塚本善隆與中日友好
楊笑天
塚本善隆先生是日本凈土宗的僧侶，也是一位淵博的史學家，他對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享譽世界，被日本學術界譽為研究中國佛教史首屈一指的人。他深通日中兩國文化，深知兩國因緣甚深，兩國睦鄰友好意義深遠，所以，終身為兩國友好事業獻策獻力，奔走呼籲，是戰後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史上不可忘卻的人物。本文是數年前奉趙朴初老居士之命而作，當時筆者正在日本京都讀書，於暑假中用了二十多天的時間收集資料，編綴而成，久已脫稿，以待其時。今值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之際而得問世，可謂因緣會遇。
本文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得到了牧田諦亮、福原隆善兩先生的親切指導和幫助，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一
塚本善隆先生1898年2月8日誕生於日本愛知縣海部郡的七寶村。家裡世代以製造有名的七寶燒[1]為業。
五歲時父親病逝，家裡只剩下祖母、母親和父親去世後才生下來的小妹妹。
母親由於受過西洋式的教育(畢業於京都的一所女子學校)，所以很注意塚本先生的早期教育，教他讀書。五六歲時就讓他寫作文，給雜誌社投的稿，還被發表過。
祖母是一位虔誠的凈土教徒，每日晨起必做早課——把剛出鍋的米飯供在佛像前，敲一聲鈴，然後念《正信偈》：
歸命無量壽如來，
……
做早課的時候，她總是讓塚本先生坐在身旁，所以先生從小就會背誦《正信偈》。
三伯父是一位僧侶，在大阪的一座叫做善福寺的凈土宗寺院當住持。他很看重聰慧的塚本先生，有意讓他當自己的接班人，所以，小學六年級時就讓他在自己的廟里受了剃度。
塚本先生本來是堅決不願當和尚的，雖然在連哄帶騙之下受了剃度，但心裡也還是一萬個不情願。然而，中學二年級時伯父圓寂了。伯父圓寂時的過程給了他很大的震撼，使他從此對僧侶刮目相看。這件事情，先生在晚年經常提起：
已經不記得伯父生的是什麼病了，當時他住在醫院裡，但有一天突然從醫院回來了。大家本以為他是痊癒出院，但沒想到不是這麼回事。他是當面跟院長談判之後，硬是自己做主出院回家的。理由是，他要死了，作為一個寺院的住持，天經地義應該死在廟里，死在自己平日所侍奉的本尊身旁，所以就回來了。
他在房間裡頭北面西鋪好了床褥，在面前的位置掛起了一幅極樂世界的佛菩薩來迎請死者的「來迎圖」，又安放了一尊三尺來高的阿彌陀佛立像，在像的手上系一根五色繩，把繩的另一端系在自己手上，告訴周圍的人說：「從現在開始，凡是走進這間屋子的人，除了念佛之外，不許講任何其他的話。」然後，自己以一個健康人一樣洪亮的聲音開始念佛。聞訊趕來的人也跟著一起念，於是，房間里被一片念佛的聲音淹沒。
一天早晨，一位伯父對我說：「今天不要上學了，負責握著你師父(即三伯父)的腳，等腳涼了，告訴我們。」我於是奉命而行，果然感到伯父的腳漸漸涼了下來，念佛的聲音也漸漸小了。不過，聲音雖然小了，卻沒有間斷。
腳越來越涼，終於，呼吸停止了。不可思議的是，嘴唇還如同在念佛一樣動了好長一會，最後微微一笑，嘴唇停止了蠕動。
伯父念著佛，踏上了死亡的征程。他這臨終的樣子，令我深深感動。一向絕對不肯當和尚的我，這時才第一次醒悟到：和尚這樣的人確實與我們俗人不同，很有些了不起的地方。我想，正是伯父的死，使我最終心甘情願地成為了一名僧侶[2]。
伯父去世後，塚本先生被寄養在大津的一座廟里。中學畢業後，進了京都的佛教專門學校[3]，三年後畢業，獲得了做住持的資格。但他覺得自己的佛學知識尚遠遠不夠，應該進大學繼續深造，大津的師父也很贊同，於是為他聯系了東京的宗教大學[4]的研究科。
當時在宗教大學任教的有椎尾弁匡、矢吹慶輝、渡邊海旭、荻原雲來、望月信亨等著名學者，在這樣的環境之中、這樣的學者們的指導之下，經過了兩年的學習，塚本先生找到了學問與信仰並存的道路——為學問而勤奮終身就是一個追求充實人生的佛教徒的宗教實踐。
兩年之後回到了京都，又先後攻讀了京都大學文學部的哲學選科(學習印度哲學)和史學選科(攻讀東洋史)，最終選定以中國佛教史作為自己終身專門研究的主要領域。
