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年（1914年）《佛學叢報》發表印光大師四篇論文以後，引起一些居士的注意。其中徐蔚如居士最為重視，他說：「霨受而讀之，合掌歡喜，嘆未曾有。大法陵夷，於今為極。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我師者。續佛慧命，於是乎在。師之文，蓋無一語無來歷。深入顯出，妙契時機。誠末法中應病良葯也。」因此，他開始搜集和流通印光大師的文章。
民國六年（1917年），徐居士得到印光法師給他的朋友鄧伯誠兄弟的三封書信，刻印流通，稱為《印光法師信稿》。
民國七年（1918年）春，徐居士以歷年搜訪所得印光大師之文二十二篇，印於京師，稱為《印光法師文鈔》，這是最早版本的《印光法師文鈔》。
民國八年（1919年）秋，徐蔚如居士又將搜集到的師文三十八篇，印為《印光法師文鈔》續編，將民國七年所印文鈔稱為初編，一同刻印流通。是年冬天，徐居士母親病故，他回上海辦理喪事，索要《印光法師文鈔》的緇素很多。於是與上海商務印書館商議，準備重付排印，以廣流通。經過張雲雷居士，廣為徵集。加上徐霨如續搜之稿，共增加三十四篇。由周孟由，朱赤萌，黃幼希三位居士按類編次。詳為校勘，仍名為《印光法師文鈔》。
在編輯過程中，有一件小事很能反映印光大師反對浮華俗套的為人和個性。大師在給李慧實居士的信中談到這件事。「民國九年有數弟子於上海排印文鈔，（十年正月出書，系二本之文鈔。）即以照片小傳請。光謂如此，則並文鈔亦決不許印，遂止。汝不知此事，故為汝說，以免汝轉求照片而妄印之。光縱不能挽回近世虛浮奢靡之惡派，決不肯隨波逐浪以效彼之所為耳。」
還有一件事也反映大師以弘法為家務的精神，戚智周居士（後隨真大和尚出家為明道法師）供養大師夏布和棉被墊，大師轉賣以後用於商務印書館文鈔的印刷費用。他在給戚居士的信中說：「智周慧鑒，昨日真如寺研慧師來代手書並棉被墊一付無訛。竊念居士愛我情深，感激不已。然光固有被墊，以八元轉賣於人，並去年夏布賣九元。共十七元以作施送文鈔之助。文鈔現由商務印書館另編排印出尚未訂齊。過幾日當即寄來。光自己訂一百元書，丁福保亦訂五十元。余有友人托訂百數十元。書近七百部。除友人自施外，光一百元書，托張雲雷寄之四方以結法緣。待寄來時，當寄一包，共五部。除自存外，酌量送人。汝十七元亦入此數。作我預訂算。可請四十幾部。此四十幾部，有一、二人閱之生信，依教奉行，其利益比光自服用之利益，實天地懸隔。況不止一二人乎。切勿以光不諒人情，送來不用轉賣見怪。則幸甚。嘉興亦與古農寄一包，令施送爾。若有人要，當令彼向上海請。或杭州商務印書分館請。切勿再向光要。以光所請者，皆派而送之。若特去又請而結緣，則無此財力爾。商務印書館定作大洋五角五分，除先預定作七折算，此外皆納實價。以後再勿寄衣物來，若念光愚誠，但志心念佛敦倫，並隨緣化導，比寄衣物，勝之多矣。」
周孟由居士等徵求到幾位教界和學界名流對《印光法師文鈔》的題詞。
1、一是出家不久的文化名人弘一法師。他題詞說：
是阿伽陀，以療群疚。契理契機，十方宏覆。普願見聞，歡喜信受。聯華萼於西池，等無量之光壽。
庚申暮春，印光老人文鈔鐫板。建東，雲雷囑致弁辭。余於老人向未奉承，然嘗服膺高軌，冥契淵致。老人之文，如日月歷天，普燭群品。寧俟鄙倍，量斯匡廓。比復敦促，未可默已。輒綴短思，隨喜歌頌。若夫翔繹之美，當復俟諸耆哲。大慈後學弘一釋演音稽首敬記。
2、寐叟(沈曾植)題詞：
識無量病，與無量葯。見佛性故，回己濟他。寐叟敬題
3、湛翁（馬一浮居士）為大師文鈔題詞說：
諸三昧中，功高易進，念佛為先。入此三昧已，一切三昧，皆得具足。抑揚之說，信非篤論。法寧有異，異自人耳。今時賢哲，亦盛談義。然濁智流轉，玄言奚裨。自非冥懷凝寂，豈能廓彼重昏？決知火宅無安，乃悟樂邦非邈。故謂從心現境，境即是心。攝所歸能，他即是自。欲求方便趣入之道，舍凈土何由哉！印光法師，此宗尊宿。俯提弱喪，罄吐誠言。辭致懇惻，與蓮池為近。雲雷居士，倡緣弘布，深植凈因。遠征題識，聊為贊喜。其諸大心上士，夙志津拔修途，游履安養者，蓋必有質於是也。庚申二月湛翁書
