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以「戒為無上菩提本」[1]，通過作為行為規范的戒律來體現佛教作為人類道德源泉之一的價值，故戒律的實施情況實際上是判別佛教作為一種宗教形態在社會中強弱興衰的重要依據。古代雲南地處漢文化圈的邊緣，幾種文化在此相交。就佛教而言，漢傳佛教、藏傳佛教，還有直接過來的印度佛教亦在此交匯。這種情況下，其中漢傳佛教的戒律會有什麼特點，產生了什麼作用？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
存在於現今雲南地區的佛教，有史可查的起於唐朝時期的南詔，那時當地除了有被稱之為阿吒力教的雲南地方密教教派外，已經有漢傳佛教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寫入史文的當時高僧中大多與戒行有關。如《康熙雲南府志》卷十七「仙釋」部共記載唐代僧人三位，其中在後來屬於昆明地區的兩位：覺印「戒律精嚴。母亡廬墓，刺血寫經」；道清「精研內典，有苦行」。說明他們之被載入史冊，主要就是因為他們戒行突出。另《正德雲南志》卷三十五「仙釋」條亦載唐代僧人道安「精修苦行」等等。當然這些明、清時所修方誌由於離唐朝年代遙遠，記載不一定很正確，如覺印可能與覺胤(脫空)[2]為同一人，因為二者事跡雷同，但雲南佛教先行者們與戒律的密切關聯卻是十分鮮明突出的。此風一開，絡繹不絕，如郭松年《大理行記》雲：「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十分明確地將遵從「齋戒」作為當地佛教流行的一個特色。
戒行卓著的高僧在明清兩代遽然增多。如著名的有明代雲山和尚，「昆明縣官渡里人，自幼居禪林，習清凈，精戒行」[3]。又如天王寺歷代住持若良朋等，也都「戒行精專」[4]。雞足山的大力師以「苦行清修」聞名[5]，當地著名的律僧還有玄遠、玄頂、照敏、廣函等[6]。再如僧本悟「戒律精嚴，食惟茹菜，足不著履者三十餘年。遠近□曰：菜齋和尚」。僧讀徹「戒行堅苦，有才名」等等[7]。鄒應龍《雲南通志》卷十三「仙釋」里還有不少這樣的例子，如明代臨安府的僧衍乘「曉佛法，戒臘精專」；僧畔富「少絕葷」；曲靖軍民府的真峰長老「苦行四十餘年，畫夜不寐」等等。清代此類高僧也不少，如凈脈「童年祝發，便知苦行。後游雲州，棲於雲興古剎及玉皇閣，朝夕諷誦，火種刀耕，自食其力」[8]。如惺惺「戒行專一，數年不履城市」，無語也「誦經靜室，冬不爐，夏不扇者三十餘年，趺坐山巔，雉鳥群集。土人所供衣食，咸分給貧乏」[9]。還有尼空元「十四歲祝發家居，不見外人。……五十餘年獨坐一室」[10]，戒行也非常顯著。尤其是出生楚雄的讀體，不僅「結界立規，率先躬行，是制必遵，非法必革」，而且著有《僧行軌則》、《毗尼止持》、《毗尼作持》等律學作品，成為律宗大師[11]。雖然他後來遊方去江南，但他這種事業嚮往當與萌發他學佛的地域緣起是一致的。陳垣先生據地方誌統計，僅雞足山一隅，便有「靜室一百七十餘所」，這些作為「釋子潛修之地」的靜室興起，是因為「惟僻則靜，故修苦行者多來此習靜，禪齋精舍，遂獨冠於世」[12]。也就是說當地佛教靜室的普遍也是和嚴守戒律之風密切關聯的。而「雞山之有靜室，始於萬曆。至徐霞客游山時，不過數十年，而已遍於各地」[13]，麗江一帶也「真修者甚多，各住一洞」[14]，且多在荒山僻壤或少數民族雜居之處，往往是漢人和漢文化在那裡獨有的存在，其與講究戒律在時代上也是相伴隨的。
誠然，守戒奉律是每個僧人都應該做到的，古代高僧們的傳記中也往往提到這一點。但對比起來，古代雲南的高僧們還是有兩個特點。其一是載明戒行突出的僧人比例要比一般高僧傳中略微高些。他們的戒行也很突出，如明代護國寺僧大乘被當地人稱為「淡齋師」，當地人說他「損口苦體，以供大眾。有予以衣者，輒復予人，有餉食者，己不鹽不油，惟恐眾口弗適」。他把克己守戒提到菩薩行的高度，故時人評他「苦行勤修，世所未有」[15]。其二是此類戒行昭著的高僧在記載里較集中於唐代和明清這兩個時期。產生這二個情況的原因除了雲南是一個邊遠地區，漢文化至唐代才開始在那裡產生較大的影響外，與雲南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包括多種佛教的交會點有很大關係。