1926年畢業後，在京都的佛教專門學校任講師。1928年4月任京都大學文學部副手(助教)，同年7月赴中國留學，次年5月回國，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員。1942年任京都清涼寺[5]住持。1948年2月獲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以後，歷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1949)、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1955—1959)、京都國立博物館館長(1961—1972)、佛教大學教授、凈土宗勸學、華頂短期大學校長、日中友好佛教協會會長、日本學士院學士等等。
在數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先生先後撰述了《唐中期凈土教——特別是法照禪師的研究》(1933)、《中國佛教史研究·北魏篇》(1942)、《日中佛教交涉史研究》(1944)、《魏書釋老志研究》(1961)等著名的中國佛教史研究的專著和很多學術論文，確立了在日本學術界中國佛教史研究首屈一指的地位。
《唐中期凈土教——特別是法照禪師的研究》第一次打破了以往只依靠藏內資料對中國佛教史進行研究的老框框，盡情運用正史、文集、金石文等藏外文獻進行研究，這一方法對當時的佛教學術界和東洋史學界給予了巨大的影響，成為日本中國佛教史研究的劃時代研究成果。《中國佛教史研究·北魏篇》和《魏書釋老志研究》是先生研究北魏佛教的代表作，其借鑒其他有關諸學科的各種資料和研究成果的研究方法，開創了佛教史學的新風，影響至今不衰。「不僅從教義和教勢等方面，而且從政治、經濟、社會，直到美術等方面，從所謂『新佛教史學』的立場出發，進行了精緻和該博的論述。這部巨著不僅對佛教史學，就是對一般中國史學的貢獻也是巨大的，這點肯定無疑。」[6]
二
作為日本研究中國佛教史首屈一指的學者和一位誠篤的僧侶，塚本先生深知「日本佛教的根源在中國，忘記了中國佛教，日本佛教就是無根之草」[7]，所以，始終對中國懷著深厚的感情和深切的關注，終身致力於日中友好事業。
(一)
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採取富國強兵的政策，同時，步西方列強的後塵，逐步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到1932年時，已經通過建立偽滿洲國的手段侵佔了東北三省，又變本加厲對整個中國虎視眈眈。
出於對這種險惡的時局和中日關系的憂慮，京都的佛教界人士於1934年自發地成立了「日華佛教研究會」，試圖通過兩國佛教徒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友好往來，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促進和平，使這場充滿血腥的戰爭早日結束。塚本先生便是「日華佛教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他在晚年回憶起這段往事時說：
當時在京都，有一位我們十分尊敬的老前輩，名叫林玄明，是位很了不起的宗學者(凈土宗)，同時也是一位唯識因明學者。他在晚年時被選為百萬遍知恩寺的法主……
當時軍隊一意孤行，在這種情況下，宗教家林玄明常常毅然地對年輕的我表示：雖然力量單微，但作為一個佛教徒，就要以佛教為媒介，向兩國的佛教徒呼籲日中友好，共同攜手為和平的到來，為兩國能建立不戰的關系而奮斗終身。
當時我非常感動，表示願意鼎力相助，因為我本人是一個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的學者，日本要是與中國開戰，我的學問也就作不成了，所以，我也要跟隨先生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哪怕我們勢單力孤，也義無反顧！就這樣，我們開始了以日中佛教為媒介的日中友好運動[8]。
日華佛教研究會成立之後，得到了佛教界人士和佛教學者們的廣泛支持，會員很快就發展到幾百人。塚本先生在研究會中長期擔任主事，在大約十年之中，負責編輯出版了六期會刊《日華佛教研究會年報》和三冊研究會訪華團(三次)的《訪華錄》。還親自參加過研究會的第二次訪華團，訪問了中國。