4、梁啟超先生為大師文鈔題簽並題詞：
古德弘法，皆覷破時節因緣，應機調伏眾生。印光大師，文字三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誦此後，更進以蓮池，憨山，紫柏，蕅益諸集，培足信根。庶解行證得，有下手處。啟超具縛凡夫，何足以測 大師。述所受益，用策精進雲爾。
5、民國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新印印光法師文鈔》，馮夢華居士題簽，王一亭居士畫阿彌陀佛接引像。大書法家吳昌碩先生題詞：
心即佛，誦有聲，如如口，無無明。一塵不染根性情。佛說如是吾其靈。甲子初夏吳昌碩時年八十又一。
上面題詞的人中弘一大師與印光大師的因緣最深，也許正是因為吳建東、張雲雷請弘一法師題詞的緣故，弘一大師得讀印光法師文鈔，進而向印光大師咨詢問學，在修行方面遠宗蕅益，近宗印光，最後虔誠拜入印光大師門牆。
梁啟超居士通過張雲雷的關係把印光大師引為知己，從題詞中可以看到他對印光法師贊嘆有加。印光大師在給張雲雷居士的信中也給了梁居士修持上的建議：「 梁任公，有出群之才，值相忌之世。何不卷而懷之，賦歸歟而力究出世大法，以期徹悟本具妙性。又須力修凈業，回嚮往生。俾所悟者，一一親證。然後乘大願輪，示生濁世。以不思議神通變化，作對治法。於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無論上中下根，無一不被其澤。此大丈夫繼往開來，自利利他之究竟實義。於此時此世，而不竭力研究。徒存憂世之心，不免危身之慮。乃英雄豪傑憤世悶時之跡，非聖賢素位而行，樂天知命之本色也。宿生培此慧根，固不容易。倘不於此專精緻力，以期親證。則如坯器未火，經雨則化。光陰短促，人命幾何。一氣不來，即屬後世。未證道人，從悟入迷者，萬有十千。從悟增悟者，億無一二。忍令無上法器之坯，經再生之雨，而復為塵土乎哉。任公與光，素無交情。近以謬聽人言，亦可攀為知己。知己者為知己謀，須於大體統處立言，方不失為一言相契，畢生知己之誼也。不知梁公視此，為豎點頭乎，抑橫搖首乎。祈以此意轉達之。」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乙盦，巽齋 ，晚號寐叟，號署乙公，加興人。光緒六年（1880）年進士，官安徽布政使等。學識淵博，精研西北史地，書法融合漢隸、北碑、章草為一爐，自成面目。在行草上獨樹一幟，創造了體勢險峻而沉實、姿態飛揚而又含蓄的風格。著述頗豐。
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號湛翁、被褐，晚號蠲叟、蠲戲老人，上虞長塘鄉(今東關鎮)後庄村人。現代著名文史學家、書法家。新儒學「現代三聖」之一。
馮煦,字夢華,號蒿庵,晚自稱蒿叟、蒿隱,生於公元一八四三年,卒於一九二七年,江蘇金壇人。公元一八八二年(清光緒八年)舉人,一八八六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安徽鳳陽知府、四川按察使和安徽巡撫。
王一亭和吳昌碩都是大名鼎鼎的畫家和書法家。
為大師文鈔題詞的人士幾乎都是近現代文化巨子，可謂德不孤，必有鄰，極一時之盛。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印光法師文鈔》契合了時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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