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廣錩
不久前，國家正式啟動「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對全國古籍及其保護情況作全面普查、建立珍貴古籍名錄、加強古籍書庫標准化建設、加強古籍修復、培養高水平古籍工作人才，使我國古籍得到全面保護。這一計劃的啟動，令人興奮。
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文化逐漸形成以儒為主幹、佛道為羽翼的局面，儒釋道三家共同支撐起中華文化之鼎。與此相適應，古代儒釋道三家的圖書也分別庋藏、獨立編目、自成體系。歷代王朝沿革雖有不同，但三家典籍分別庋藏的傳統不變。
由此，經史子集本屬儒家典籍，由儒家知識分子收集、整理、編目。如套用「佛藏」、「道藏」這樣的名稱，可稱之為「儒藏」。由於社會上存在著佛、道兩家，儒家的圖書管理者不能無視，便在子部內設立「釋家類」、「道家類」收納兩家典籍。但不收佛教的大藏經與道教的道藏，且著錄的佛、道書籍，往往因采訪者個人興趣與當時的采訪條件，有很大隨意性。因此，歷代《經籍志》、《藝文志》雖然收入若干佛、道典籍，實際並不能反映那個時代佛教、道教典籍的真實情況。
與中央相同，古代地方儒釋道三家的圖書也分別庋藏。儒家的學宮書院收藏四部書；釋道的寺廟宮觀收藏本教典籍。與四部書收有佛、道典籍相應，寺廟宮觀往往收藏儒家典籍。敦煌遺書原是佛教寺院藏書，其中就有不少經史子集類著作。這充分說明儒釋道三家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影響的歷史事實。
宋明理學興起後，儒家知識分子一直占據著意識形態的話語主導權，佛道兩教日益式微。儒家文化，自然有積極進取的一面，但也有剛性僵化的一面。就四部書體系而言，綿延1000多年，沒有大的改觀。如清代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對佛道著作的收錄就非常單薄，受到後代陳垣等著名學者的批評。宋以後私人藏書興起，藏書家大抵為儒家知識分子，藏書的著錄體系均沿襲四部書。這樣，儒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主導權、儒家知識分子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領導地位、公私藏書的四部書體系，在全社會形成了一個無形的文化範式。由此形成的風氣，逐漸浸潤於全社會。對這個範式應如何評價是另外的事，但這個範式對我國古籍的研究與保護，卻是有利有弊，且其流弊至今猶存。
舉例而言，雖有梁啟超、姚名達、王重民等先賢倡導在先，但至今我國不少論述古代目錄學、古代文獻學的著作，言必稱四部書，對佛道兩家視而不見。其實，唐代佛教目錄學水平雄踞於當時我國目錄學的最高峰。以至宋、元、明四部書目錄學水平，都未達到唐代佛教目錄學的高度。直到清代樸學興起，差可與唐代佛教目錄學比肩。講古代目錄學、文獻學而捨棄佛道兩家，未免有抱殘守缺之嫌。此外，目前我國各圖書館古籍部門，均沿襲四部書體系。因此，當涉及古籍普查與保護一些重大項目時，雖條文中已將宗教類古籍列入，但工作中往往受四部書範式的束縛，有意無意地忽視、排斥宗教類古籍。
把古籍框限為經史子集體系，不符合中國古代文化的歷史實際，也不符合現存古籍的實際。
寫本是刻本出現之前中國古代典籍最主要的流通方式，敦煌遺書可謂現存古代寫本的代表。敦煌漢文遺書年代跨度從東晉到北宋初年，全世界共約5.8萬號，國內約存1.9萬號，其中90%以上是佛教、道教典籍。因此，以敦煌遺書為代表的寫本無疑應是古籍普查與保護的重點之一。此外，北宋時期的寫本大藏經、歷代的金銀字寫經、血經、名人寫經等等，無不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寶貴財富，都應該納入普查與保護的范圍。
就刻本而言，眾所周知，現存最早的為唐代刻本，大多是佛教典籍。宋元(含遼金)刻本從來被古籍版本界認為是翹楚白眉。現存的宋元(含遼金)漢文刻本，無論就世界范圍而言，還是就國內收藏而言，佛教典籍的數量都要超過四部書。
就書籍裝幀形式而言，中國以紙張為載體的書籍，早期曾出現過卷軸裝、經折裝、粘葉裝、縫繢裝、梵夾裝。實物證明，除粘葉裝(現存英國的盛唐寫敦煌遺書《文心雕龍》)外，其他如卷軸裝、經折裝、縫繢裝、梵夾裝等，現存最早的樣本，都是佛教典籍。
因此，在開展「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時，我們要防止用四部書範式來框限古籍的傾向，要重視宗教古籍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進一步加強對它的保護。
首先，歷經磨難，宗教古籍數量急劇減少。就筆者比較熟悉的佛教而言，佛教認為典籍是佛、法、僧「三寶」中法寶的代表，傳統甚為重視修經造藏。所以，古代流行的佛教典籍甚為豐富，有「浩瀚於九流」的說法。但因各種天災人禍，真正能保存下來的不過九牛一毛。以中國第一部木刻大藏經——北宋《開寶藏》為例，全藏數千卷，當初印量甚大，頒賜國內寺院，分贈周邊諸國。但現在全世界只存10餘卷，成為稀世國寶。
其次，缺乏完整著錄，家底不清。以宋遼金元寫本、刻本為例，我國現存宋遼金元本四部書雖亦有遺漏，但大部分均被著錄；而宋遼金元佛教典籍，除少量被納入各圖書館四部書體系，大部分至今缺乏完整、正確的著錄，有的甚至連基本目錄也沒有。
再次，保存條件堪憂。除了圖書館、博物館外，宗教古籍主要保存在廟宇寺觀。各地的廟觀因條件不同，古籍保存的情況也不同。不少寺院目前藏書的條件非常令人擔憂，古籍殘破問題也相當突出。
因此，國家這次啟動的「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把宗教類古籍納入其中，是非常重大與及時的決策。
應該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在古籍整理與保護中，對宗教古籍已經予以特別的關心。正因為當年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的大力支持，由任繼愈主持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正藏)才得以順利完成。現在，有關領導多次強調要重視敦煌遺書等古籍的普查與保護。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是如何進一步正確認識國家啟動「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重大意義，全面貫徹「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把對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宗教、天主教等宗教古籍的保護真正規劃起來，落實下去。當然，古籍保護不僅是圖書文博部門、古籍善本單位的事情，也是全民族的大事；宗教古籍的保護，更是各宗教的大事。為此需要我們進一步普及古籍知識，提高全民族的古籍保護意識。
當今，媒體的社會導向作用越來越大。希望媒體積極、正確地宣傳古籍保護。特別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應正確引導民眾的歷史自豪感，樹立文物意識、公民責任意識，而不是單純追求附著在古籍上的經濟利益。希望通過正確的社會導向，形成以保護古籍文物為榮、不保護古籍文物為恥的社會氛圍。誠如此，則民族幸甚。
摘自：中國民族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