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印度到中國
我從少年時代就有一個夢想——能站立在萬里長城之上。現在已經去世的毛澤東主席，也曾在他填的詞中說：「不到長城非好漢。」１９７４年６月５日，我從北京奔赴八達嶺，終於站立在長城之上。
展現在眼前的是一幅宏偉的情景。來到這炫耀著悠久的歷史歲月的長城，我的心裡再一次深有所感。——這長城本來是防禦來自北方的武力入侵。但人與人之間的文化交流是沒有國界的。現在應當是擴大民眾與民眾之間的團結，在我們在胸中構築起維護和平的堡壘。
兩天後的６月７日，我們飛往西安，親眼目睹了人類文化交流的精華。今天的西安就是安運的長安，也是古代通往永遠的都城羅馬的絲綢之路的東端的起點。古都長安曾作為絢爛的大唐文化的中心地而繁榮昌盛，當時可以說是一個國際都市。人們越過巍峨聳立的蔥嶺，度過流沙漫漫的塔克拉瑪干沙漠，都朝著長安奔赴而來。
我在西安的堂塔伽藍之間漫步，突然腦海里浮現出萬里迢迢來到長安的胡僧們的身影。——他們把出生在印度的聖哲的教義傳到異國，一定是感到心滿意足吧。穿守廣漠的中亞一條沒有路的路，也是東西文化交流的「精神的絲綢之路」。中國的佛教史確實可以說是他們傳來的精神遺產的結晶和升華。
本書作為先前出版的《我的佛教觀》的續編，是從１９７４年開始約兩年期間，我和兩位年輕的學者所試作的對話的記錄。中國可以說是把大乘佛教傳到我國的母國。我們對談了這樣一個母國的佛教史，重點特別放在弘傳法華經的群像上。書的結構之所以以人物為中心，是因為我們的腦子里一直有著佛法這樣的教導：「法不自弘人弘法，故人法俱尊。」
書中所作的注釋，和以前東洋哲學研究所出版的《佛法·西與東》一樣，都是獲得了山田和夫君的援助。我還要衷心地感謝年輕的佛學家野崎勛先生和松本和夫先生的極大的合作。在本書出版的時候，受到第三文明社的栗生社長和年輕的職員們的關照，一並表示感謝。
池田大作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