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佛教在漢吳時期，通過意識形態化、草根化和知識化三條途徑，以翻譯佛經和著書立說的方式，在中國傳播，形成了洛陽一蘇北運河線一金陵佛教板塊和嶺南佛教板塊，在中華大地上，落地生根。
從文化地理的視角考察漢傳佛教的形成過程，也許我們會發現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途徑，與地緣有著某種天然的聯繫。地緣與人緣的結合，就形成了文化地理。文化地理的形成，至少要有三種人緣關系，才能形成文化地理。這三種人緣是，國家管理者、地方官員、知識分子。本篇論文，試圖從這三個方面，解讀東漢孫吳時期佛教文化地理形成的途徑，是佛教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化、草根化和知識化。
兩漢帝王刻意經營西域，為佛教的意識形態化提供了歷史平台。從佛教東漸的視角來看，印度孔雀帝國的阿育王，試圖從文化軟實力的方向上推銷孑l雀王朝的核心價值觀，想不用一兵一卒稱霸世界。阿育王與秦始皇基本上是同時代的政治家，但在執政理念上完全相左。秦始皇在統一中國以後，繼續崇尚武力。而阿育王在完成了古代印度的統一大業以後，其執政方向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開始注重文化軟實力，把佛教作為國教，分別向北方和南方傳播，傾銷孔雀王朝的核心價值觀，據佛教文獻記載，在全世界建立了84000座佛塔。佛教在其時傳入中國在邏輯上是成立的，但在中國大地上沒有紮下根，在邏輯上也同樣成立。因為，佛教的價值觀與秦始皇要建立的法家核心價值體系格格不入。話又說回來，任何外來文化，要想由客文化轉化成主文化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轉化成主文化的附庸文化也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佛教的中國化就是最好的例證。也就是說，佛教傳入中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必須通過多次反覆，才能在中國落地生根。
據《三國志》卷30《魏志》裴松之注引曹魏魚豢《魏略·西戎傳》的記載，佛教在漢哀帝元壽元年再次通過外交途徑傳入中國，並受到了博士弟子景盧的採訪。事隔60餘年，漢明帝把對西域的經營再一次提上日程。漢明帝夜夢金人的故事就足以說明問題。他的謀臣說他夢見的金人就是佛，說明謀臣對西域的歷史文化是關切的，也是了解的。同時也證明佛教自秦始皇以來，不間斷地向中國輸入的歷史事實，使漢明帝和謀臣的一口昌一和有了歷史根據。據史料記載，漢明帝派班超經營西域，重新恢復了西域都護對塔里木盆地統治。與此同時，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擴大東漢對西域的影響。這就為外來文化的輸入帶來了契機：中國的皇帝需要佛教。漢明帝要繼續漢武帝的事業，似乎採用了軍事開拓邊疆與文化滲透並舉的策略，也就是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這說明，認識西域佛教文化，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需要。佛教在漢明帝時代的洛陽首先紮根，這是完全有可能的，東漢中央政府建立白馬寺，優待外來僧人，讓他們編譯出《四十二章經》，介紹佛教的基本教義，也就在情理之中。
佛教在漢明帝時代成為皇族的信仰，這是佛教中國化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沒有其它的路好走。只有滿足了統治階級的政治需求，被意識形態化以後，才能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它土，找到落地生根的土壤。楚王劉英，是漢明帝劉庄的兄弟，正是有這層血緣關系，佛教也就隨著劉英成為楚國的封君，都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使佛教從洛陽衍生到楚國。受其影響，佛教一直在這一地區流傳。《後漢書·列傳·襄楷傳》說「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 襄楷是平原隰陰縣(今山東臨邑縣北)人，生活在楚王英後百年之時，這說明佛教教義在這一地區已經流傳了百年，在民間非常普及，導致了本土僧人的出現。《出三藏記集》卷13《安玄傳》說：
安玄，安息國人也。……為優婆塞，……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
佛調筆受。……佛調，臨淮人也。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通譯
經典，見重於時。……佛調又撰《十慧》，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
全本妙巧。嚴佛調是在後漢出家的僧人，直接參與了後漢的佛經翻譯事業，並有著作流傳後世。他是臨淮(後改為下邳)人，這就再一次證明，楚王劉英治理下的楚國，是最早形成的一塊漢傳佛教地理。
楚王劉英先在彭城，後「以罪廢徙丹陽涇縣(今安徽涇縣西)，雖旋即自殺，但其家人親屬仍在丹陽，尤為丹陽早有佛教信仰之線索。是佛教流布地域已逾江南」。這說明東漢皇族佛教信仰已經分布在今河南、山東、江蘇、安徽和浙江地區。據湯用彤先生考證，南陽人張衡作《西京賦》已經提到了佛教的「桑門」專用名詞。《出三藏記集》卷6康僧會《安般守意經序》所說的南陽韓林、潁川皮業、會稽陳慧，「此三賢者，信道篤密，執德弘正，烝烝進進，志道不倦」。湯用彤先生認為這三人是安世高弟子。又據《水經注·淚水注》記載，梁國睢陽縣東北一里「即襄鄉浮圖也」，嚴耕望考證為「今商丘近地」。
東漢皇族除了楚王劉英信仰佛教以外，見於文獻記載的還有漢桓帝，為佛陀「修華蓋之飾」。孫吳在江南立國以後，繼承了東漢皇族信仰佛教的傳統，佛教繼續在皇族上層傳播。嚴耕望先生說，孫吳建國初期，都在武昌，天竺高僧維只難和竺律炎在武昌翻譯出了《法句經》。後遷都建業(今南京市)，支謙和康僧會先後來到建業。《梁高僧傳》說，支謙在「漢獻末亂，避地於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梁高僧傳》又說孫權為康僧會建立建初寺，康僧會在這里譯經說法30餘年(247—280)。