這種情況是從唐代開始的。唐時雲南地區的主要政治是南詔國，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當時南昭有本民族的原始宗教，有道教，有伊斯蘭教，南昭佛教也是由多種成分構成的。已經有很多學者對南詔佛教進行過研究，有一點是得到了普遍的共識，那就是當地佛教受到了漢、藏、印度、甚至東南亞上座部佛教等多方面的影響，雖然在側重點上有著很大的分歧。無可否認，宗教之間的競爭是一個事實，而道德表率正是取得人們宗教認同的一種重要方式。戒律的一大功能就是保證僧侶起好道德表率作用，故在文化交匯的唐代，作為漢文化進入該地域的佛教僧侶就特別注重遵戒守律了。
元代在雲南設立行省，加強了雲南與中央的政治聯繫，為當地和內地在佛教形態上走向一致，創造了有利前提。明清兩代，隨著雲南地區經濟的發展，為寺院建設，亦即是漢傳佛教的發展，具備了良好的物質基礎[16]，至清代漢傳佛教寺院已達千餘座之多。而當時漢族軍民的大舉移入，僅「大約在嘉慶、道光之際，遷入雲南山地的農業移民至少有130萬人」，「除農業移民外，還有100萬左右的礦山工人和他們的家屬」[17]，為當地的漢傳佛教提供了充分的信徒資源。同時，隨著明、清兩代朝廷在雲南陸續地實行改土歸流，中央對雲貴地區的政治控制大大增強，那裡的漢化程度也不斷加強[18]。已經作為漢傳統文化組成部分的漢傳佛教不僅更大規模的進入該區域[19]，而且要對已經是混合型佛教教派的當地阿吒力教進一步漢化，所以作為漢傳佛教主要特徵之一的戒律當然要被突現出來。另一方面，當地的歷代官方也充分意識到，推行漢傳佛教，強調戒律的作用，亦有助於強化中央對雲南地方的統治。如明太祖曾詔令「但有討度牒的僧，二十以上的，發去烏蠻、曲靖等處，每三十里造一座庵，自耕自食，就化他一境的人」[20]。即所謂「佛之於雲南有足以時君之化者，其來也非一日也。彼其沉毅悍摯之性一旦歸於清凈慈儉之宗，此蓋威武之所不能屈，教化之所未易漸。而凈名之徒深居寡言，衣壞食淡，合掌趺坐，伏而擾之，若不勞餘力焉，亦豈小補之哉。世祖皇帝征氐羌歸，乃表異釋氏，隆其師資」。明代一位叫王遵的知府也稱佛教「將以空化執，以福利化貪，以地獄化頑悍。且民庶畏天威，矧習佛教，咸帖然聽約束，少有違獷者，必相率斥之。……學佛心則明倫，於家即奉法，於剎非法不服，即非緇不披，遵鮮度以持戒，循信義以為定」[21]。如此利用擴展佛教的約束來規范安定邊地社會，是統治者最說明問題的直白。特別當時雲南被視為瘴癘之地，在醫葯不發達的古代，「內地兵一萬至其地者，常熱死其半。故調一兵，得調者先與七八金安其家，謂之『買金錢』，盤費、芻菽不與焉。故調兵一千，其邑費銀一萬」[22]。用武力鎮壓既然事倍功半，這就更需要攻心為先，於是標榜戒行的高僧們也就無意中再一次走在這潮流的前頭。
通過以上兩種情況的分析，第一是可以看到遵戒守律的強調是和漢傳佛教在當地的發展成正比關係的。即僧人守戒明律者多時，佛教教團就會團結有力，如明僧照敏能「精嚴於律藏，以故領眾咸服其德」[23]，佛教就會興盛。且戒律嚴明就能作為社會道德表率而贏得好名聲，所謂「有戒行，人重之」[24]，對僧人、對佛教永遠都是如此。如明季來自北直隸僧寶藏在尖山「與其徒徑空覓山至此，遂龕坐篷處者二年。今州人皆為感動，爭負木運竹」[25]，造成了佛寺。再如有一位十三歲少年王立轂聽了明代雞足山高僧無心一席話後，竟「遂請終身持素齋」[26]等等。有意思的是，當地人們也意識到由中土傳入雲南地區佛教戒律和漢文化之間的關係。如李源道《威楚萬春山真覺寺記》雲：「西方氏之律則嚴也，顧其善惡因果之說，往往與易書合」[27]。又王繼文《佛海精舍記》雲：「使斯長治而不亂者，亦歸之仁而已矣！滇人崇善樂施，佛寺甲西南，其地被兵雖久，無大患害，以其俗惡殺而好生也」[28]。這正是佛教戒律熏陶的結果。這其實也是古今中外佛教乃至所有的宗教之通則。第二，漢傳佛教的發展又是和朝廷在雲南政治控制力和中土的文化影響的加強有關。因為當一種文化與一種政治制度都建築在同一個社會價值標準之上時，兩者必定是影形不離的。從唐代開始，儒家的價值觀念已被佛教所全面接受，成為此後三教合一的基礎[29]，並成為中土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這在雲南亦是如此，明末徐霞客游滇時，常見寺廟內住有讀書人，不少僧人出生儒生，如「精戒律」的洪度原是「萬曆戊午舉人，任原武縣令」[30]，有的死了當地官方還因此將他「以儒禮葬」[31]。雞足山的龍華諸寺「僧多書香子，故亦彬然可觀」[32]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兩者的結合度。所以體現中土文化的佛教和中央政治勢力在邊遠地區的加強鞏固同步一致，就不足為奇了。
