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佛教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方廣錩
《新華文摘》 2003年第11期
佛教紮根於中國社會,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佛教研究始終為人們所重視。但科學意義上的佛教研究,直到20世紀初才真正展開。以湯用彤為代表的老一代學者,奠定了中國學者在這一學術領域中的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佛教研究進入全面發展的新時期,新的學術基地不斷產生,新的研究者不斷成長,新的成果不斷湧現。到90年代初期,我國每年發表的佛教研究的論文數量,已經超過"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總和。我國目前的佛教研究人員由科研機構與高校、政府有關部門、佛教界三部分人員組成。其中科研部門與高校的研究人員至今仍為主力軍,佛教界的研究隊伍則正在成長。雖有研究興趣、方向、方法乃至師承學風的差異,但我國佛教研究界目前並沒有出現明顯的學派。在研究方法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將宗教問題還原為世俗問題的方法論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但"以教論教"的方法論也開始出現,這種方法論不僅反映在"在教言教"的佛教界研究人員中,也反映在部分其他研究人員中。
綜觀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佛教研究的狀況,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佛教史研究進展重大
佛教史研究始終是佛教研究中的重點。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全8卷,已出版3卷)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唐以前中國佛教史作了全面清理與詳盡研究,在國際、國內都產生了較大影響。此外還有呂?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與郭朋的有關佛教史著作。這些著作盡管立場不同,研究方法不同,但同樣對普及佛教知識及佛教研究方法論、深化佛教史的研究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史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現象。這就是,以往的佛教史研究主要局限在中國佛教領域中,而在中國佛教史研究又以唐以前為主,在唐以前佛教史中又以顯教為主。此外,把中國佛教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的較多,注目區域性佛教的較少。近些年來,這一格局開始被打破。
1.出現了一批研究印度佛教、日本佛教、朝鮮佛教的著作。如呂?的《印度佛學源流略講》、黃心川的《印度哲學史》、楊曾文的《日本佛教史》、楊曾文主編的《日本近現代佛教史》、何勁松的《韓國佛教史》、陳景富的《中韓佛教關係兩千年》等。印度佛教是中國佛教之源,而日本、朝鮮等國的佛教是在中國佛教的影響下產生與發展的。上述溯源撫流的研究,使我們對中國佛教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而由杜繼文主編的《佛教史》則是我國第一部對全世界佛教的發展作綜合性研究的專著,成為高校的基本教學參考書。
2.唐以後佛教史的研究取得一定的突破。其中特別應該提出的是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以及侯沖對雲南阿吒力教的研究。而對晚清以來的近現代佛教的研究也取得不少成績。其中,台灣學者對台灣佛教的研究取得可觀的成果。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社會正在進入一個深刻的社會轉型期,我國佛教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因此,對當代佛教及其發展趨勢的研究引起學者的關注。其中王雷泉的一系列論文較為引人注目。他在列舉學術界和宗教界關於宗教與社會關係的諸種理論模型後,主張世俗社會與宗教都是在歷史中形成的,相互不可取代,各自有待完善。在肯定宗教與人類長期共存的前提下,主張宗教與世俗社會應該是一種相互制約、監控、促進的良性制衡關係。從歷史和現實來看,佛教的世俗化不僅造成自身腐敗,而且在宗教生態上導致會道門和秘密宗教泛濫,從而破壞社會穩定並禍及自身。他提出,比較理想的制衡關係將在政治、宗教與學術等三極格局的互動中產生。
