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年間，南京的毗盧寺被稱為「首都首剎」1，太虛法師在其佛教生涯中，有一些重要活動就是以毗盧寺為中心展開的，本文以太虛法師的著述為基礎，結合印順法師的《太虛大師年譜》，依照年代的先後，對太虛法師在毗盧寺的一些重要佛教活動做一個簡要的歸納，以此來凸顯毗盧寺在中國現代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毗盧寺聽《梵網經》
1910年春，太虛法師二十一歲時，到南京只洹精舍習佛，同時，也到毗盧寺向諦閑法師習《梵網經》，「二十歲那年的冬天，我赴江蘇僧教育會，回甬過年。次春，奘老與圓瑛主張我去金山住禪堂，但我那時的思想已傾向新學，加以棲雲的慫恿，遂暗約同赴南京入楊仁山先生所主辦的只洹精舍，……佛學，楊居士自講《楞嚴》，後來也去毗盧寺聽諦閑法師講《梵網經》。」2這可能是最早的太虛法師和毗盧寺關系的記錄。印順法師在《太虛大師年譜》中記錄此事時略掉了和毗盧寺的這段因緣，突出的是和只洹精舍的關系。
二、佛教協進會與毗盧寺
1912年1月，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太虛法師到毗盧寺辦理「佛教協進會」的籌備事宜，「佛教協進會」辦事處就設在了毗盧寺。經由同住毗盧寺的孫中山同鄉戚姓廣東人的介紹 ，太虛法師見到孫中山，孫中山令馬君武和太虛法師具體談此事，他對於太虛的佛教協進會設想比較贊許。太虛並邀請楊仁山一起參與此事。「孫先生在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余不久即到南京，寓毗盧寺，籌備『佛教協進會』。毗盧寺距總統府殊近，有一孫總統同鄉戚君，亦寓毗盧寺，余與談及組設佛教協進會之事，彼深贊同，力任攜章程及呈文親交總統批准。」3在《自傳》中，太虛法師更詳細地敘述了此事，「我則從佛教本身改革以建立新佛教為事，乃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即赴南京發起佛教協進會，就毗盧寺設籌備處。時毗盧寺方丈溥常開澡堂暫維生活，中國社會黨支部等社團林立其中。我擬會章宣言等，具呈臨時政府立案。有社會黨員粵人某，系孫總理鄉親，時出入總統府會孫大總統，徑偕我造總統辦公室謁孫，孫總統令在同座的馬君武與我談話，我與談佛教協進會的內容，頗荷贊許，回毗盧寺正進行間，遇仁山亦到京。」4太虛以協進會為平台開展其佛教新運動，提出了著名的三大革命說，教理、僧制、寺產三種革命，引起了保守和改進觀念之間的鬥爭，太虛「新佛教」理念倡導自此開始。 雖然協進會後來因故，自動解散，共同加入於中華佛教總會，但太虛的佛教改革並未停止。
三、順訪毗盧寺
1922年7月，太虛法師在上海到漢口的途中到毗盧寺拜訪觀同方丈，同時了解到歐陽竟無對於《大乘起信論》的批評性看法，「於上海赴漢口的途次，聞觀同已作了南京毘盧寺方丈，到南京毘盧寺訪他，盤桓數天。他的法弟古曇，陪我暢遊了燕子磯沿山十二洞等各種名勝。曼殊、揭諦亦寓毘盧寺，談話間初聞歐陽等反對《起信論》的傳說。並訪問了教育廳長蔣維喬等。」5
1928年，是太虛和毗盧寺關系中比較重要的一年，他說：「民十七，吾講學南京毗盧寺，議設中國佛教會，蔡孑民先生等勸先成佛學會，乃改成中國佛學會籌備處。」6具體地講，有三件重要的事：
第一，見蔣介石。1928年(民國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虛法師出國考察之前，應「蔣總司令」之請邀請到南京，居毗盧寺，謁蔣於總司令部。第二天，偕游湯山。太虛法師向他談及組織一個統一僧俗兩界之佛學團體的設想，基本的觀點具文為《條陳整理宗教文》，得到蔣氏的肯定，蔣並推薦他去會晤一些名流討論此事，這些人包括譚組安、蔡孑民、鈕惕生、薛子良(篤弼)、王儒堂(正廷)、李協和(烈鈞)、張子珉(靜江)等，基本經過是，「六月初，蔣公暫由北伐前線返京，余電告行期。承函托周枕琹先生親至余所寓普陀山報本堂下院，邀去南京晤敘。報本堂瑩照和尚陪余抵京，寓毗盧寺，蔣公派張希騫副官長來寺招待，遂謁於總司令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亦出相見。蔣公數日後，又招游湯山。旋再出發前線，派張副官長送余旅京費三百元，余移捐作中國佛學會籌備處的經費。」7
第三，中國佛學會的籌備和預備會。7月28日，太虛在南京毘盧寺成立中國佛學會籌備處，開預備會三日。他指出，取「中國佛學會」之名稱，也是吸收了蔡孑民先生的意見，「余初提議發起全國代表會議，以成立一中國佛教會。嗣張靜江、蔡孑民諸公，主張改稱中國佛學會，遂提出與旅京各發起人商決，先成立中國佛學會籌備處，再召集全國佛教代表會議。佛教之教字，本指「言教」，與今語「學說」同義；以學代教，理無不可，而能較順時代之心理。至先設中國佛學會籌備處，然中國佛學會會章，仍待全國佛教代表會議議訂，亦不違原議也。」8
