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薩思想是大乘佛教的主要特色，其核心之一就是慈悲，其社會實踐就是布施。菩薩思想在上座部佛教經典中就已經出現，但主要用來闡述佛陀前生的事跡，另外，上座部佛教的慈悲主要用於禪觀，即以「如母愛獨子」之心，真誠地祝願一切眾生離苦得樂。大乘佛教強調了「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和實踐，把慈悲擺在與智能同等重要的位置。《文殊師利涅槃經》說：「行慈心者，即得見文殊。」(《大藏經》卷一四，頁481上中)文殊菩薩是智慧的化身，行慈悲者即得見文殊，故實踐慈悲即是修習智慧。大乘佛教既是慈悲和智慧一體的哲學，更是二者一體的實踐。這種實踐打破了神聖與世俗的界限，從而把個人和社會實踐包含於宗教實踐之內。也許正因如此，佛教是生活之道——即慈悲和智慧的實踐。這種實踐把宗教和人生社會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就是在智慧的指導下，實踐慈悲；也只有智慧的慈悲才是真正而徹底的慈悲，才能覺悟到自他不二而利他自利。菩薩思想和慈悲精神一貫於整個佛教思想及其發展的歷史，是佛教社會人生實踐的根本依據，主要表現於行式多樣和內容豐富的布施行為中。本文以大小乘佛教經典為依據，[1]論述佛教菩薩思想和慈悲精神；然後再從佛教對「苦」的理解和「離苦」的方法入手，開發佛教慈悲精神指導下的布施實踐及其現代意義，探討慈悲布施對當代社會公益慈善理論的建設和具體實踐的啟示。
菩薩是慈悲的化身，慈悲是菩薩實踐的精神動力；故若要明白佛教的慈悲，則有必要首先弄清楚菩薩理念。菩薩思想是大乘佛教的特色，但這並不是說只有大乘佛教才有這種思想和實踐。就現存經典而言，菩薩一詞最早出現於南傳上座部佛教，這一方面表明最早佛教創立了菩薩思想，另一方面則上座部佛教傳統亦亦有菩薩思想中。在阿含經中，每當佛陀憶念其前生時，一般都稱自己為菩薩，即「世尊應正等覺、未成正覺菩薩時」。[2]然而，印順法師卻認為，阿含經典最初原文並沒有菩薩這一名詞的出現。說一切有部本保存了這種原型，即在相關的經文中沒有提及菩薩，而只是簡單地說「佛未成正覺悟」。分別說部各派的誦本成立時，把當時傳說中的菩薩概念加入阿含經中，這樣就出現了「菩薩誕生」、「菩薩出家」等名詞。菩薩理念最早出現於公元前三～二世紀時期的佛教經典中，至於菩薩理念是怎樣產生的，則可以從《本事》、《本生》、《譬喻》和《因緣》等經典中發現。同時，它的產生與弟子們對佛陀「永遠的懷念」是分不開的，是對佛陀崇拜的結果。[3]在這個時期出現的經典中，菩薩仍然專指歷史上釋迦牟尼佛的前身，也就是他在燃燈古佛前發願成佛至最後覺悟，一直都在行菩薩道，故稱為菩薩。從經典的集成歷史來看，菩薩思想的產生與當時佛教界乃至一般社會對佛陀的認識有著必然的聯繫。a.l basham認為，《本生》等經典的編纂，部分收集了當時流傳於印度社會的有關佛陀的傳說，而另一部分則是當時人們設計創造出來的，其目的就是為了使當時僧眾講解因緣故事合法化，以此來得到一般信眾的支持和贊助，滿足人們對佛陀的懷念和崇敬心情。[4]如果這種推理合理的話，那麼其結論就是：菩薩思想是上座部佛教思想內在發展的產物，產生於佛陀涅槃之後二百年左右。
至於佛陀時代到底有沒有菩薩思想、乃至雛形的出現，佛教界和宗教界出現了不同的認識。上座部佛教界一般都認為菩薩思想在佛陀時代已然出現，雖然只是指釋迦牟尼佛前生而已。印順法師的以上推理預示著有一種分別說部和說一切有部共同信奉的原始經典，這種經典產生於部派分裂之前，並且斷定這些原始經典中沒有菩薩理念，其原因就是說一切有部的經典中沒有出現這樣的理念，這樣，分別說部經典中的菩薩理念是「後創」的。這種推理只能說是「一半一半」，因為一、同一思想出現在所有部派經典之中，不一定表明這種思想的原始性，因為這種思想可能是各部派同時加入各自的經典之中；二、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哪些是最原始經典還沒有達成共識，至於有沒有這樣的經典還存有疑惑。另外，雖然專門記載菩薩事跡的本生故事等經典出現的時間可能較晚，但是在四阿含或及其相對應的四部中有關佛陀前身的記載已經大量出現。也就是說，佛陀前身修行，直至最後一生成佛都在成就成佛資糧，這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在佛陀時代並沒有菩薩一詞來表遠佛陀前生修行的經歷，但菩薩思想已經存在了，充其量，本生等經典只不過是把這些思想更具體化和生動化。
隨著佛教的不斷發展和本生故事內容的展開，菩薩理念得到一般社會大眾的普遍歡迎和接受，其理論也趨於成熟。同時，有關菩薩傳說經典的增多及其在社會上的普遍流行也推動了佛教的發展。這樣，菩薩理念逐漸成為佛教思想和實踐的重要部分。到了公元前後，印度教的發展，波斯宗教、希臘藝術、以基督教等文化的傳入，進一步充實了菩薩理念。大乘佛教的菩薩思想和實踐就在此內外因緣成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早期大乘佛教的菩薩思想不再局限於本生故事，而是有系統地加以發展；菩薩不僅僅指釋迦牟尼佛的前生，許多同釋迦牟尼前身一樣的菩薩開始出現了。正如clarence h. hamilton所說：
此(菩薩)概念不再專指釋迦牟尼佛前生，而是作為一生活之道，一種向所有佛弟子敞開的工作。它不再僅僅指巴利經典中的圓滿覺悟者。相反地，一般人認為，在大千世界中，無論是天上還是地上，都有無量無邊的覺者。所有這些覺者都是終極覺悟理性的表現。任何修習菩薩之道者都在不斷地體現這一理性，也都可以期待成佛。[5]