由於孫吳佛教意識形態濃厚，所以西晉建國以後，江南佛教間歇到東晉建國，才重新復甦起來。
佛教的草根化與意識形態化不同，它是地方政府實現區域自治的產物。地方官要想得到民眾的擁護，就要找到吸引民眾的東西。從古到今，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利用宗教，組織群眾，形成地方實力派，與中央政府抗衡。這種與中央政府抗衡的佛教，從其所處的最早時空來考察，主要是在漢獻帝時期的蘇北地區。據嚴耕望先生研究，「彭城郡南經下邳國至廣陵郡為漢代東南運河線」，即所謂的「三郡委輸」。這條漢代蘇北運河線，實際上是佛教在中國最早草根化的地理版塊，與地方官員笮融的佛教信仰密切相關。《三國志·吳志·劉繇傳》雲： 丹陽人笮融，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後漢書·陶
謙傳》作廣陵、下邳、彭城三郡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
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彩，垂銅盤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人，希課
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免除)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
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這段文字表明，在東漢末年，由於宦官和外戚輪流專政，嚴重弱化了皇權，導致了社會紊亂，在地方上除了血緣豪族，軍事集團以外，又有了另類豪族的出現，即宗教豪族的出現。沛國豐(今江蘇豐縣)人張陵(34--156)在漢順帝時(126—144)入蜀，居鶴鳴山(今成都市大邑縣境)創立「五斗米道」，設立「義舍」，置義米肉以供行人量腹取食，以吸引道民。漢靈帝(167一189)時，巨鹿(今河北寧普)人張角創立太平道集團，「以跪拜首過，符水咒說」的方式佈道，僅十餘年間，信徒遍及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丹陽人笮融，與張陵和張角不同，在漢獻帝時期，皇權極端微弱的情況下，乾脆「坐斷三郡委輸」，挪用公款，創建寺院，鑄造佛像，組織民眾，「課讀佛經」，設立浴佛節，「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吸引民眾，通過信仰佛教的方式，形成佛教豪族，促使佛教草根化，在民間紮根。
兩漢知識分子，以儒家和道家佔主流，但在東漢末年，儒家文化獨尊的一極格局被打破，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為西域佛教高僧來華，自由傳播文化提供了極大方便，他們以翻譯佛經的方式，依附於皇族和地方實力派，或與民眾結緣；另一方面，今河南、蘇北儒家知識分子受楚王劉英和笮融信仰佛教氛圍的影響，在東漢末年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趨勢下，開始與西域高僧合作，共同翻譯佛經。據《梁高僧傳》記載，洛陽在漢明帝時代有天竺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與本土知識分子蔡惰和秦景合作，編譯出了《四十二章經》，成為漢傳佛教第一部聖典。漢桓帝時期，安息國高僧安世高在洛陽學習漢文化20年，翻譯出佛經95部，115卷(《開元釋教錄》)，經今人考證，現存22部，26卷，得到了本土知識分子南陽韓林、潁川皮業、會稽陳慧的青睞，在中國傳播開來。漢靈帝時期，支婁迦讖在洛陽翻譯出了大乘佛教經典，吸引大月氏國的一批知識分子加入中國籍，支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把支婁迦讖介紹的大乘佛教學說傳播到了孫吳，對孫吳皇族佛教有所影響。孫吳時期的康僧會，漢化程度比較深，據湯用彤先生研究，康僧會「譯經尚文雅，遂常掇拾中華名辭與理論，羼入譯本。故其學均非純粹西域之佛教也。……僧會《安般》、《法鏡》二序，亦頗襲老莊名詞典故。而同時有《陰持入經注》，讀之尤見西方中夏思想之漸相牽合。」
另外，東漢末年的牟子，是蒼梧郡(今廣西梧州)人，東漢末年避亂交趾(今越南境內)，深受該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後返回蒼梧郡隱居不仕，在孫吳初年，著《理惑論》(37篇)，用佛教理論匯通儒、道各家學說，成為中國第一部佛學專著，開闢嶺南佛教地理。
基於上述，漢吳時期，西域高僧和本土儒生，互相合作，翻譯佛教經典，著書立說，在意識形態化佛教和草根化佛教之間求生存，把佛教文化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使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水乳交融在一起，最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時至今日，佛教文化已經難以分辨出是外來文化的因子。
四、結語
漢吳時期的佛教，是佛教在中國的初傳時期，以洛陽、蘇北運河沿線和南京為主要地理板塊，通過意識形態化的途徑，在漢吳的皇族階層傳播；又通過草根化的途徑在民間傳播。這種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方式，為西域和本土佛教知識分子的崛起，提供了生存空間，形成佛教在中國的文化傳播途徑，並在嶺南地區拓荒，促使外來的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水乳交融在一起，時至今日，人們普遍地認為，佛教文化非外來文化，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