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是見諸中國史籍的一個地理概念，泛指玉門關、陽關以西的廣大地區，本文取狹義的西域，即指我國歷史上的新疆。新疆地處歐亞大陸的中心，是東西方社會交流的樞紐，境內山峰盆地夾峙，沙漠與綠洲相間，西越帕米爾高原與中亞細亞連成一片，東鄰河西走廊與祖國內地渾然一體，自張騫開通「絲綢之路」之後，各種民族文化在這裡異花授粉，各種社會文明在這裡砥礪消長，五彩繽紛而獨具特色，多姿多彩的西域文化，吸引了古往今來無數朝聖者的目光。但過去的輝煌被風蝕塵封，留下歷史的遺憾。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探險家們的考古發現，「西域學」風靡全球。其中，西域佛教成為人們研討的中心，這不僅因為大量的考古發現與佛教有關，而是因為佛教與西域社會的興衰更替息息相通。
佛教傳入西域的時間尚無定論，若根據佛經故事記載，公元前三世紀印度阿育王時期，佛教便傳入了當時的於闐(今和田)、龜茲(今庫車)等地，學術界多依據藏文《於闐教法史》、《大唐西域記》等史籍推論，大約在公元前80年以毗盧遮那阿羅漢創建西域(也應是中國)第一座佛寺為標誌，佛教小乘說一切有部從北印度(今克什米爾)傳入於闐開始，而由南向北由西向東傳播開來。印度大乘佛教興起之後，約在公元2——3世紀也隨即傳入了西域各地，出現了大小乘並弘的局面，逐步發展形成了以於闐、龜茲、高昌(今吐魯番)以及莎車、疏勒(今喀什)等城為中心的佛教勝地，從而揭開了佛教史上輝煌的篇章。
佛教初傳時的西域尚處於奴隸社會形態，眾多城郭小國互不統屬，爭強鬥勝，硝煙不斷，尤其是匈奴不斷點燃戰火，殘酷掠奪，使社會劇烈動盪，人生變化無常，原始宗教薩滿教襖教，無法滿足人們信仰的需要，這為佛教施展其富有理性與和平精神的信仰內涵提供了良好機遇。不過，首先傳入西域的小乘說一切有部思想，還難以擺脫封閉保守、偏執乃至悲觀的境地。多追求個人的解脫，缺乏廣大悲願所帶來的積極進取精神，這可在以後凡是小乘流行的區域都存在消極退步的社會現象中，尋求有力的反證。由於小乘佛教的這種缺陷，容易產生對新生事物的排斥性，從而束縛自身的發展，也不利於社會的健康和進步，而佛教大乘思想以其積極入世的實踐，開放、寬容，利益眾生，這為佛教融入並凈化現實生活奠定了思想基礎，為促進社會文明提供了可能。魏晉時期(公元3——5世紀)，西域社會生產力提高，農業、手工業、商業都有長足的進步，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各自為政的諸多城郭小國出現了統一的趨勢，而且加強了與祖國內地的聯繫，從公元260年僧人朱士行第一次西行於闐尋求大乘經典開始，西行求法與東來弘法的佛教高僧不絕如縷。尤其是東晉時期高僧法顯的西行與鳩摩羅什的東來，掀起了西域佛教弘傳的高潮，加速了東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發展。使印度佛教、西域佛教融入中國文化之中，形成了崇尚並弘揚大乘思想的中國佛教，從而冶煉並超拔了中國文化的現實主義品格與特質。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西域佛教的鼎盛時期。佛教是當時社會最富生機的社會信仰體系，鑄造最進步的人類文明，因而得到了統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民眾的普遍信仰，尤其是大批王公貴族出家事佛，成為一種時尚，使住持正法的僧人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這一點，我們從《高僧傳》等眾多史籍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權勢與財富，可以推動佛教的發展，提高佛教徒的社會地位，擴大佛法的社會影響。