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遇到這些極端天象警示時，眾多明君都能夠從中反躬自責，以正缺失。
天人合一」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理念。中國古人認為天高高在上，左右著人世間歷史的興衰和人間的禍福;君王受命於天，如其不能順天意而行，有錯誤和過失，那麼上天就會以怪異天象和天災給予警示和譴責。由此，中國自古以來的明君都非常重視「天意」，如果上天示警，皇帝都要頒布「罪己詔」向蒼天謝罪。
翻開悠久的中華文明史，我們看到歷朝歷代，信天敬神都是人們精神世界中不可動搖的基石，古人相信，上天的憤怒和自己的惡行及道德敗壞是有直接關系的。地震、洪水、乾旱、蝗災、沙塵暴、酷熱、高寒等天象，都被視作上天對人的警告，每當極端天象和大災降臨，諸多明君都能夠從中反躬自責，以正缺失。
《史記•宋微子世家第八》中記載了周武王請教箕子治國之道時，箕子關於九種治國安邦的天法的敘述。其中，第八種天法是「庶征」，就是天象徵兆。
箕子說，庶征就是上天示人的各種天象徵兆，是天帝對我們的君主即天子、皇帝說的語言。這些天象徵兆主要包括下雨、晴朗、暖熱、寒冷和刮風。雨、晴、熱、冷、風這五者齊備，而且都遵循著自然的規律發生的時候，那一定是風調雨順、萬物繁盛。如果其中一種過多，那便是一種兇相;如果其中一種現象太少了，那也是一種兇相。
箕子告訴武王，上天針對人間天子不好的表現所給出的天象是：天子如果狂傲不羈，顛倒黑白，欺壓良善，百姓愁怨，將會有大雨和洪災出現;如果天子違綱悖紀，號令不順，人心虛嘩憒亂，刑罰妄加，欺師滅祖，濫殺無辜，則艷陽高照，大旱連年;如果為官不勤政，為民無正氣，窮奢極侈，則酷熱不退;如果治國無長策，朝令夕改，民不聊生，就會高寒肆虐;如果君臣正邪不分，昏聵淫亂，就會狂風不止，沙塵暴頻仍。
大雨不停 兩國君王自責
《韓詩外傳》第三卷有記載，宋國發大水，處於上游的魯國派人慰問說：天下大雨不停，災害很深重，連累到你們的地方，影響了你們的民生，君王派我來慰問。宋國國君說：多是我的不仁德緣故，沒有做好齋戒祭祀，使用民力不符合時間、輕重。是蒼天給我的懲罰，又造成你們君王的擔憂，真是慚愧而不敢接受。
孔子聽到後說：宋國做得很好，會沒事了。弟子問：為什麼?孔子說：以前桀、紂不改正自己的錯誤，他們很快就滅亡了。成湯、文王知道自己的不足並能改過，就興旺發達了。錯了能改，就不算過錯了。
宋國人聽了之後，於是早起晚睡、非常努力。三年後，年景豐收，政治平和。
成湯知錯而改
成湯在位時，年久無雨大旱。太史占卜之後說：「應當殺一個人來向神祈雨。」成湯說：「我所要做的事正是為了救人才求雨。要是一定要用殺人的方式向神求雨，請允許由我自己來充當那個人。」
於是成湯沐浴齋戒，把自己當作向神祈雨的犧牲品，在桑林曠野中向神禱告，說：「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意思是說，我如有罪，不要牽連天下萬方;天下萬方有罪，罪在我一人身上。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方圓數千里便下起了大雨。這裡可見一個君王的擔當，難怪成湯能開創商朝。
漢文帝為日食下罪己詔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的最後一天發生日食，十二月十五日又發生日食。文帝為此下了「罪己詔」，其中寫道：「我聽說天生萬民，為他們設置君主，來撫育治理他們。如果君主不賢德，施政不公平，那麼上天就顯示災異現象，告誡他治理得不好。十一月最後一天發生日食，上天的譴責在天象上表現災異現象，有什麼比這更大的呢!我能夠事奉宗廟，以這微小之軀依託於萬民和諸侯之上，天下的治與亂，責任在我一個人，你們眾位執掌國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對下不能很好的治理撫育百姓，對上又牽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輝，以致發生日食，我的無德實在太嚴重了。接到詔令後，你們都要認真想想我的過失，以及你們知道的、見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夠的地方，懇請你們告訴我。還要推舉賢良方正，能直言進諫的人，來補正我的疏漏。」
唐太宗因彗星納諫言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關內地區發生旱災與饑荒，有很多百姓賣掉子女來換取衣服和食物，唐太宗不僅下令開倉濟民，而且將皇家倉庫中的金銀絲綢拿出來，替災民贖回小孩，還給他們的父母。
他在詔書中說：「如果能讓年成豐收，天下平安，即使把災禍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願。」不久天降大雨，緩解了旱情，百姓都很高興。
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八月二十三日，南方上空一顆彗星劃破天空，長六丈，經百餘日才消失。彗星在古代被視為不祥之物，太宗詢問大臣：「我的品德不夠端正，施政有所偏差，才導致彗星出現，眾位愛卿認為如何?」
大臣虞世南回答道：「從前，齊景公見到彗星，大為憂懼，立刻修養文德，十六天後彗星就消失了。皇上只要別因為功高而驕矜，不要認為天下太平久了而驕逸，只要您能夠做到始終如一，就不必擔心彗星的出現。」
太宗深表贊同，說道：「秦始皇平定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但是，因為驕傲而又貪圖安逸，導致國家迅速敗亡。感謝上蒼對我和大唐的警示，我承認自己有自滿驕矜的心，是我的過錯!」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679年9月2日)的大地震，對於正忙於平定三藩叛亂的康熙帝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警策。他趕緊「詔發內幣十萬賑恤」，接著又告預群臣：「聯躬不攜，政治末協，致茲地震示警。」
康熙帝的態度是真誠的，他找出官吏的六項「弊端」，認為這就是「召災之由」，並指令九卿詳議，由吏部立法嚴禁，務期盡除積弊。
康熙皇帝指出：「有一於此，皆是致災。」八月，九卿議覆：「領兵諸王將軍借通賤為名，將良民廬舍燒毀，擄掠子女搶奪財物者，領兵將軍等革職，諸王貝勒等交宗人府從重治罪。其擄掠人口，仍給本家。」以福建地區為例，清軍在征討三藩的戰爭中，撤軍時「驅擄男婦兩萬餘人」，福建總督姚啟聖悉令贖還為民。此外，江西、浙江被贖免的俘奴都有數萬人。
在中華五千年的文明歷史中，從上述幾位君王仁德治理天下而達致盛世的例子，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為君者若想安邦定國，必須先存百姓、施仁政。知其理，才會得到上天的垂愛，才會使國家統一、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社會久安並且文化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