘無論是在西行求法途中，還是到了那爛陀寺，以及後來的到處訪師參學，都表明他在學習上的刻苦認真。他不僅大小乘經典都學，而且因明、聲明乃至婆羅門教的經典都學。這種為弘揚佛法而好學不倦的精神，完全來之於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是他愛國主義精神又一方面的表現。
第四，玄奘在印度戒日王召開的曲女城佛學辯論大會上，獲得巨大成功，一時名震五印，並被大乘尊為「大乘天」、被小乘尊為「解脫天」。戒日王又堅請他參加五年一度、歷時75天的無遮大會。會後回到祖國長安，時唐太宗見其學識淵博，有宰相之才，所以力勸其還俗出仕，共理天下。但是玄奘獻身佛教，矢志不渝，故而婉言辭謝。不久，即組織譯場，從事佛經的翻譯。從此，玄奘「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課程，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之」。常常「至三更暫眠，五更復起，讀誦梵文，朱點次第，擬明旦所翻」(《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不僅如此，他在慈恩寺譯經時，還要領導全寺僧眾做法事，擠出時間教授弟子。每天晚飯後，玄奘總要抽出二個時辰(即4小時)為弟子講演新譯經論，解答弟子們提出的種種問題。入夜以後，在寺弟子100餘人紛紛向他請教，他都耐心仔細地一一予以解答和指點。此外，他還常常抽空與寺中大德研討西方至賢創立的各種理論，評述諸家異同，並關心各地來寺游學，的青年僧人。
正是在這種極端繁忙的情況下，玄奘從貞觀十九年(645年)5月起，到麟德元年(664年)二月圓寂止，前後共譯經論75部，總計1335卷。所譯之經，後人均稱為「新譯」。此外，玄奘還應唐太宗之請，撰成了《大唐西域記》12卷。這部書詳記唐帝國西北邊境至印度的疆域、山川、物產、風俗、政事和大量佛教故事和史跡，至今仍是研究西域和印度古代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民族關係等問題的珍貴文獻。不僅如此，他還把印度的天文、歷算、醫學、因明等乃至制石蜜(白砂糖和冰糖)技術傳人中國。所有這些。不僅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寶庫，促進了佛教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而且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他的愛國主義精神。
從玄奘一生愛國主義思想的表現中，我們不禁聯想起，愛國主義思想作為中國人民的一種傳統美德，它歷來受廣大人民的尊敬和崇仰。如愛國主義者玄奘在西行求法回國時，經西域到達唐都長安，就受到祖國人民的熱烈歡迎。當時唐太宗特命京城留守、宰相房玄齡前往隆重迎接，並專門舉行了盛大的儀式，由寺院僧眾、皇室和民眾共同護送玄奘至城中弘福寺。其時，全城寺院僧眾舉著幡帳、幢蓋、寶案、寶舉，排列於路側兩旁，文武官僚和士庶也分立兩邊，沿途瞻仰者多達數十萬人。數十裡間，梵樂聲聲，香華繽紛，煙雲繚繞，贊響徹天，競相歡迎載譽自佛國歸來的玄奘。又如玄奘圓寂，噩耗傳出，皇帝震悼，僧俗悲惜。下葬之日，數百弟子哀號動地，京城道俗每天有上千人奔赴哭泣，500里內京邑及諸州官民前來送葬弔唁者多達100餘萬人。這在中國曆史上可說是屈指可數的。因此，我們說，一個人，無論是信仰宗教還是不信仰宗教，只要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就一定會受到人們的崇敬。
總之，我們今天緬懷玄奘，紀念玄奘，主要目的是要學習、繼承和發揚玄奘為國為教獻身的愛國主義精神，為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