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士強
漢文《大藏經》是佛教經典的總匯，也是中國佛教文化的寶庫。它不僅彙編歷代從梵文和其他西域文翻譯過來的佛教經律論，而且收錄歷代中國佛教撰述，並通過這些經典，全面介紹千百年以來佛教的教理、宗派、人物、事件、禮儀、規制、節日、活動、寺塔、器物和術語，展示與之相關的歷史、哲學、文學、倫理、教育、語言、邏輯、心理、習俗、地理、天文、歷算、醫學、建築、雕塑、繪畫、音樂等各個領域的知識。正因為如此，編纂和流通《大藏經》，成為自古以來佛教界和社會人士的一項崇高的文化事業，廣受重視。伴隨時代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先後出現了手抄本(又稱「寫本」)、木刻本、鉛印本、電腦排印本、影印本等各種形式的《大藏經》。研究《大藏經》的發展歷史和版本沿革，也成為佛教研究領域中的一門精深的學問。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李富華、何梅，為國內著名的專門研究漢文《大藏經》版本的專家。親身參加了國家重點項目《中華大藏經》的籌備、編輯和校勘工作，與其他同仁一起，辛勤奮鬥了十三年，才使它得以完成。其間，他們長年累月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社科院圖書館、中國佛教協會下屬佛教圖書文物館查閱資料，又先後到福州、南京、杭州、上海、四川、山西、陝西等地，探訪分散在各地的《大藏經》古本，仔細校勘，認真分析，最後在綜羅國內所能見到的歷代《大藏經》版本的基礎上，撰成了迄今為止《大藏經》研究領域中內容最為完備、解釋最為准確的著作——《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分為十四章，對漢文《大藏經》的形成與文化價值；北宋的《開寶藏》、《崇寧藏》、《毗盧藏》；南宋的《圓覺藏》、《資福藏》、《磧砂藏》；金代的《趙城金藏》；遼代的《遼藏》(又稱《契丹藏》)；元代的《普寧藏》；明代的《初刻南藏》、《永樂南藏》、《永樂北藏》、《嘉興藏》；清代的《龍藏》；近代的《頻伽藏》、《普慧藏》；當代的《中華大藏經》；高麗、日本刻印的漢文《大藏經》等，作了分門別類的論述。內容包括：《大藏經》各版的雕印時代、社會背景、所收部卷、版式特點、流傳經過和見存情況等。此外，還有不同版本的比較分析。作者以第一手資料為基礎，以創新思維為方法，以縝密考證為特質，將文獻記載和實物資料(如印本的版式、裝幀、序言、刊記、題識、墨記等)有機地結合起來，於中揭示了許多鮮為人知的重要史實，糾正了前人一些有誤的論斷，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創見。如：
關於《開寶藏》。《開寶藏》是我國第一部刻本《大藏經》。始刻於北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完成於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全藏刻成之後，前後印刷了一百四十年，經歷了三次大的增補，並作為朝廷的禮物贈送給日本、高麗等鄰國，對《大藏經》的刻印流傳起了極為重要的示範作用。由於它的全藏已經亡佚，今存的僅是少量的殘卷，故關於初刻本和續刻本的具體情況，人們不甚了解。本書作者通過對《開寶藏》的復刻本《趙城金藏》和北宋惟白對《開寶藏》所作的提要著作《大藏經綱目指要錄》的仔細剖析，指出：《開寶藏》的初刻本，是依據《開元釋教錄·人藏錄》雕造的。而在它的增補本中，「隨藏添賜經傳三十帙」，是北宋時期根據詔令分批編人的新譯經；「未人藏經二十七帙」，屬於《開元釋教錄》時已譯出、但未編人藏的佛經，是據唐代圓照《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的著錄編人的；其他經典(如天台、法相、華嚴宗的一些著作)，也是根據當時的詔令編人的。