但是，由於日本國內軍國主義的鬧劇愈演愈烈，時局日益惡化，研究會到了大約1944年的時候就被迫停止了活動[9]。但是就是在這樣惡化的時局之下，先生還是毅然出版了《日中佛教交涉史研究》(1944年)，向大眾揭示日中兩國之間的精神和文化交流的血脈淵源，做了一位學者力所能及的事情，真是用心良苦，膽識過人。
(二)
日本在二次大戰後，於1953年，以佛教界為主導，發起了送還中國在日殉難勞工骨灰的運動，為此，有很多日本佛教徒去了中國。
1954年，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問了日本，副團長廖承志先生向日本佛教界轉達了中國正在修復山西省的凈土宗古剎玄中寺的消息。聞訊後，東、西本願寺(凈土真宗)和凈土宗一起，代表全日本凈土教徒向中國政府發去了表示感謝的電報，並提出了希望參拜玄中寺的要求。但由於當時兩國尚未正式建交，這個願望尚難以實現。
1955年，時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的趙朴初先生赴日本出席在廣島召開的「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時，訪問了京都。為此，日本佛教界在東本願寺舉行了歡迎宴會。在歡迎會的席上，塚本先生向趙朴初先生說出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在日本，稱蘇聯為鐵門之國，與此相對照的是，稱中國為竹門之國。但是我們現在對竹門裡面的事情一點也不知道，能不能打開一次竹門，讓我們去看看呢？」再一次代表日本佛教徒表達了希望去中國訪問的心願。
對此，趙朴初先生爽快地答道：「當然可以，請務必來看一看。」[10]
隨著玄中寺修復工作的完成和其他各種因緣的成熟，1957年初中國佛教協會正式向全日本佛教會發出了邀請，歡迎日本佛教徒訪問中國。全日本佛教會在接到了這個盼望已久的正式邀請之後，組成了16人的訪華親善使節團，於當年9月訪問了中國。塚本先生就是這16位成員之一。
在訪華的過程中，塚本先生曾應邀在中國佛學院(北京法源寺)發表了一次講演，題目是「奝然請到日本的釋迦佛胎內的北宋文物」。奝然請到日本的釋迦佛旃檀木像，供奉在京都的清涼寺，當時正值塚本先生擔任這所寺院的住持，在佛像胎內發現了文物後，馬上開始主持調查研究工作。既是頂尖的專家，又是近水樓台，所以，他在這項研究上可謂最具權威。先生不僅做了學術講演，而且通過這個學術講演的內容再次強調了「中國佛教是日本佛教當然的母親」的道理，並在講演的最後發自肺腑地說：
我在日本，自戰爭結束以來，每天在佛前誦經的時候，都為世界上在戰爭中犧牲的人們迴向菩提。每當想起日本軍閥在中國所犯的可怕的大罪，就從心底里懺悔，並遙遙地謝罪。自從這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以來，我這個念頭便更加強烈。可是，中國佛教界和中國人民卻絲毫不念日本的舊惡，給我們以溫暖的友誼，並以同沐佛陀慈光的同道的心情來歡迎我們……我們以嚴肅的心情，在佛前發露懺悔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人民所犯的大罪，並在中國人民面前謝罪。懺悔能使我們的心凈化。懷著一顆凈化了的心，我才更深刻地體會到了凈土宗祖師——唐代善導大師所說的「以慈心相向，以佛眼相看」這句話的含義。只有「慈心相向，佛眼相看」的社會才是佛教的理想和凈土。
親愛的老師和兄長般的中國佛教徒諸大德們，讓我們共同發願為全人類修行佛道，成為大乘菩薩，力行不殺戒來反對戰爭，成為慈心相向、佛眼相看的建設凈土的行者和同志，深化日中佛教友好的成果[11]。
(三)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二年(1973)，廖承志先生率領的中日友協代表團訪問了日本，途中訪問了京都。
當時，塚本先生是日中友協京都府本部會長。作為一位研究中國史的學者，他深知京都和奈良都與長安有著甚深的歷史和文化的因緣，所以認為，兩國既然恢復了邦交，那麼京都首先應該與西安結為友好城市。於是，在京都為代表團舉行的歡迎會上致辭時，就忍不住把這個想法說了出來。
廖承志先生一聽，非常高興，表示說，塚本先生這個提議非常有意義，回國以後馬上進行準備。
就這樣，1974年5月，京都的使節團(塚本先生任副團長)訪問了西安，與西安正式締結為友好城市。這個頭一開，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很多中國和日本的城市都結為了友好城市。
