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民國十年冬天， 定海知事陶在東居士籌備監獄講經，欲請普陀山派法師講經，普陀山初不同意，印光大師出而贊助，全山開會舉出智德法師（印光法師稱智德法師戒行甚嚴）應聘，十月二十二為開講之期。這是大事最初對監獄講經說法活動的支持。
當時項伯吹先生參觀了定海監獄講經活動後，寫了一篇《參觀定海縣監獄講經記》寄給大師，大師閱後，撰寫了《項伯吹先生定海縣監獄講經參觀記跋》。跋中說：「乃命普陀前後兩寺住持，擇山中戒行精嚴，經教通明僧，為教誨師。兩寺住持祈選在家通人，以充此任。陶公謂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教化獄囚，不徒在於能宣說也。遂舉智德法師應聘。至開講日，其布置，與其演說，及所擬之章程，無不一本於誠。居然以監獄為道場，以獄囚為法侶。為定海立縣以來之所未有。良以陶公知獄囚以失教而犯法，一本格物致知，明明德，止至善，及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以作佛之意，而為此舉。可謂知大體，本赤誠，不愧為民父母矣。」
民國十三年元旦，京師第一監獄監獄官發大心，特請具德法師，為監獄諸佛子，說三歸五戒。大師為之作序贊嘆「即監獄為道場，即囚犯為法侶。實為從古未聞之奇事。足征佛法實為烹凡鑄聖之大冶洪爐。無論若何之頑金鈍鐵，一入其中，悉皆鑄成微妙莊嚴之佛菩薩像。」並對監獄的佛弟子們提出要求：「汝諸佛子，初以干犯國法，致囚監獄。繼由得聞佛法，便染佛香，成佛法器。以惡因緣，成善因緣。非多劫深種善根，萬無如此僥幸。譬如摩尼寶珠，能隨人意，普雨眾寶。由其不識，擲之圊廁。不但無雨寶之功能，而且體質直同糞穢。幸遇智人，知是至寶。從廁取出，種種洗滌，兼用香熏，俾還原質。然後懸之高幢，便可放大光明，隨人所需，而雨眾寶。佛視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以故縱令迷之及極，行諸惡逆。如歌利王割截身體，終無一念棄捨之心。而復常伺其機，為之啟迪，令得度脫。以其所重在佛性，一切惡逆罪垢，皆不暇計慮故也。汝等若能了知如上所說若法若喻，自可不辜佛化，不負己靈。而政府，監獄官，說法說戒僧之一番厚意，亦不虛設矣。尚期努力進修，則幸甚幸甚。」
民國十四年陰歷四月八日，漕河涇監獄感化會成立，請大師為名譽會長。王一亭、關絅之、鄧餘生、戚則周諸居士都到監獄說法。大師給作監獄教誨師的弟子喬智如（名恂如）回信囑咐：「凡人做事，當認真做，不可潦草塞責。況佛弟子為監獄之教誨師，有感化人心，成就正器之責任乎。」
民國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月盡日），大師在上海參加在功德林召開的監獄感化會。次日，江蘇第二監獄典獄長吳堂敦請大師到監獄說法。鄧朴君及高檢廳周廳長，地方審檢兩廳長沈孫二君、看守所長朱材因等伴同大師蒞監。由吳典獄長將全監犯人，分兩班聽講，至下午四時始畢。犯人皆形感動。這是大師親自到監獄為犯人說法。
大師還給在監獄服刑的一位弟子章道生去信開導：「世間禍福，相為倚伏。唯在人之善用心與否耳。汝由入獄得聞佛法，乃不幸中之大幸。當作良導想，則更能心得清凈矣。」又說：「汝謂監獄為惡道，則過矣。古之監獄，苦不堪言。今之監獄，直同閉關一樣，有何苦受。彼不在監，奔波勞碌，謀衣食不得者，不知多少人。要知足，獄乃福堂。若不知足，縱富有萬萬，貴極一品，真是日在地獄過活矣。」
後來大師還給章居士寄去多種經書，凡夫叮囑。信中說：「前者上海漕河涇監獄寄來柴也愚所印之經二千本，今寄十本，以為同住蓮友作前導。而光與彼之一書，願汝終身佩讀。則即此福堂，（古稱監獄為堂）便達樂邦矣。今寄安士全書一包，壽康寶鑒一包，二十五本。文鈔，已令浙江印刷公司與汝寄三包，以備與汝家叔伯及弟兄輩看耳。但須誡其恭敬勿褻。如或不能，祈轉送通文理有信心者，庶不致因福而獲禍也。余不暇及，但詳閱文鈔，自足取法。柴也愚之一書，可與一切人作希聖希賢學佛學祖之切實訓誨。不獨是居福堂者之切實訓誨也。」
以上事實，說明印光大師一種平懷，平等教化一切眾生的菩薩精神。
注釋：
[1]江蘇第二監獄:位於境內漕河涇鎮北弼教路(今習勤路)。佔地面積5.8萬平方米,監外餘地1.13萬平方米。建於民國八年(1919年),由前清上海縣監獄舊址遷入漕河涇,曾改名為上海模範監獄、上海監獄。後改名為江蘇第二監獄,又稱漕河涇監獄。隸屬國民政府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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