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破山海明的禪學教育實踐和思想
王志遠
破山海明是明末清初的重要禪宗大師，在蜀峨嵋地區的佛教活動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破山海明一生弘法精進，廣收門徒，推動了清初的僧伽教育，他所撰寫的《伏虎寺開學業禪堂緣起》是其禪學教育思想的精闢總結。本文將對此文並結合《破山禪師語錄》簡略予以論述。
破山海明所受禪學教育的歷程及特色
破山海明系四川北部果州(順慶府)大竹縣人，俗性蹇，祖籍渝州，生於萬曆丁西年 (1597)。
破山誕生之際，適逢明王朝由盛而衰，走上下坡路。所以破山一生。始終面臨著紛紜的動亂。深入了解破山一生的思想變化，對揭示劫難之中佛教徒的人生態度很有意義。
破山19歲出家於本邑佛恩寺，師從大持長老。從破山禪師《年譜》來看，他幼年時話語遲緩，父母甚至懷疑他弱智。及至學齡，受到鄰居影響，他隨誦《金剛經》，佛教的熏陶日深。
按照封建時代的倫理觀點、婚姻方式，破山13歲即娶妻，但他明確表示了「那泥塑木雕的佛尚有許多人供養，何況男子志在四方，烏可限定耶?」已萌發了出家之念。所以當14歲時父母相繼過世之後，他在家又住了四年便於 19歲出家。
既非窮苦，亦非貧困，家境不寒，妻室具全，而居然出家為僧，破山的這一經歷很有研究價值。據《年譜》記載，他在18歲時經常患病，痛感「世間俱屬無常幻境」，成為他毅然出家的啟機。這似乎是一念之果，其實是與他十餘年來所受到的佛教熏陶影響分不開的，佛教的基本意識已在他心目中根深蒂固。
由此可以看到僧伽教育中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忽略了這一養成環境，在後期是難以彌補的。
破山出家之後，最初對他影響較大的一是志公禪師《勸世歌》，一是延福寺慧然法師主講的《楞嚴經》。他聽經讀經能抓住關鍵深入思考，從大疑求大悟。例如他抓住「常住真心」四字，認為這才是擺脫輪轉超越生死的根本，於是反覆熟讀十卷經文，到「七處徵心，八還辨」處，恍惚有所得。法師以因緣學說為他開示，他認為「不能決疑」，從此離開四川雲游訪學。
好讀書而求甚解，是破山這一階段的特點。禪宗歷來認為「不疑不悟」，破山恰恰承續了這一學風，因此才能深入。
直到23歲時，破山來到黃梅破頭山，住了整整三年。承受禪宗家法主要在這一階段。起初他認為「只是者些無意味底語，疑不自決」，於是便仿效元代僧人高峰原妙，以七日為限，一定要在限期內「取證」。為此他從崖頭跌下，損壞一足。這時有人問他「腳痛么」，他劈面還了一掌道：「非公境界!」
與「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樣，破山體驗了找到非語言表述的一種感覺。此後破山便遍訪名山，問學於憨山德清、博山元來無異、雪嶠圓信。27歲時在湛然和尚座下任維那，28歲參金粟密雲圓悟和尚，到他32歲時得到圓悟和尚所「書曹溪正脈來源一紙」，34歲時受圓悟和尚法衣，他自己作偈道「衲僧今日獲一披，如雲普履華王座。」確立了他作為臨濟嗣法弟子的地位。
在此階段中，破山主要通過與高僧大德的反覆參究，逐漸成熟起來。破山此時善斗機鋒，出語驚人，完全是臨濟家風。值得注意的是他在35歲時曾翻刻《指月錄》流通海內，表明他對此書的格外重視。
破山法師在36歲之前主要是受教參訪，在浙江雖有三年弘教傳禪生涯，但與諸大師相近，尚未能獨創局面。破山的成長過程具有典型意義，比起相距久遠的諸宗大德，他的《年譜》和語錄較為真切詳細，揭示了他的成長過程，特別是其中幾個轉變的關鍵，對我們理解禪宗的漸修頓悟之間的關系、理解禪宗傳統教育的特色，很有研究價值。破山海明接受佛教教育的過程，是禪宗傳法的又一鮮明例證。歸納起來，破山海明所受禪學教育有以下幾點：