塚本先生之所以對西安情有獨鍾，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那就是，西安乃是凈土祖師善導大師曾經行化的地方。日本凈土宗的開宗祖師法然上人正是由於「偏依善導」而開創了日本凈土宗的，所以日本凈土宗尊善導大師為高祖。善導大師後半生一直在長安一帶行化，圓寂之後，弟子懷惲在長安城南門外的神禾原為師父建造了一座十三級的崇靈塔，並在旁邊建立了香積寺。塚本先生晚年提起這個事情的時候，深情地說：
我曾經多次參拜過座落在終南山附近的興教寺，那裡是玄奘師徒的墓塔所在之地。從那裡向西遙望，可以隱約看到在終南山向北延伸的丘陵的北端，有彷彿是塔一樣的東西，人們告訴我，那裡就是「神禾原」。於是，神禾原越來越成為我心往神馳的地方[12]。
1974年，日中友好佛教協會成立，塚本先生任會長。他在會刊《日中佛教》的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一個懇切的要求》的文章，嘆說終南山的神禾原是日本凈土教諸宗的高祖——善導大師——最重要的聖地，因此，作為一個日本的凈土教徒、一個一向致力於日中友好的人、一個誓願與西安子子孫孫世代友好下去的京都市民，自己希望中國方面(包括政府、西安市、中國佛教協會和文物部門)對神禾原的遺跡進行調查和保護。
先生的呼籲受到了中國有關方面的重視，決定將神禾原的遺跡作為歷史文物加以調查和保護。
1978年初，遺跡基本上整理完畢後，中國佛教協會正式邀請日本有關方面前來參拜，趙朴初先生還對塚本先生作了特別邀請。
當時，塚本先生不僅已經年過八旬，而且身體還非常不好。儘管如此，他還是毅然決然應邀訪華，哪怕就是死在中國，也要前往。於是，1978年10月6日，他在醫生的陪同之下，隨日中友好凈土宗協會訪華團(先生當時任該協會的理事長)訪問了中國，併到西安參拜了神禾原。
善導大師的崇靈塔，高十三級，雄大而莊嚴，巍峨地矗立在神禾原的黃土地上，雖然頂部已經缺損，但這絲毫無損它的莊嚴，反而為它平添了一分蒼涼悲壯的氣勢。
先生來到塔前，仰望著這久已嚮往的崇靈大塔，禁不住淚流滿面，雙膝跪下。本以為今生今世無法實現的願望，今天終於實現了！
日後，先生回憶起當時的心情時說，當時，站在塔前，更加深刻地體悟到了善導、法然二位祖師的思想和精神的真髓。於是，便給自己起了一個新的名字：凡愚善隆，以表示自己決心更加徹底地遵循二位大師的教誨[13]。
善導大師的崇靈塔自修繕開放以來，每年都有許多日本凈土教徒前來參拜，成為中日佛教友好交往的一個歷久而彌新的象徵。
(四)
1979年5月28日，已經年過八旬的塚本先生患了嚴重的感冒，發燒達四十多度，但他還是毅然如約前往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宗務本所的會議廳，出席了日中友好臨黃協會的成立大會，並在會上發表了題為《中國佛教史觀》的紀念講演。
他一上來就說：「我已經年過八十，而且還不意得了感冒，體溫40來度，一會兒上去，一會兒下來，腦袋有點暈暈忽忽。但是，日中友好運動這個事業，我是決心要為它奮斗終身的。所以，今天哪怕就是在這裡倒下來死去，也義無反顧，因為這是我的初衷。所以，現在我來了。」台下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在這次講演半年多之後，於1980年1月30日，先生舍報西歸，享年81歲。兩國佛教界人士深深哀悼。
趙朴初先生親筆寫了輓詩：
平生風義兼師友，
溫玉渾金未足方。
著作等身揚古德，
玄中殿甓思同運，
香積龕星慶復光。
病里雷音鳴萬劫，
慈心長護弟兄邦。
注釋：
[1] 即景泰藍。
[2] 原文見《撫育之心》，收於《凡愚抄》。
[5] 又稱「嵯峨釋迦堂」，塚本先生在此任住持30多年，直到1974年10月。
[8] 見「日中友好佛教協會前史——日華佛教研究會的一些往事」，收於《日中佛教》第九期。當時參與成立「日華佛教研究會」的還有大西良慶等人。
[9] 到了1955年以後，改名為「日中佛教研究會」，又重新活動了幾年，出版了數期會刊《日中佛教》。
[11] 參見《現代佛學》1957年第11期。
[12] 引自「參拜親證三昧大德善導闍梨崇靈塔」，見《日中凈土》第二期。
[13] 法然主張善導流凈土教的真髓在於要深刻認識到自己是一個愚痴罪惡生死凡夫，懷著深切的慚愧懺悔之心，擯棄一切非份的妄想而專修稱名念佛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