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笑天
內容提要：趙朴初等老一輩佛教家生前都提到並闡釋了「佛教文化」的觀念，但那個時代的闡釋是有那個時代的不得已的局限性的。時代發展到了今天，文化的意義和作用已經得到了更加深刻和深入的認識和詮釋，因此，我們後輩之人也必須與時俱進地對「佛教文化」的意義和作用做出適合時代的、更加深刻和深入詮釋，使「佛教文化」能為我們時代的社會做出盡可能大的貢獻——亦即為經濟的持續發展和政治的長治久安作出盡可能大的貢獻。
作者簡介：1961年生，日本佛教大學文學博士，現任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
真禪法師的《玉佛丈室集》中，有《佛教與文化——對信眾的一次講話》一篇，比較系統地闡明了法師自己對「佛教文化」的看法。
該文章分三大部分：一、什麼是佛教？二、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三、我們應該怎樣繼承和發揚中國佛教文化？第三部分中，主張應該繼承和發揚中國佛教文化，認為「我們今天弘傳佛教……主要還是要繼承和發揚佛教文化，要撰寫佛學著作，整理佛教經典，發揮佛教義理，特別是要發揚佛教義理中積極的部分，為我們今天四個現代化服務。」
這第三部分所表達的主要觀點，與趙朴初老居士在一些場合所作的關於佛教文化的詳細闡釋是相契合的，可見這樣的觀點在老一輩佛教家那裡，是有深刻共識的。趙朴老甚至曾經進一步斷言：
我們還認為，佛法博大精深，佛教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世界觀，緣起性空、如實觀照的認識論，無我利他、普渡眾生的人生觀，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道德觀，三學並重、止觀雙修的修養方法，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奉獻精神以及佛教在哲學、文學藝術、倫理道德、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等領域內所積累的豐碩成果，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在當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特別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積極作用，將在今後不斷發展的東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放射異彩。(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1993年10月15日)
趙朴老發表如上觀點十年後，即2003年9月24日，在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在所發表的講話中明確表示：
中國佛教協會要號召和帶領佛教界中的有識之士，進一步發掘佛教文化內涵，整理和研究佛教文化遺產，弘揚佛教文化的精華，對佛教教義作出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解釋……以與時俱進的精神，不斷促進佛教在中國社會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更好地服務社會，造福人群，更好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在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國務院副總理 回良玉——2003年9月24日)
回良玉副總理如上的講話精神與趙朴老和真禪法師對佛教文化未來的展望和期待可以說是如合符契。不由我們不由衷讚歎佛教前輩們的遠見卓識！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真禪法師和趙朴老在世的時代，人們對「文化」二字的認識和理解尚且有很大的時代局限性，因此，不僅對「佛教文化」的概念產生過一些爭論，更重要的是，對「佛教文化」的概念所可能揭示出來的更加深遠的寓意，畢竟還無法認識和預見。
但是，時代的發展是迅猛的！隨著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不斷加速、深化和經濟的快速發展，隨著wto的加入和與國際社會的全面接軌，中國社會內部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改革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即將更上一層樓的關鍵時期！
當此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加強，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之際，在東西思想文化相互激盪之下，在發達國家的經濟、科技等優勢的強大反差面前，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已經空前深刻地認識到了「文化」深遠意義，對文化問題的研究正方興未艾。
所以，當此之際，我們應該與時俱進地從一個新時期的視角重新考慮「佛教文化」概念的內涵。只有當我們把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和研究與時俱進地推向深入，使佛教文化能夠對新時代的呼喚作出有力的回應，才能不負趙朴老、真禪法師等佛教前輩對我們的殷切期望。
自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中西方文明遭遇而較量，中國處於明顯劣勢以來，中國的有識之士便認識到了文化問題的重要性，開始深入學習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進行反思。[1]
但這個學習和反思的道路是混亂的，痛苦的，充斥了種種膚淺、迷茫和錯謬的，並且還往往因為社會動盪不安而變得艱難曲折，甚至遭遇時時的停頓。
然而，當東方巨人遭遇迷茫、停頓和艱難曲折的時候，西方世界也遭遇了文化發展瓶頸的自我突破問題，也變得日益關注文化問題，並進行深入的反思。因此，當時代的浪潮再次涌開了中國國門，當我們再次開始重新審視文化問題的時候，忽然發現東方和西方，在對文化這個問題的關注和研究上，恰好正在殊途同歸。這個課題依然鮮活，充滿了世界潮流的濃重氣息和民族生命的蓬勃躍動。
西方文明遵循重理性的傳統，經過多年不停頓的研究和反思，關於文化的問題，已經逐漸條清縷析，產生了眾多研究成果，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結晶就是由勞倫斯?哈里森和塞繆爾?亨廷頓共同主編的著名論集《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
正如亨廷頓在此書的《前言——文化的作用》中所敘述的，此書的問世，是為了探討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的兩句關於文化的名言：「保守地說，真理的中心在於，對一個社會的成功起決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開明地說，真理的中心在於，政治可以改變文化，使文化免於沉淪。」此書就是針對這一課題的主要研究成果。它「要回答的問題是：文化因素對經濟和政治發展能影響到何種程度？如果確有影響，又該如何消除或改變文化對於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障礙，以促進進步？」[2]