一、幼年和童年即受熏陶，有一個受佛教影響的社會環境，可以名之為佛教早期教育的養成環境。
四、在參學訪談中磨煉提高，在弘法傳禪中教學相長。
破山海明弘法傳禪的內容及特色
破山歸蜀，震動很大。「蜀人久未聞此音，師一演唱，有志正因之士遠近趨風。」他帶來了江浙一帶的禪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開闢叢林制度，立九旬安居風規」，在規章制度上進行了一場除舊布新的大變革。這實際上是從事一次大規模的僧伽教育建設。
破山「為眾提持，捶拂不輟」，無數學僧得到教益，「互相激揚，山還水聚」，出現了「道化日隆」的局面。
破山從37歲直到70歲33年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65歲時曾建成法堂，當時制台李某遣使了解「雙桂叢林體制」及「僧徒功行何如」?使者回報他說：「梵宇巍峨，寮舍恬靜，其中皆真誠學道之士，約萬有餘指。」這樣的宏大規模，可以說是空前的，以至李制台親書「燈傳無盡」四個字為法堂題額。到70歲辭世時，經他剃度的弟子達百餘人，嗣法弟子竟達87人之多，成為名副其實的一代宗師。
破山的弘法傳禪事業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其37歲至47歲(崇禎十六年即1643年)之間，明王朝尚未覆滅，戰亂未起，破山初創叢林苦心經營十年，以傳禪為衛法。第二階段則在48歲(甲申)1644年之後，清王朝建立，蜀中大亂，破山從52歲起先後與行伍之人打交道，落入軍中數年之久，他的主要活動是勸善救苦，「以救生為衛法」。第三階段從順治十年(1654)直至康熙五年(1667)，共13年，建立雙桂叢林，收納十方學僧，「以傳法為衛法」，成就佛法大業。
在第一階段中，破山比較純熟地運用了臨濟宗的教學方式，給巴蜀佛教帶來一種新的禪風。
他在教學中堅持「鍛煉既嚴，省發亦眾，遇境逢緣，轉加策進」。這後八個字便是臨濟禪風的實際運用。例如他入院上堂便道：「山僧向南方走一回，拾得幾個金剛圈，一籃粟棘蓬，今日對人天眾前，不辭拈出，與諸人共相吞跳。」實際上，這「金剛圈」是他以拄杖打的圓圈，他要讓學眾「試跳看」；「粟棘蓬」則是他將拄杖豎起來而已，他也要讓學眾「試吞看」。通過這種似痴似狂的假立之物，他揭示了名相之不可靠，以期學眾能領悟真實的道理。他的詰難與逼問，是促使學眾思索的催進劑。
他在教學中還堅持「欲定禪期須行南方體裁」。這對於改進巴蜀佛教風氣無疑是一項革新，是前所未有的舉動。為了切實推行外省的體裁，他與一位檀越蘇流長在渠縣召集了闔郡紳士，共同商榷，做了充分准備，以至達到「及師入院，百度整齊」，各方來的學僧，均按解制上堂。渠縣祥符寺因此而揚名巴蜀，一時「咸欽法化之盛」。破山法師自己也頗得意，他道：「禪符解開布袋，放出一群猛虎；不會獅子翻身，個個解打口鼓。」同樣的寺、同樣的僧，在不同的禪風體裁教化下，呈現了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這是很有意義的。
破山的舉動並非毫無阻力，然而破山的自信心很強，他毫不客氣地指出：「貧道垂髫時視鄉黨中人多脂粉氣，今門下欲貧道唱還鄉曲，想是鵝王擇乳，素非鴨類耳屍也就是說他走過五湖四海之後，看到家鄉人眼界不夠開闊，因此當他的門下請他去唱「還鄉曲」時，他誇獎這位王錫燦居士有如鵝王，從來就和「愚朴」的鴨子不是同類。
破山的氣勢壓倒了非議派，「龍象蹴蹋，展佛祖機用」，他故鄉人聞所未聞，十分欣喜。
由於蜀中遠離中原江南，雖然此時明王朝已是氣息奄奄，但破山師徒仍毫無理會，還在追求「雖無道況垂千古，卻有禪名播萬年」。
在第二階段中，王朝更替，烽煙四起，破山海明完全被卷進離亂之中.崇禎十六年(甲申前一年)他差一點受到亂民苦拷，僥幸逃過。他描述自己的狼狽樣已是「須短發長近俗容」。