關於《遼藏》。《遼藏》是北方的遼代於《開寶藏》之後雕印的第二部刻本《大藏經》。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由於沒有實物資料可供參考，學術界往往只能憑藉一些史料上的記載作大致的推斷。1974年，山西省應縣的佛宮寺釋迦塔出土了九種十二卷遼刻佛經；989年，河北省豐潤縣的天宮寺塔，也發現了十種一百二十四卷遼刻佛經。據考證，它們均是早已散佚的《遼藏》的印本。本書作者將這兩次文物考古發現的成果，及時吸收人書，並據此提出，《遼藏》有兩種版本：一是應縣木塔所發現的那種版本。它是卷子裝，每卷首尾均有經名、卷帙及千字文帙號，每版紙長50—55厘米，寬30厘米左右；經文四周有單線邊框，框高22—24厘米；每版經文27-28行，每行17字左右。《房山石經》遼金刻部分就是依據這種版本刻造的。二是豐潤縣天宮寺塔所發現的那種版本。它是冊裝本(又稱「蝴蝶裝」)，每頁(每版版心)均刻有經名、卷帙；每半頁有版框，刻經文12行左右，每行30字左右。長期以來，人們都將《嘉興藏》看作是方冊本《大藏經》之祖，但從豐潤縣天宮寺塔的發現來看，真正開方冊本《大藏經》先河的是《遼藏》。
關於《圓覺藏》和《資福藏》。按照學界傳統的說法，《圓覺藏》是南宋湖州思溪圓覺禪院(位於浙江湖州)雕印的一部《大藏經》，《資福藏》是南宋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雕印的一部《大藏經》。前者有今存的全藏目錄《湖州思溪圓覺禪院新雕大藏經律論等目錄》二卷為證，後者有今存的全藏目錄《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二卷為證。《圓覺藏》收經五百四十八函，《資福藏》收經五百九十九函，兩下比較，後者增刻了五十一函經典。本書作者經過考證認為，思溪的圓覺禪院乃是密州觀察使王永從和弟弟王永錫於北宋宣和年間(1119—1125)創建的一所寺院，靖康元年(1126)以後開始刻經，這便是《圓覺藏》。圓覺禪院後來改名為「法寶資福禪寺」，繼續使用原來的經版印經，並對殘損的經版作補雕，從而得名《資福藏》。因此，《圓覺藏》和《資福藏》實是同一副刻板的兩種不同的名稱，前者是在圓覺禪院時期印刷的本子，後者是在資福禪寺時期印刷的本子，不存在資福禪寺於南宋淳熙二年(1175)或嘉熙三年(1239)在《圓覺藏》的基礎上重刻《資福藏》之事。至於《資福藏》目錄中增列的五十一函經目問題，作者查閱今存的《資福藏》印本、《大正藏》用作校勘的宋本，以及《緣山三大藏總目錄》，均未見有此類增補經的存在。由此可見，《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增加的五十一函經目，僅是目錄而已，全無經本實物可證。這五十一函經目，很可能是後人於1648年以後，據《日本武州江戶東睿山寬永寺一切經新刊印行目錄》(又稱《寬永寺目錄》、《天海藏目錄》)增補的。
在對其他《大藏經》版本的研究中，本書提出，元代慶吉祥等《至元法寶勘同總錄》(略稱《至元錄》)中提到的「弘法人藏錄」，是指燕京弘法寺對《金藏》進行增補而言的，不能看作是在《金藏》經版現存的情況下，又重新雕造了一部名為《弘法藏》的《大藏經》；北宋《毗盧藏》，原先一直被人認為是沒有「音釋」(用反切的方法對難讀的字注音)的，而據作者親目所見(日本宮內省圖書寮《毗盧藏》復印本)，發現它是有「音釋」的，其「音釋」基本上來源於北宋《崇寧藏》；明初雕印的《初刻南藏》，以前都被人們稱之為《洪武南藏》，認為它是明太祖洪武年間在南京雕印的，而作者則從四川省圖書館收藏的《初刻南藏》的題記中發現，此藏實是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下敕刻印的(據《古尊宿語錄》卷八所附的凈戒的題記)，應當稱之為《建文南藏》……類似這樣的獨到見解，在書中俯拾皆是。
總的來說，凝聚著作者幾十年研究心血、憑藉極為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而建構起來的《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無論是資料的齊全性，還是論述的可靠性，在當代《大藏經》研究領域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其理論高度，也是一般人很難達到的。它的問世，為學術界打開了一片新的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