總而言之，戒范律學的發揚雖是古代雲南佛教的一個方面，但由於其被賦予的歷史使命超出了宗教的范圍，與當地的政治經濟形勢發展相益彰，所以顯得特別興盛。這也附帶說明，佛教永遠是社會中的宗教，它的興衰演變也一直是和社會政治經濟諸多因素密切相關，古代雲南佛教里的戒律實施狀況也實證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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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霞客游記》卷七上《滇游日記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35頁。
[6] 均見高奣映編修《雞足山志》卷七。
[11] 《新續高僧傳》卷二十九《清江寧寶華山隆昌寺沙門釋讀體傳》。
[12]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二，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68、69頁。
[13] 《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二，第69頁。
[14] 《徐霞客游記》卷七下《滇游日記七》，第877頁。
[15] 《徐霞客游記》卷五下《滇游日記三》，第732頁。
[16] 雲南地區的漢傳佛寺設立大都在明、清兩代。此可參見各雲南地方誌，亦可參見王海濤《雲南佛教史》「附錄2」，雲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版第639－649頁。
[17]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頁。
[18] 參見拙著《漢傳密教》第十六章，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19] 在《徐霞客游記》中可常常見到諸如北京僧、南京僧、河南僧、陝西僧、北直(河北)僧等稱，曾與徐霞客同游的靜聞僧「戒律精嚴」，則來自於江蘇。比徐更早的王士性也在他有關雲南的游記中提到長安僧等，說明當時雲南的僧人來自全國四面八方，其足跡遍於雲南的窮山僻壤。他們是漢傳佛教在明代大舉入滇的代表。
[20] 《釋氏稽古略續集》卷二「洪武二十一年」條。
[21] 分見《雲南通志》卷十三「姚安軍民府妙光寺」條和「雄楚府平南寺」條。
[22] 王士性《廣志繹》卷五「雲南」條，載《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頁。
[23] 高奣映編修《雞足山志》卷七《律僧照敏傳》。
[24] 見曹樹翹《滇南雜誌》卷十「志登」條。此句指的是僧志登。文中又說「曹溪僧道成事大同小異」。
[25] 《徐霞客游記》卷八下《滇游日記九》，第977、978頁。
[26] 王士性《五嶽游草》卷七《游雞足山記》，載《王士性地理書三種》，第148頁。
[27] 載《正德雲南志》卷四十三。
[29] 參見拙文《論「三教」到「三教合一」》，載《歷史教學》2002年第十一期。
[31] 徐霞客游記》卷五下《滇游日記三》，第733頁。
[32] 高奣映編修《雞足山志》卷八「風俗·鶴慶府」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