當時「兵戈紛起，民不能耕」，出家人也遭飢饉之苦，破山此時一方面堅持鼓勵自己的門徒「同甘寂寥，勇銳辦道」，而他自己則「彌加提策」。
另一方面他積極地向官僚或軍隊弘法傳禪。他在54歲時受李總戎之請說法，就直接了當地說：「上帝好生，宜護惜殘黎。」並「說罪福受報好醜皆以不殺為德。」在他的感召下，李曾下令「不許誤殺一人」，百姓十分感戴破山的恩德。
破山在這一階段中雖然堅持帶眾修禪，但由於他涉世救苦，也受到一些非難。為了勸阻李鷂子不再殺人，破山曾講過「公不殺人，我便食肉」的話，被世人誤傳為「酒肉僧」。但更多的人對破山這種忘掉自我虛名而「以救生為衛法之苦心」稱頌不已。他的這種忘我形象在第三階段中具有很大的感召力。
第三階段，破山已57歲。當時烽煙大息，經過戰亂之後的僧俗兩眾都期望佛教早日復興。於是破山法師著名的「雙桂堂」很快落成，他在這階段所進行的弘法傳禪教育的最大特色是極為廣泛普及，學僧來自四面八方。據記載「其負笈來從，有樹下宿者，有冢闕宿者，有溪畔岩穴而宿者，皆冒險乘危甚至官司嫌疑而鞠問者，如斯道路，楚水秦關，猶霧擁雲臻。」
如此眾多的徒眾，當然良莠不齊，魚龍混雜。但破山卻一反往日作風採取了寬容鼓勵的態度，「隨其一知半解，輒有付囑焉」。
但贊同派卻提出：「蓋佛法下衰，狂禪滿地，倘一味峻拒，彼必折而趨邪。」這是對破山的深刻理解，也是對破山「以傳法為衛法之苦心」的最佳詮釋。值得注意的是「狂禪滿地」四字，與宋初、元初、明初皆有相似之處。如宋初天台知禮也曾抨擊過這種現象。由此可見，禪宗雖然提倡「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但各家尚有各家章法，決非任意自封。動亂之中無軌可尋，「狂禪」便泛濫起來。破山歷經滄桑，重享太平，要在新王朝統治下重振佛教，必然首先就面臨如何對待「狂禪」的問題。他所採取的「以傳法為衛法」是一條行之有效的禪學教育方針。他的實踐也使我們得以知道為什麼新王朝建立之後，社會走向安定之際，往往會出現一些大宗師。
由於破山把握了這樣一個正確的教育方針，有效地收攏了人才，壯大了僧伽力量，使清初巴蜀一帶的佛教出現繁榮景象。「而師之名，上自朝廷，下及委巷，近而中夏，遠而外國，罔不聞知。」這是對他所做貢獻的合乎情理的評價。
破山一生致力於在巴蜀地區弘法傳禪，他的實踐活動取得了巨大的社會效益。但破山並非只是蠻干，不善思索；只講修持，不重教習。他在所撰《伏虎等開學業禪堂緣起》一文中比較清晰地闡述了自己的禪學教育思想。如果說在有關破山的語錄、年譜、志銘中或有記錄失誤、或有贊譽溢美之詞，那麼這篇《緣起》則原原本本、生動活潑地向我們展示了破山的禪學教育思想，乃至他的犀利文風、坦盪人格和博大襟懷。雖然已相去320多年，讀其文如見其人，仍可令人領略一代宗師的風采，肅然起敬。
一、強調培養僧才的重要性
破山開宗明義，提出「佛法無主，要假人弘；得人則興，失人即廢」。這一思想貫穿了全文，從各方面加以論證。破山強調人才的重要性，不僅是由於本文為學業禪堂所作，更重要的是他通過一生的佛教實踐對此有極深刻的感受和體會。事實上，並不是每一位禪師都能從弘法大業的角度去考慮培育僧才的重要性，與破山相比是有天壤之別的。
破山認為興佛法必要達人，而達人不是「生而知之者」，必須辦好叢林，「陶鑄後學，繼往開來」，才能養育達人賢才。
破山尖銳地抨擊了當時的僧伽教育狀況，他敢於「犯天下所忌」，指斥當時全國所有的叢林。從破山的措辭可以看出，他對各地的情況不僅了解，而且耿耿於懷，久欲一吐為快。
他批評當時叢林「自愚愚人，輾轉蒙昧；致使初學有志者，無處棲泊，蹉跎白首，不知佛義」。
他認為正確的興辦叢林方式應是聚集眾人「朝夕激揚，使悟本心」，「各為一方眼目，輾轉傳化，續佛慧燈」。他預言只有這樣，「穎脫者」才能「不計其數」。聯繫到破山當時「傳法以衛法」的實踐，正是這種思想的體現。
他還批評當時叢林的宗派傾軋，指出「驅賢養愚，忘本務末」，最終只能敗壞叢林。他甚至譏諷道：「此非木之叢，實草之叢也!」
