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僧榮睿大師圓寂一二五○周年祭
高永霄
日本的佛教乃是在南北朝時期，即約於公元六世紀從中國傳入去的【1】，而到了隋唐年間，中國佛教正當是黃金時代，中日兩國往來頻繁，互有交流，關係更形密，切因此佛教便逐漸成為日本的主要宗教。
到了盛唐開元年間，日本時常派出遣唐使到中國來，其時，日本佛教尚未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戒律師在日本建立戒壇傳律的制度，因此日本的佛教徒對律儀的典範諱莫如深，這就是缺乏了名師教導的緣故。
當時日本由於不具備授戒的條件(三師七證的具足戒)，所以通常只是受菩薩戒或自誓戒而已。如日元興寺隆尊的奏文中說：「於我國中雖有律，未聞傳戒人，幸築玄門，嘆無戒足。」根據《唐大和尚東征傳》中有雲：「唐國諸寺三藏大德，皆以戒律為入道之門，若有不持戒者，不齒於僧中，於是方知本國無傳戒人！」【2】
這就是日本留學僧普照和榮睿二人隨著第九次遣唐使多治比廣成，於日本天平五年(七三三)四月，即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從難波之津(今日大阪附近)乘船隊出海，於開元年間抵達中國揚州。【3】
由此可知，普照和榮睿【4】二僧除了到中國留學之外，並且負有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物色一位具有威信的授戒律師，專到日本傳戒。根據《延曆僧錄》記載，普照和榮睿都是奈良興福寺僧人，其中有敘述：「榮睿至洛陽，奏敕大福先寺大德定賓兼十德受戒畢」及「普照於開元二十一年至洛陽，奏敕受戒，敕大福先寺定賓律師為照等受戒。」
榮睿和普照在唐留學十年後，而欲思歸，於是在唐天寶元年(七四二)有聯同學僧玄朗、玄法二人，俱下至揚州，禮請鑒真大和尚往日本傳律，時大和尚適在揚州大明寺為眾僧講律。榮睿、普照二師至大明寺，頂禮鑒真大和尚足下，具述本意說道：「佛法東流至日本國，雖有其法，而無傳法人，日本國昔有聖德太子曰：二百年後，聖教興於日本。今鍾此運，願大和尚東遊興化。」【5】那時，大和尚即向各弟子詢問誰有應此遠請往日本傳法，眾僧咸默，一無對者，鑒真和尚即說道：「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即去矣！」
僧人祥彥繼說：「和尚若去，彥亦隨去。」跟著有僧二十一人均願同心隨鑒真和尚去也，於是准備船隻，備糧。卻於天寶二年(七四三)癸末春天被僧人如海誣告：「彼等造舟入海，與海賊連。」官差人等乃大為震驚，立即搜捕，於大明寺提得普照，開元寺得玄朗，玄法和榮睿並禁獄中，其後查明其事乃屬虛報，已被禁歷四個月之久，然後釋放，而玄朗、玄法從此還國別去，此乃東渡日本的第一次失敗。
在這年的冬天，鑒真等已准備好船隻，糧食，經卷等食物用具，連同榮睿，普照、祥彥、畫師、工匠等八十五人於十二月舉帆東下，誰知剛出海口，卻被惡風飄浪襲擊，全舟覆破，人總上岸，這就是東渡日本的第二次挫折。
鑒真和尚一行人等待該艘破船漂流至沿岸，即著手從事修理，經過一段時期，在下嶼山住了一個月後，到達桑石山，然後將再准備乘船出海，不意出航後，又遭遇暴風雨，船隻破損，眾人雖然得救，但已備嘗艱苦，於是第三次東渡之願望再次落空。
鑒真和尚等人飄流至明州，駐錫於阿育王寺，大開講筵，講解戒律，翌年(七四四)移錫龍興寺，亦講律授戒。其後有杭州、湖州、宣州人士並來請大和尚依次巡遊講授諸戒律，時有人告州官說榮睿等誘大和尚往日本，被官人等將榮睿著枷遞送於京，後還至杭州。榮睿師因病被迫釋放，據《東征傳》載雲：「榮睿、普照師等為求法故，前後被災，艱辛不可言盡，然其堅固之志，曾無退悔，大和尚悅其如是，欲遂其願。」
和尚率領門徒等三十餘人辭禮育王塔，巡禮佛跡，逾山度嶺，抵國清寺，欣賞名山，後到禪林寺駐錫，待機出發。在這期間，又出現了一些阻。原來鑒真和尚的一名弟子靈佑體恤師父年老，不想他長途跋涉，遠赴東洋，與各寺院住持聯同向官府請願，禁止鑒真和尚出國，於是官方採訪使下牒諸州，追查諸寺，尋蹤至禪林寺捉得大和尚，差使押送回藉之採訪使所，誰知諸州道俗聞和尚還至，競來慶賀，遞相慰勞，於是第四次東征的計劃又告破碎。
