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煥忠博士：20世紀的華嚴宗判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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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華嚴宗判教研究

韓煥忠

華嚴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時八教」以外又一種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釋，歷來就備受佛教界和學術界的重視，在20世紀涌現的佛學研究成果中，對此多有述及。

太虛大師《略說賢首義》為佛教界內部華嚴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他在文中評價說：「賢首大師以三時、十儀、六宗、五教、三觀立一家言，而第一時、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觀之極品，則集中於六相、十玄。然三時大同嘉祥三種*輪，於第二時更分三時，亦大同天台漸初、漸中、漸後，其十儀亦信天台化儀四教分析開立，而六宗第一隨相法執宗所分小乘六宗，襲自慈恩，第二唯識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圓融宗固出創見，然此亦隨所判『分始』、『空始』及終、頓、圓四教而來，故其根柢唯在於教，而五教實為賢首義之綱骨也。…要之，賢首於佛果實智之境，宗依《華嚴》發揮者，實有足多，於明佛果利他權智之秘妙，則又多推天台依《法華》者為擅長耳。」[1]指出了華嚴宗判教學說對三論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鑒和融會，以及華嚴、天台兩家判教各自的殊勝之處。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敘述了華嚴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內容及斷惑範圍，並與天台宗的判教學說進行了比較，指出兩家判教目的的差異。他說：「賢首宗的判教與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雖然是把各經論各派系不同的主張各各給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爭論，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導修行，考驗觀行。…賢首宗的法界觀，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於弭爭，使不同的主張各各有其地位，兼帶可以使圓宗學人總攝各種不同的見解而歸於圓教。」他對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認為「是慧苑並不能紹述法藏之學，致使賢首一宗幾乎中斷。」[2]這自然是著眼於法藏所創華嚴義理的傳承而得出的結論。

呂澂先生對《華嚴教義章》(即法藏所著《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的解說實際上就是專就華嚴宗判教而談的。他指出，判教、心性、修為是中國佛教的主要理論，而法藏之前就已經形成許多重要的判教學說。他把華嚴宗的判教放到中國佛教發展史上進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經》立三時教說是「突如其來地把中國原來的判教完全拋開」，而其後法藏的判教則「又恢復了中國佛教原來的系統，以天台宗的五時八教說為基礎，用《華嚴宗》的說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終、頓、圓五教判釋的理論。」他看到了華嚴宗判教與當時佛教發展狀況之間的不相協調，認為「佛教到賢首的時候，已經形成許多教，參差不齊，無論怎樣會通，也還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賢首隻好把各教都認作一結。它們互相交錯，最後又都可以歸於一音。賢首的義學，可以說是代表了中國義學發展的最後階段，從那以後就衰落了。」[3]由此愈益顯出法藏判教的意義重大。

方東美先生對華嚴宗的形上奧義非常欣賞，他從杜順的五教止觀入手，將五教判釋視為層層升進的階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攝互涵」、「周遍含容」、「一體周匝」的華嚴理境。他認為：「華嚴宗體系發為一派理想唯實論，博大精深，極能顯揚中國人在哲學上所表現之廣大和諧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詩篇，一方面攝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結合普賢所採取之偉大願行，兩者因圓果滿，一體俱融，組成無窮廣大之一真法界，頓使人人自覺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時炳現。」[4]方氏的分疏顯示了華嚴判教之於教理建構的重大意義，在世界哲學範圍內凸現了華嚴圓教的殊勝性。

唐君毅先生則甚為推崇華嚴宗的判教，而對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貶。他認為天台宗以《法華經》為圓教的原因，在於經中具有「開權顯實」、「廢權立實」的說法，但這自然也表明該經「有權可廢，意在開顯」。而《華嚴經》則是如實演說佛的真實境界，本來就無權可廢，而意在「直顯」，正是「佛之本懷」。《華嚴經》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華經》則是「攝末歸本」，而其所攝歸的「本」，正是《華嚴經》。他從受教眾生的根機高下利鈍對兩宗進行評判，認為天台宗義理較契於那些切實篤行的人，而華嚴宗義理則較適合那些利根上智。[5]唐氏的解釋，對於我們理解佛教史上台凈合流、華嚴禪化等現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啟發。

牟宗三先生對天台與華嚴兩宗的佛學都進行了細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較兩宗判教，認為天台圓教是「圓具諸法」的圓教，而華嚴宗的「別教一乘圓教」是「緣理斷九」，高居於其他佛教經典和理論之上，隔別不融，從而認定華嚴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圓融、圓滿。但牟氏也認識到華嚴宗始教與終教的分判較之天台宗的別教有其細密之處，因此他將天台宗的別教分為始別教和終別教，使阿賴耶說與如來藏說兩系佛法之間能有清晰而明確地分判。[6]牟氏融合兩宗判教，各取其長，使判釋這一古老的學術方法得以重放異彩，展示出在現代學術研究中仍然具有的價值。