這一時期，在西域境內開鑿了眾多規模宏大的石窟，興建了雄偉壯觀的佛寺，廣納四方賢才，講經說法，使佛寺成為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從現存高昌等地的石窟群及佛寺遺址可知，它們大多或依山傍水，擁有十分優美的自然環境，或聳立在城市中心，近距上宮官府和繁華街市，出入凡塵世間，不即不離，自然成為人們嚮往的勝地。寺院是佛教融入社會和化導凡夫的載體，也是社會人群探視佛法的窗口，承擔著佛教的榮辱興衰，這關鍵取決於佛教徒特別是出家人信仰的價值取向。在基本生存保障下，出家人應主要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不要營營苟苟於金錢的漩渦。以鳩摩羅什為代表的大乘高僧們，用自己崇高的人格和智慧，勤勤懇懇、弘揚佛法真理，井激勵人們精通五明，接納先進的文化滋養，洗滌自私好鬥的心胸，創造友善和平的社會氛圍。羅什大師在西域對大乘佛法的闡揚，奠定了西域與中原政府統一的思想基礎，他在到達內地之後，翻譯了大量的佛經，第一次釐清了佛教大小乘的差異，開啟了中國佛教的坦途。
令人遺憾的是，自羅什大師東來之後，西域佛教以龜茲為中心出現了小乘信仰日佔主導的趨勢，這是地方統治者為維護既得利益的政治思想與小乘信仰的精神內涵相依存的必然結果，我們從現有的歷史記載可以看出，當時的西域佛教信仰有以下特點：第一，閉守寺院，追求個人解脫，缺乏積極引導社會的活力；第二，悲觀厭世，注重祈禱來世幸福，遠離現實；第三，某些執事僧偏重於物質享樂，不思精進，寺院變成某些權勢貴族的附庸，失去了立世的根本；第四，信仰淡化，高僧大德不多，缺少闡揚佛法的精神與才智等等，尤其是，佛教過分依賴王權，缺乏獨立的個性。因而，往往隨著統治者的喜好更替而興衰，西域社會的政權更迭頻繁，民族鬥爭不斷，而佛教是「和平宗教」的特性，雖契合普通群眾期求，但卻有違於某些統治者雄霸天下的意願，所以，一旦戰亂發生，佛教便首當其沖，加之佛法的精神實質並未真正植根於民眾心性中，極易遭到毀滅性打擊，所以，西域佛教的發展變化呈現時起時伏的歷史態勢。
自玄奘法師西行求法之後，唐朝基本上己重新統一西域，並先後在高昌、龜茲設立了安西部護府，促進了社會的安定和繁榮，這時，已成為當時社會主體信仰之一的中國大乘佛教開始大規模回傳西域，反哺西域佛教。隋唐時期，中國佛教創宗立說，也很快傳播開來，在西域各地積淀豐厚的中同文化土壤，尤其在深受儒釋道思想影響的高昌、於闐，這裡的社會價值體系與中原基本類似，與大乘佛教的興盛有必然的聯繫。同時，又使佛教較之西域其他地區有更持久的影響。8世紀後期，吐蕃人趁唐朝安史之亂導致國力衰弱之時侵佔西域的塔里木盆地，達120餘年之久，吐蕃時期，藏傳佛教影響西域，在當地的社會文化中打下深刻的烙印。840牢，原生活在漠北蒙古的回鵲人(今維吾爾人祖先)遷入高昌、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等地區之後，曾將摩尼教立為國教的他們重新改信佛教，廣泛開展佛教文化事業，將佛教文化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一直到蒙元時期興盛不衰。他們高僧輩出，通曉各民族語言，精解佛經，在宋元佛教界佔據重要地位；同時，在南疆於闐有虔信佛教的李氏王朝，佛教享有崇高的地位，並與中原中央政府和高昌回鶻汗國保持密切的關系，從而形成了西域佛教發展的又一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