天寶七年(七四八)春榮睿、普照二師從同安郡來，下至揚州崇福寺拜見鑒真大和尚，和尚乃決定作第五次出海計劃，造舟買香葯，備辦百物，一如前次所備者。
一行人有道俗十四人，水手十八人，六月廿七日發自崇福寺，乘舟出海，至常州界狼山、風急浪高，旋轉三山，繼至越州，停住二月，在海中，怒濤洶湧，更缺乏食水，經過榮睿祈雨，誠心所至，翌日傾盆大雨，皆大歡喜。
船在海中經十四日方得著岸，這原來是一塊蠻荒之地，再經過三天，才抵達振州【6】，江口泊舟，上報郡守，得當地官員出迎，有四百兵員引至州城，移錫大雲寺，是故此次到日本的行程又再失敗。
和尚一行人在振州住一年後，經四十餘日至萬安州【7】，然後再轉往崖州【8】，榮睿普照則從海路經四十餘日才到達崖州，被引入舍住開光寺，州大使張雲請求和尚在此建寺造像，並請講授律學登壇受戒，然後才乘船離開，經三日三夜才抵達雷州半島，更受到其他各州官人、僧道、父老迎送禮拜，供養承事，均請和尚受菩薩戒，因此和尚在此留住一年。
南尚海郡(廣東省)大都督牒下諸州迎和尚向廣府(廣州)，於是和尚下桂江，七日至梧州，次至端州【9】龍興寺【10】，在此處榮睿師奄然圓寂(七四九)，大和尚哀慟悲切，送喪而去，端州太守迎引送至廣州，大和尚住此一春，發向韶州，留住三日，被迎引入法泉寺，後移開元寺，而普照辭和尚向嶺北去，至明州阿育王寺，是歲乃天寶九年(七五○)，時和尚頻經炎熱，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療治，不愈，終告失明，十分可惜。
筆者書寫至此，不禁掩卷嘆息。日僧榮睿於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到中國留學，十年窗下讀，本可以回國大展身手，為日本佛教貢獻所學，誰知因為要陪同鑒真和尚到日本傳律，不惜歷盡艱辛，終因壯志未酬，而客死異鄉。雖然後來鑒真和尚亦終於天寶十二年(七五三)十二月廿日到達日本薩摩國之秋妻屋浦，距離榮睿圓寂祗相隔四年多，而後來鑒真和尚在日本創建唐招提寺，開壇傳律，一展日本佛教的新面目，並且將中國的建築、造像、文化、藝術、書法、漢葯、畫卷等傳去，對日本影響甚大，這些成就其實在榮睿師方面亦間接與有榮焉！
明代和尚憨山大師曾有詩悼念榮睿師雲：「海國千秋留勝跡，乾坤終古落塵埃，登臨莫問飛仙事，一嘯高空萬壑哀。」【11】可謂觸景生情，惺惺相惜，於一代高僧的遭遇和景仰不勝唏噓之至。
筆者對鑒真大和尚的弘律精神十分敬佩，並對其傳記歷史亦頗有研究，並曾於佛教法相學會主辦之香港大會堂之公開學術講座發表：《鑒真和尚東渡對佛教之影響》【12】。
一九九七年一月，筆者有緣參加澳門大學主辦之「慧能與嶺南文化國際研討會」後的廣東肇慶之旅時，在慶雲寺中竟然發現「榮睿紀念堂」，當時因為時間匆忙，未能作詳盡參觀，後來從劉偉鏗先生的口中，得知該堂乃應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老居士於一九八六年到訪時的建議而改建而成的，連同山上的「榮睿碑亭」同為利便日本友人前來瞻仰，促進中、日兩國的深厚友誼。
今年乃榮睿師圓寂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七四九－一九九九)，筆者謹以此文作為紀念，藉以表示一點追思心意而已。■
參巧書籍
《唐大和尚東征傳》(日)真人元開著，汪向榮校注，中華書局出版
《鑒真》圖冊，吾聞編，文物出版社出版
注釋
【1】見村上專精著：《日本佛教史綱》之《年表》：中國南梁人司馬達等傳入佛教。
【3】見佐伯有清著：《最後之遣唐使》。
【4】榮睿師乃日本美濃(現岐阜縣)人。
【5】見《唐大和尚東征傳》。
【6】振州，即現今海南島崖縣，
【7】萬安州即現今之海南島萬寧縣，陵水縣。
【8】崖州乃現在海南島瓊縣。
【9】端州，今廣東高要縣。
【10】龍興寺，根據日本人安滕更生博士的考證，龍興寺的遺址已不可考，榮睿的墳地也無從查證，但在現今之廣東肇慶鼎湖山慶雲寺建有「日僧榮睿紀念堂」，於二代祖影堂之左側，一九六三年十月鑒真和尚圓寂一千二百周年紀念委員會在鼎湖山上建起了一塊榮睿大師紀念碑。一九八○年國家撥款建亭，把榮睿碑保護起來，亭據唐制，遙對日本(見劉偉鏗編著《嶺南名剎慶雲寺》)。
【11】見劉偉鏗編著《嶺南名剎慶雲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