任繼愈先生《漢唐佛教思想論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該書對華嚴宗判教比較重視，認為從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觀點」、「看出它對唯物主義的堅決仇視，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間的異同」。任先生根據宗密的《華嚴原人論》，對華嚴宗的判教觀點進行了評論。任先生認為，宗密的《原人論》「直接對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類社會不平等富貴貧賤等作了明確的宗教唯心主義的解說」，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確地對傳統的唯物主義進行了攻擊」，宗密的「斥偏淺」是佛教內部不同思想之間的斗爭。其中對人天教的批判「只不過埋怨人天教把因果報應的理論講的簡單化了，對宗教的宣傳不利」，對小乘教的批判是因為「小乘佛教對唯物主義的讓步」「有二元論的嫌疑」，對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於該教「沒有徹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實在性，他們的唯心主義不夠徹底」，「把空頭支票開得過遠，對爭取群眾不利」，宗密對大乘破相教的贊賞是因為它是「最完全、最徹底的唯心主義宗教哲學」，對它的批判則是因為它「同時也給佛教立場帶來一些破壞」。因此宗密認為「只有『一乘顯性教』(華嚴宗)才能顯示佛教最高、最圓滿的真理」。[7]任先生詳於「破斥」而忽其「會通本末」的評述，帶有極強烈的時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對華嚴宗義理的研究用力頗深，對華嚴宗判教也相當重視，這充分體現他的《法藏評傳》中。方先生在該書中詳細解說了法藏五教、十宗、稱法本教與逐機末教、同教一乘與別教一乘等教義內涵，並將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國佛教判教史中進行比較和評價。方先生認為，法藏的判教「相對於以往的判教諸說，顯示出一定的完備性」，表現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說與法相唯識宗的判教理論、沿著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徑進而融攝大乘空宗的學說並加以創造性的發展等方面。但方先生同時也認為，法藏對三乘的區分、大乘與一乘的區分、判《華嚴經》為圓教、圓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圓教與別教一乘圓教等，分判不清，沒有作出圓滿的說明，所以說「法藏判教說雖然在某方面超過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創造性和嚴謹性則比天台宗大為遜色」，「重視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說，但又過多因襲，較少超越」。方先生還指出，從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從有至空再到實有」、「由偏至圓」、「由漸至頓」、「由相對至絕對，由方便到究竟」四個鮮明的哲學傾向，反映出法藏重視有序思維、融合思維的佛教哲學思維方式的特質。[8]這些說法都很客觀、公正，是他人沒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學思想研究》一書通過對宗密佛學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對中國佛教判教尤其是華嚴宗判教的運用與發展。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對宗密佛學作總體上的評價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無論是儒佛道三教之間的融合，還是禪三宗與教三種之間的融合，或者漸修與頓悟之間的融合，都是以華嚴宗和南禪荷澤宗的「靈知真心」為本體論基礎的融合，所以他自然會將所融合的各種思想和學說放到「靈知真心」的天平上進行稱量一番。董先生認為，宗密提出了中國佛教發展的融合方略，對中國傳統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總結，對中印佛教特別是中國佛教的發展進行了全面的分析評價，在判教觀上達到了中國佛教的最高水平，規範了後世佛教的發展道路，對中國佛教乃至中國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9]董先生拓寬了華嚴經判教研究的視野，發掘了華嚴宗判教的文化意蘊，對人類的文化創造提供了某些啟發。

還有許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國華嚴宗通史》，王仲堯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華嚴宗的判教學說。魏先生對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觀、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評述，尤其是簡述了道亭、師會、觀復和希迪等宋代「華嚴四大家」對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的注釋，使人們了解到華嚴宗判教在華嚴義學發展中的重要意義和重大影響。[10]但由於受通史體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該書中對華嚴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紹性質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開。對於慧苑的四宗判教，論者歷來以為是變亂華嚴家法，不能紹述前修，王仲堯先生則別具隻眼，一反此論，認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發展的歷史實際，又具有學術上的嚴謹性，這無疑是跳出了宗派傳承考量角度的學者之論。[11]

總起來看，關於華嚴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豐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細致深入的。一般都注意到將華嚴宗的判教與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別是天台宗的判教，進行比較，以凸現華嚴宗判教的特色，視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師的學說之中，這些成果對於推動相關研究的深入開展，幫助人們掌握中國佛教的特質，理解高僧大德縱橫捭闔於古今中外各種思想視域的心胸與氣魄，都具有極大的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