3.藏傳佛教與密教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出現大批論著。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論著中,屬於所謂傳授修持法的較多,其質量也高下不一,其中夾雜不少人雲亦雲、以訛傳訛乃至獵奇的成分,真正客觀的科學的研究著作比較少。在研究著作中,呂建福的《中國密教史》、索南才讓的《西藏密教史》、班班多傑的《藏傳佛教思想史綱》,引起學術界普遍的關注。
4.地方性佛教的研究越來越引起研究者的興趣。召開過若干專題的學術研討會,出版了一批著作,如《上海宗教史》、《杭州佛教史》、《近代杭州佛教史》、《近代江蘇宗教》、《福建佛教史》、《江西佛教史》、《新疆宗教》、《清初嶺南佛門事略》、《長安佛教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雲南宗教史》等。這些研究促使中國佛教的研究更加細密化,但從總體看,這些著作大多是"中國佛教史"的小型化,還沒有能夠真正講清當地佛教的特點。因此,有關這方面研究的學術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可以預見,在將來的一個時期內,地方性佛教的研究將仍然是佛教研究中的一個熱點。
5.僧官制度、佛教寺院、僧人生活等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一定成果。謝重光、白文固合著的《中國僧官制度史》對中國僧官制度的產生與演變作了較為詳盡的論述。張弓的《漢唐佛寺文化史》以佛寺為切入點,研究了以寺廟為載體的佛教文化怎樣逐步中國化與怎樣在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下發揮其文化功能。郝春文的《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則以敦煌僧團為標本,詳細解剖了佛教僧團的行為規范,對於研究中國邊疆地區的佛教僧團的活動都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從20世紀初起,中國學者就開始把佛教哲學作為一個對象進行研究。但佛教思想極為龐雜。在印度,它分為初期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等不同發展時期,除了初期佛教外,每個時期的佛教又分為若干不同的派別。這些派別各有各的理論傾向,各有各的學說範疇。這些思想,既有共性,又有個性,有的可以共容,有的相互矛盾。佛教傳到中國,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形態更加復雜。它既不同於印度佛教的思想體系,也不同於中國傳統的儒道兩家的思想體系。特別是南北朝佛教學派與隋唐佛教宗派的出現,使得佛教的思想理論顯出更加紛繁復雜的局面。
面對這樣一個對象,以往中國學者研究佛教,基本上採取一個一個人物,一本一本典籍,一個一個宗派(學派)進行研究,逐步攻城奪地打攻堅戰的方式。或者歷史地觀察,進行縱向的梳理。這樣做當然是必要的,沒有這樣一種漸進的、分析的研究階段,不可能出現綜合的、全面的體系的建立。但把握全局,從來是研究一個對象的基礎。不能正確地把握全局,就不可能正確地把握每一個局部。從這個意義上講,建立中國佛教哲學的體系,在中國佛教哲學的研究中,帶有全局性的意義。
但體系的建立,畢竟是一個極其困難的問題。在這里,首先必須總體把握中國佛教區別於印度佛教、中國傳統思想的內在特徵,還必須仔細分析中國佛教哲學的基本思想元素、結構層次、思想核心、相互聯繫、功能作用。這些問題不解決,建構體系無從談起。前些年,學者姚衛群就相當注意逐一梳理中國佛教、印度佛教乃至印度哲學的一個一個的問題點,試圖尋找其中的聯繫與區別。這種努力已經超越了前此所謂的漸進的、分析的階段,進入初步的綜合的階段。雖然姚衛群的工作離佛教哲學體系的創立還有相當的距離,但這一方向值得贊許與肯定。這也說明,中國佛教哲學的研究,已經內蘊一種力求突破的動力,已經在向研究者提出克服單純的分析及簡單的綜合,建立體系的邏輯要求。
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呼應這一時代的要求而於最近面世。該書以中國哲學思想及印度佛教哲學思想的發展為參照系,以哲學觀念和範疇的研究為核心,追尋了中國佛教哲學的全部體繫結構,說明中國佛教哲學不同於中國傳統哲學及印度佛教哲學的特點。該書主張中國佛教哲學的思想體系可以分解為人生論、宇宙論和實踐論三大部分。探討了組成這三大部分的不同思想元素,分析了這些元素在佛教哲學體系內部的相互聯繫與作用方式,以及與外部的儒道等傳統思想的相互聯繫及作用的方式。研究了中國佛教哲學體系在整個中國佛教及其文化體系,乃至在整個中國哲學及思想文化體系、社會政治領域中的地位與作用。首次從總體上構建起中國佛教哲學的完整體系。從這一點上講,《中國佛教哲學要義》的出版,標誌著中國佛教哲學研究一個舊時代的結束與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20世紀上半葉,由於"南歐(歐陽竟無)北韓(韓清靜)"的倡導,對唯識的研究曾經風靡一時,對近代佛教的振興起到積極的作用。中經幾十年的沉寂,近年以來,唯識研究重新獲得新的發展勢頭。華嚴宗、三論宗、律宗、天台宗方面均有新的研究專著問世,並出現一批有分量的論文。