為了規範研究的成效，課題組對所討論的名詞的含義進行了界定：「『人類進步』是指走向經濟發展和物質福利、社會與經濟公正及政治民主。而『文化』一詞，在不同的學科中和不同的背景之下，自然有著多重的含義。它常常用來指一個社會的知識、音樂、藝術和文學成品，即社會的『高文化』。 有些人類學家，尤其是克利福德?格爾茨，強調文化具有「深厚意蘊」，用它來指一個社會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它的價值觀、習俗、象徵、體制及人際關系等等。然而，在本書中，我們關心的是文化如何影響社會發展；文化若是無所不包，就什麼也說明不了。因此，我們是從純主觀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義，指一個社會中的價值觀、態度、信念、取向以及人們普遍持有的見解。」[3]
此書的各篇研究成果，彙集為一個共同的結論，就是：文化因素(主要指文化價值觀和態度)確實影響各個人類社會的進步——它有時促進這一進步，有時又阻礙這一進步。而在某些情況下，政治決策可以促進文化的變革，使文化，因而也就是使社會免於沉淪。
參加以上研究的學者主要是西方(歐洲、北美)學者，但也有來自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學者。特別需要一提的是來自非洲喀麥隆的學者丹尼爾????埃通加?曼格爾，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即：「文化為體制之母」(119頁)，被認為是此論集的點睛之筆。
這些世界各國的學者之所以走到一起，共同研究文化問題，是因為他們面臨一個共同的現實——發達的不均衡。即，西方國家內部發展的不均衡，拉丁美洲各國社會發展緩慢甚至時而倒退，非洲各國社會發展普遍地停滯不前。於是他們認識到了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文化，而且是文化的最核心的部分——價值觀、態度、信念、取向，總之，就是文化性的(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的)世界觀和人生價值取向。
其實，我們的前人在反思文化問題的時候早就意識到了文化的三個層次：第一，物質層次(包括科學技術)；第二，物質、精神相互涉入交融的層次(政治、經濟、軍事等各種制度)；第三，精神層次(民族心理、文化境界)。[4]《文化的重要作用》的作者們所關注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屬於第三個層次的問題。
筆者曾在今年十月在台北出席中國哲學會舉辦的「2005兩岸『宗教與社會』學術研討會」時發表了一篇論文：《中國文化的瓶頸與出路——以佛教文化破解歷史怪圈》。文中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即：
人類社會能否穩定發展，人類生活能否長久幸福，取決於物質與精神相互交融(第二層次)的妥善與否；而物質與精神相互交融的妥善與否，則應當取決於民族精神(第三層次)的境界高低。民族精神的境界，一般來說，具體地由文化的境界來體現……
並進而嘗試建立了一個理論框架，即：
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來說，精神文化境界的高低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精神文化境界的高低將決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對其最基本的組成要素——人——的價值判斷，並基於這一價值判斷來進行社會制度的設計和社會利益的安排……
一個文化對人性本質的認識和把握，將決定該文化對「人的終極價值」的判定。唯有這個終極價值的判定，才能對該文化輻射范圍內的人類的倫理道德構成強制性的約束，形成一個道德底線，並直接影響該人類社會的制度設計(政治)和利益安排(經濟)。
筆者在寫作如上論文時，尚未讀到《文化的重要作用》這部書，但所表述的觀點以及論文中的進一步論述和所提出的理論框架，與該書的觀點和結論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說是殊途同歸。因此，後來讀到了《文化的重要作用》這本書，知道了這個課題和成果屬於世界文化人類學研究領域的最前沿的課題和研究成果，感到非常振奮，更增加了進一步從佛教文化的角度來研究這方面課題的信心！
所以，今天在這裡，想藉此機會重新提出佛教文化內涵的問題，就是為了表達一個觀點，即，我們今天研究佛教文化的問題，應該與時俱進地把所關注的重點，放到佛教的價值觀、信念、態度、取向，特別是大乘佛教的世界觀和人生價值取向上來，並進一步關注佛教的世界觀和人生價值取向對於中國社會過去曾經產生過什麼影響，現在正在產生什麼影響，和未來將會如何對中國社會產生積極的、進步的影響的問題，以及如何挖掘佛教的最精粹的智慧和精神，如何以佛教中最積極最進步的精神和智慧，對未來的中國發揮最積極和最進步的影響。
惟其如此，佛教才能如趙朴老和真禪法師等佛教前輩所期望的那樣「將在今後不斷發展的東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放射異彩。」
三、結語
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著解決嚴峻的發展不平衡的「南北矛盾」的複雜問題，為此，人類需要開創一種嶄新的文明。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它的成敗將會給世界帶來深遠的影響[5]。面對這樣一個嚴峻的挑戰，佛教有義務和責任奉獻自己最卓越的文化精華，為中國改革發展的成功、「為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6]！這才應該是趙朴老、真禪法師等佛教前輩對佛教文化寄予了深切厚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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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龐朴《文化結構與近代中國》、《文化概念及其他》(《稂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 塞繆爾-亨廷頓和勞倫斯-哈里森共同主編《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p.3。(新華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
[3] 同上。又，筆者理解，其所謂「純主觀的角度」，實際上就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角度。譯者此處的用詞似乎未必精準。
[5] 參見西班牙《先鋒報》2005年11月14日登載的文章《為什麼中國不是龍》，中國《環球時報》2005年11月30日轉載，名為《一個真實的中國》(第六版，汪析譯)。
[6] 參見趙朴初《在韓中日佛教友好交流會議漢城大會開幕式上的致詞》(《法音》1996年第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