因此，他認為辦好叢林的關鍵在於組織者、領導者，所謂「達人必出叢林，興廢關乎主者」。「反覆推導，主人為最」。「他很風趣地說，如果做主的人權柄在手，即屍位素餐，不行正道，「佛祖寧不皺眉耶?」他誠懇地希望組織者、領導者「一一皆能體佛心而行佛事」。他甚至將對叢林的整頓放在第一位，指出「佛法興莫先於得人，得人莫先整叢林以教後學，舍此而欲佛法興者，吾莫知也！」
三、強調教禪律三位一體
中國佛教宗派自隋唐之後各立門戶，號稱繁榮。但各持一端，以偏概全，也造成不少弊端。因此自宋代之後，除外部的三教合一思潮之外，佛教內部的有識之士也一再強調兼修並習各種宗派。破山於社會安定、各派勃興之際，對此當然十分敏感，盡量避免佛教再因宗派之爭而分散力量甚至內訌。
因此，他批評「今教禪律流各執一邊，互相矛盾，鮮窺大全」。他認為「無上妙道出於口為教，運於心為禪，軌乎身為律，三法本一人行」。
從破山的主張可以看出，他當時能吸引大量僧眾，培養眾多弟子，決非僅僅是「隨其一知半解，輒有付囑焉」。他是在一個以教、禪、律三位為一體的教育系統中陶冶人才，嗣法弟子之多，決非偶然。
在他對峨嵋山伏虎寺貫之禪師的表彰中，勾劃了他的理想學風，即「集有志緇流，究性相之深詮，窮離文之妙旨；破目前之堅礙，消歷劫之固執；融五教十玄於毛孔中，會六相五宗於楊眉處；能變自在，迥異常情。……內外典籍，貴以貫融。」這實際上是破山希望出現的「圓性達人」，是他為學僧樹立的目標。
破山在論整頓叢林時已提到叢林領導者的重要性，在《緣起》中，他進一步指出「叢林主」應具備的素質。
(一)要有使命感，即知道作為叢林主，「此位任大，毋自抑小」，不自卑自輕，要自尊自重。
(二)要謙虛謹慎，即所謂「去高去慢，虛心待物」。
(三)要有慈悲心，即「視此身為天下學人之父母，視天下學人皆我一家之子弟。」
(四)要有管理能力，即「內則為之聚糧、辦衣、供油，以資歲月朝夕之需。」
(五)要有外交能力，即「外則為之請出世名宿，以作模範，薰之陶之，日益日損。」
從造就組織人才和角度看，破山的理論是比較全面的，也確實抓住了一個領導者應具備素質的要點。
破山沒有單純地要求社會承認佛教的地位，而是強調了佛教與社會的相互關系。
一方面，他上承道安「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古訓，明確指出「誠有見於末法之弊，非主持世道者不能弘揚吾教」，這是十分明智的。弘揚佛教，必須緊密依靠當時的政權，不能擺脫，更不能獨立。
另一方面，他也高度評價了佛教的社會作用。他指出，如果天下的佛教叢林都興旺發達起來，「賢者進而愚者化，佛教則煥然一新，王道亦不教而善」，因此，「此二教兼化並行而不悖也」。他甚至舉俗諺說：「山中無老僧，朝中無宰相。」他的解釋雖只涉及輪回因果，但從社會綜合效益來看，山中如果能有安然修行的老僧，確實可以說社會也一定遇到了一個好的治理者。
總之，破山海明的《緣起》一文雖短，卻蘊含了豐富的內容，對於揭示他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十分生動的材料。
破山海明禪師一生經歷了社會的巨大動盪，作為封建時代的一名出家人，不能要求他為兩個王朝或兩個民族之間的關系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他忠實於自己的信仰，堅持不懈地追求，愛護周圍的百姓和徒眾，一生都誨人不倦，是一位值得肯定的歷史人物。特別是他十分強調「世道既平」，也就是說社會已經安定下來，整個社會的政界和知識界(舉世間官達士)都應該注意到復興佛教(亦宜傍興佛法)，這是一本萬利，有利於各方的大好事(蓋三寶乃世間福田，下得一種，收得一斛)。破山所言，語重心長，非憂國愛民護法弘教之人，斷不會講出這樣透徹的話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