部派佛教的菩薩理念向大乘佛教菩薩思想的轉換見證了大乘佛教興起的歷史，同時也促進了大乘佛教的發展。部派佛教以阿羅漢為修行的終極目標，大乘佛教則以成佛為最高理想，菩薩思想就是成就此最高理想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內容。basham認為，大乘佛教菩薩思想的源泉主要來自於對未來佛的信仰。未來佛即彌勒菩薩，同釋迦牟尼成佛之前生一樣，現居住於兜率天宮，故早期的彌勒一般都現留鬍鬚、頭帶天冠、身披纓絡的天人相。[6]從現存的數據來看，公元一世紀時期的佛教徒不但有菩薩信仰，而且也像恭敬佛陀一樣禮拜菩薩。值得注意的是，未來佛的信仰與轉輪聖王理念可以說是同時產生的，即在公元前三世紀的阿育王時代。反映這種理念的主要經典有《轉輪聖王修行經》(cakkavatti-sihanada sutta)。[7]此經中的轉輪聖王理念與阿育王石柱的法王思想相似，故有學者就認為轉輪聖王的理念與阿育王有關。另外，此經預示說，未來彌勒菩薩出現時，轉輪聖王也隨之出現於世，二者的結合共同構成了佛教的政治和宗教理念。這種理念表明佛教不但為人類大眾提供精神資料，也給他們帶來物質和社會福益，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宗教與政治的結合不但幫助人們獲得未來的快樂，同時也能使他們從現實苦難中解脫出來。到了大乘佛教思想成熟時期，轉輪聖王和未來佛的形象和功能合為一體，菩薩既可以是統治國家、乃至世界的國王，同時也可以是慈悲利益群生的宗教領袖，如觀世音菩薩等。這樣，大乘佛教中的菩薩具有多樣性，如觀世音菩薩的三十二應用，天上人間，集世間與出世法於一身，尋聲救苦、垂跡示現。
早期的大乘佛教經典見證了菩薩思想和形象的發展變化。《阿彌陀經》是早期大乘經典之一，其中，來自各個世界、無量無邊菩薩隨喜來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作為這些菩薩的典型代表，其智慧和福德都遠遠超過了聲聞弟子。《妙法蓮華經》卷二四更是把觀世音菩薩描繪成一位尋聲救苦、無往不至的慈悲化身。也許有人會認為，正如一些日本學者主張的那樣，這些經典所代表的佛教只流行於民間，純粹的建立於信仰之上。其實，這些經典所代表的思想己經成為當時大乘佛教思想和實踐的中心，反映了這些經典產生時代，正統佛教的風貌。如果說空或般若智代表了大乘佛教的哲學思想，那麼菩薩慈悲救苦的理念則貫通於大眾佛教和僧團之中，乃至一般社會。據說，即使像玄奘法師這樣的佛教大德都曾堅定而虔誠地信仰觀世音菩薩的慈悲，並且累有應驗。[8]正是由於這種信仰的普及，以及這種信仰靈驗文獻的增多，相關深奧而神秘的佛教哲學體系得以充分的發展和傳播。隨著大乘佛教的不斷發展，菩薩則成為慈悲的代名詞，能夠幫助人們解決現世人生的各種痛苦和煩惱。這樣，菩薩理念似乎代替了佛陀，從而成為佛教宗教信仰和社會實踐的中心。一方面，人們信仰菩薩，希望得到他的慈悲救護；另一方面，人們則希望向菩薩學習，行菩薩道，像菩薩那樣幫助他人，以至最終圓滿成佛。這樣，菩薩思想逐漸流行開來，甚至取代了阿羅漢思想，成為人們信奉和學習的對象，其主要原因就是菩薩慈悲的理念與實踐。
(未完待續)
注釋：
[1]在本文中，小乘一詞的用法，只有歷史意義，而沒有與大乘傳統思想相比較的意義，故在後文中多用上座部，以避免混淆。就歷史而言，「小乘」是佛陀涅槃後的佛教思想發展所形成的。佛陀時代的聲聞弟子或阿羅漢並不是大乘佛教經典中所批評的那樣「自私自利」、或沒有慈悲心。
[2]《相應部．緣起相應》(南傳一三．六－一五)；見the collection of the middle length sayings: majjhima-nikaya, i.b. horner. tran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cshers, 2004, v. 1. pp. 22, 28, 103, 120, 148, 207, and 295.
[3]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出版社，1982, 113-131.
[4]a.l basham,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bodhisattva,」 in leslie s. kawamura, ed., 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m,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7: 23-24.
[5]clarence h. hamilton, 「the idea of compassion in mahayana buddhism」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 70, n.3 (jul.-sep., 1950), p. 148.
[6]basham, pp. 27-28.
[7]digha nikaya, iii, 26;《大藏經》卷一，頁三九上至四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