比較而言,在佛教宗派研究方面,最為人們關注,成果最為豐厚的還是禪宗研究。在中國佛教諸宗派中,禪宗被認為是中國化佛教的典型,因此,禪宗研究在中國佛教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義。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也超出對其他佛教派別的研究。在禪宗典籍的整理方面,有諸種敦煌本《壇經》錄校本問世。周紹良先生主張敦煌本《壇經》就是慧能的原本,引起廣泛的注意,但目前贊成者不多。在禪宗史方面較為重要的研究著作則有杜繼文、魏道儒合撰的《中國禪宗通史》,楊曾文的《唐五代禪宗史》,吳立民、徐蓀銘等撰寫的《禪宗宗派源流》,潘桂明的《中國禪宗思想歷程》,洪修平的《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等。除了上述對禪宗通史的研究外,諸如《印度禪》、《如來禪》、《祖師禪》、《日本禪》、《六祖慧能思想研究》、《東山法門與禪宗》、《石頭希遷與曹洞宗》等論著,或追根溯源,或分兵把口,對禪宗前史及其發展的各個階段或派別都作了認真的探討。此外《禪學與玄學》、《禪學與老莊》、《禪宗與中國文學》、《佛道詩禪》、《禪與中國藝術精神的嬗變》、《禪與中國園林》、《禪與東方文化》、《禪思與詩情》等一批論著,則從不同視點探討了禪宗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在更廣泛的領域裡將禪宗研究引向深入。
佛教文獻學包括佛教文獻學本身的理論建設與學科建設,經錄、藏經的研究以及佛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大藏經的編纂及其電子化。目前,我國佛教文獻學的工作主要還是後二者。
就經錄與藏經的研究而言,由於敦煌遺書的出現,為我們提供了許多珍貴的資料,大大開拓了傳統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方廣的《敦煌佛教經錄輯校》與《八至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同時,由於新的藏經不斷被發現,研究也不斷深入,人們的知識也不斷豐富。但總體來看,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就佛教典籍的整理而言,經過13年的努力,《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共106冊已經於1997年全部出齊。這是目前收羅最為宏富、校勘最為精良的藏經版本。同時,梵、巴、藏文佛教典籍的漢譯有一定的進展;傳統大藏經之外的漢文佛教文獻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在逐步展開,並匯集為《藏外佛教文獻》逐步出版。整理敦煌遺書中佛教文獻的意義已經越來越凸顯,整理工作也已經展開。
五、新世紀佛教研究的展望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20多年的恢復發展,我國佛教已經進入一個重要的轉型期。今後若干年內,我國佛教界的研究方向將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如何在保持佛教"不共世間"的宗教主體性的同時,進一步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並探討其實現的模式;(2)在目前百花齊放的諸種教理中進行擇別融會與提高創新,使適合目前社會需要的理論逐步成長並進一步凸顯;(3)宗教修持的方法與道路,創立、完善與新的宗教修持方法相適應的宗教理論;(4)佛教"農禪一致"的傳統及其在新條件下的實現方式,以完善佛教的經濟基礎;(5)佛教的戒律體系與完善新的戒規戒條,使其適合當代社會的新情況;(6)佛教的道德資源,吸收其優秀部分以為今天所用並向社會推廣;(7)利用佛教的傳統理論,參與社會上呼聲日益高漲的環境保護運動。至於中國佛教是否會出現僧人佛教與居士佛教並存的多元化傾向,前此已有討論。雖然就目前情況而言,這種討論還不會凸顯到引人注目的程度。但"二寶居士"已經是一種社會存在,在某些地區甚至較為嚴重。其發展動向值得關注。
傳統的佛教學術研究將繼續深入。由於體制的原因,學術界的佛教研究主要受各級課題的引導與制約。課題制保證了學科發展自身的邏輯需要與學科發展的均衡性、全面性。但目前課題的設置與管理方法使得一些費時較久的重大基礎性項目較難得到支持,從而削弱了學科基礎建設。此外,從某種程度上說,也使學術界研究與佛教界正在進行的改革相比顯得有所滯後。雖則如此,傳統的學術研究對當前的佛教改革而言,也決非可有可無的象牙塔中之物,它將同佛教界力圖提高自己學理層次的努力相適應,為佛教界的改革提供必要的思想武器與理論基礎。加強學科基礎建設,正確處理學術界與佛教界的關係,是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必須認真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