第三，說法開示。1928年(民國十七年)8月1日，在南京毗盧寺開講《佛陀學綱》三天，李烈鈞來參預法會。黃懺華、寧達蘊記。將其二十年的心得，貢獻於大眾。印順法師評價為「雖簡單，實集大師思想之綜匯。」9此次講演，先表明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學的立場，佛法雖然包含一切宗教和哲學，又超出一切宗教和哲學之上，核心觀點體現為四個內容，現實主義的原理、平等主稱的動機、進化主義的辦法和自由主義的效果。現實主義也就是「法爾如是」，他具體提出了現行實事、現事實性、現量實相和現變實力四個內容。平等主義即體現了佛教的大慈大悲的特性，進化主義則是講的佛教體現的由人到佛的境界升華，他概括為「由人生而佛」。自由主義，他概括為「無障礙主義」，具體分析為境智自由、業果自由、完全自由三種自由。
1928年10月，太虛法師還有一個幾經思考的「世界佛學院建設計劃」，通訊處就計劃設立在毗盧寺，「茲在南京毗盧寺中國佛學會內……先設通訊處。」10
1929年11月29日，中國佛學會在南京萬壽寺召開成立大會，太虛當選為會長11，會址最初就在毗盧寺。後來各地也成立了一些分會。佛學會經常舉辦佛學講演，太虛有許多講演就是在各地的佛學會，有不少是在南京的中國佛學會講的。
1931年4月11日，另一個佛教組織中國佛教會召開第三屆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下午召開第一次常務會議，圓暎來函辭常委職務，太虛「大師與仁山、王一亭、謝鑄陳等，全部接管中佛會，移至南京毘盧寺。」12
1936年8月，國民黨中訓部一位張姓處長持《中國佛教會章程草案》約太虛到毗盧寺徵求其對於佛教會的看法，不久，太虛將這次談話的主要觀點補充完善後成《對於佛教會之觀念》一文。13此月23日，太虛應邀參加中國佛教會在毗盧寺召開的理監督聯會。太虛記錄此事說：「余於佛教會事，不預聞數年矣。前因中訓練部組織指導處張處長，持所訂中國佛教會章程草案，訪余京寓，囑宣布於海潮音月刊，喚起全國佛徒之研究討論，並徵求余之意見。感其對於佛教之熱誠，遂發表一商榷文。嗣又因被力邀參加八月二十三日在南京毗盧寺理監聯會，乃出席與議。」14印順法師的記載更為詳細，「二十三日，民訓部責成中佛會，在毘盧寺召開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約大師出席，期達到合作。會議時，大師與圓暎頗有辨詰。議決：由大師與圓暎各介紹一百名代表，呈部圈定半數，作為出席全國代表大會之代表。」15
針對抗戰勝利後中國佛教的散漫弊端，太虛主張「先組織一個整理委員會，將舊有佛教會全部停止活動，以待整理而實行。」16 1945年12月17日，當時國民政府的內政與社會部訓督促，佛教界成立了「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太虛法師是三常委之一17，也是秘書長18。這年的年底，他在重慶曾撰《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之誕生》，分析整理委員會應當成立的六大理由19，足見他對於此事的支持。此委員會後來就設立在毗盧寺。1946年4月28日，太虛法師駐錫毗盧寺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30日，太虛法師在毗盧寺召開記者招待會，報告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經過，「太虛大師昨日上午，在毗盧寺招待本市新聞界，到各報記者十餘人。首先大師報告成立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經過。」20「大師假毘盧寺招待記者，報告整理佛教計劃。」21太虛報告的內容主要有六點：「一、政府應本宗教平等、信仰自由之原則，切實保護僧寺及公產。二、著手計劃僧尼普受教育及興辦農場等。三、辦理服務社會及創辦公共慈善事業。四、佛教會將登記僧寺信徒，使成為有系統組織。五、佛教徒有政治興趣者，可參加政治；並舉國外教黨情形為例。六、佛教徒應全力宣揚教義，化導人心，改進社會，促進和平。」22
4月30日，太虛法師還在毗盧寺作報告，「南京各界於毘盧寺舉行盛大歡迎會，大師講《勝利歸來話佛教》。」23
以上只是對於太虛在毗盧寺的一些重要的活動做一個簡要的敘述，尚不夠深入、細致、全面，而這一主題也不過描述了毗盧寺在中國現代佛教史上重要地位的一個側面，其他的研究對此也有所體現，但對毗盧寺的更多的研究還有於待教界和學界的進一步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