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雲台居士的《保富法》
曾琦雲
聶雲台居士是清末大臣曾國藩的外孫，在1920年任第一任上海總商會會長，中國民族資本家的成功人士。抗戰期間，上海會長崇尚華麗，奢侈成風。聶雲台老居士有感而作，於1942年—1943年間撰成《保富法》一書，刊登上海《中報》，一時傳為佳話。
聶雲台自己是資本家，他寫的《保富法》告訴我們不要僅僅想發財，更重要的是「保富」，他以身說法，引用自己身邊的事例說明「保富」的道理。特此節錄。
俗話說：發財不難，保財最難。我住在上海五十餘年，看見發財的人很多。發財以後，有不到五年、十年就敗的，有二三十年即敗的，有四五十年敗完的。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有錢人，有的作官，有的從商，都是炫赫一時的，現在已經多數凋零，家事沒落了。有的是因為子孫嫖賭不務正業而揮霍一空，有的是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大約算來，四五十年前的有錢人，現在家業沒有全敗的，子孫能讀書、務正業、上進的，百家之中，實在是難得一兩家了。
不單是上海這樣，在我湖南的家鄉，也是一樣。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中興時代的富貴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總督巡撫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鎮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現在也已經多數蕭條了。其中文官多人，財產比較不多的，後人較好。就我所熟悉的來說，象曾、左、彭、李這幾家，錢最少的，後人比較多能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曾文正公的曾孫輩，在國內外大學畢業的有六七位，擔任大學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幾位曾孫，也以科學專門而聞名;李勇毅公的孫子輩，有擔任大學教授的，曾孫也多是大學畢業;彭剛直公的後人，十年前，有在上海作官的。大概當時的錢，來得正路，沒有積蓄留錢給子孫的心，子孫就比較賢能有才幹。其餘文官比較錢多的十來家，現在的後人多數都是蕭條了。武官數十家，當時都比文官富有，有十萬、二十萬銀兩的。(多數是戰事平定以後，繼續統兵，可以缺額，才能發財。至於擁有五六十萬到百萬銀兩財產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楊家等，都是後來從陝西、甘肅、雲南、貴州統領軍務歸來的人。金陵克復的時候，曾國藩因為湘軍士氣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時候，改用淮軍。所以湘軍的老將，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後人，也是多數衰落了，能讀書上進的，就很少聽見了。
我家與中興時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數都是世代相交的關系，所以各家的興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於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豐厚的，遠遠勝過了湘軍諸人，但是今日都已經凋零，不堪回首了。前後不過幾十年，傳下來才到了第三代，已經都如浮雲散盡了。
然而當時不肯發財，不為子孫積錢的幾家，他們的子孫反而卻多優秀。最顯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權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時候只有兩萬兩銀子。除鄉間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個房子，也未曾買過田地一畝。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後來賣到二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家中只要有一張鹽票，就稱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別諭令曾氏一家人，不準承領，因此在他逝後多年，後人也沒有一張鹽票。若是當時化些字型大小、花名，領一兩百張鹽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領票，表面上並不違法。然而借著政權、地位，取巧營私，小人認為是無礙，而君子卻是不為啊!這件事，當時家母知道的很詳細，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說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這叫作表裡如一，即是誠意、毋自欺，這是中國政治學的根本，如果無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曾文正公曾經對僚屬宣誓：「不取軍中的一錢，寄回家裡」，而且是數十年如一日，與三國時代的諸葛公是同一風格。因此，當時的將領僚屬，多數都很廉潔，而民間在無形當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潔，就是暗中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錢，那麼將領官吏，人人都想發財，人民就會受害不小了。
請看一看近數十年來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為人長官的廉潔與不廉潔，真是影響非常大啊!所以，《大學》上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孟子》說：「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因為貪財與不貪財，很大程度上關系著別人的利益、幸福，所以發財便能造罪，不貪財方能造福。世人都以為積錢多買些田地房產，能夠使子孫有飯吃，所以拚命想發財。今天看看上述幾十家的事實，積錢多的，反而使得子孫沒飯吃，甚至連子孫都滅絕了。不肯取巧發財的，子孫反而能夠有飯吃，而且有興旺的氣象。平常人又以為全不積些錢，恐怕子孫會立刻窮困。但是從歷史的事實、社會的經驗看來，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顧己，不留一錢的人，子孫一定會發達。
《保富法》一書，在上海《中報》上連載，激盪時人之心，數日之間，便收到助學獻金四十七萬餘元之後，柳亞子等各界名流紛紛響應，一時傳為佳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