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池明
[內容提要]印光大師佛教「四論」的發表是凈宗十三祖出世弘化的標誌性事件，而印光大師撰著「四論」的時間尚無確切的記載，本文根據大師文鈔及有關文獻考證大師寫作「四論」的時間以及相關的高鶴年居士到普陀山取大師文稿的時間。
本文所說印光大師「四論」是指《佛學叢報》1914年2月15日第九期所載的《凈土法門普被三根論》、和3月15日第十期所載的《宗教不宜混濫論》、《佛教以孝為本論》、《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誠如《覺有情》半月刊編者陳法香所說「此四論文，可謂印光大師初轉*輪。從此龍天推出，大放光明矣。」但目前尚存在兩個問題：一是關於印光大師何時撰此四論，大師文鈔沒有明確記載；二是關於高鶴年居士何時到普陀山法雨寺把這四論帶到上海推薦給《佛學叢報》，《印光法師文鈔》有不同的記載，學界多持民國元年一說，如「印光大師行業記」、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沈去疾《印光法師年譜》等。筆者認為民國一年說不準確，因此謹依印光大師文鈔和《名山游訪記》、《高鶴年居士年譜》、《印光大師永思集》等相關資料，對大師作此四論的時間以及高鶴年居士取此四論的時間進行考證。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卷一復高鶴年居士書八中說：「又謂不慧蕪語，為當機之法，一展卷令人如漁父誤入桃源等，何失言之甚也。將欲引不慧而進之，則不慧身雖未老，心力早衰。日見其退，寸步難進矣。又呈示黎公，蒙憫其愚誠，錄存備印，益覺慚愧無地耳。果如是，是以腐草投彼寶山，以殘羹雜於王膳，黷人耳目，赧我面顏，取憎閱者，有浼法道。又況前三論系開如和尚於前年冬月命作，以供尚賢堂演說之稿。念佛法門普被三根論，即於是冬載於彼堂紀事。餘二篇用與未用，不得而知。若謂文雖鄙拙，意誠可憫。當於前三論，署釋開如名。宗教不宜混濫論，署釋常慚名。印光二字，千祈勿書。」這里說「宗教不宜混濫論，署釋常慚名。」「前三論，署釋開如名。」則前三論指《凈土法門普被三根論》、《佛教以孝為本論》和《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大師談及四論中前三論著作時間為前年冬月，只要確定此信的撰寫時間，就可以確定前三論的著作時間。遺憾的是大師此信只署「元宵日泐」，沒有署年份。但如果把此信內容與高鶴年居士《名山游訪記》所記民國二年陰歷八月參訪普陀山時印光所作開示與復高鶴年居士書八對照，發現二者有驚人的共同點：
《名山游訪記》：八月十四日，至法雨寺藏經樓，謁印光大師。師雲：「多年不見，今日相逢，難得難得!昔紫柏大師大悟以後，游歷名山大川，隨方設化以廣見聞，聖地道場，無不親歷其境，以其色力健強，日行三百里。以後游者未聞其人。近來賴佛偷生之徒，奔南走北，販賣零碎以求微利，雖名山聖地，絕無一點景仰之心。」
文鈔三編卷一復高鶴年居士書八：「昔紫柏大師大悟以後，游歷名山，以廣見聞。凡中國所有名山聖道場地，無不親歷其境，以其色力強健，日行三百餘里故也。後此能若是之游者，未聞其人。近世以來，多有賴佛偷生者。禪教律凈，一無事事。唯奔南往北，販買零碎東西，以求微利而恣所欲。雖至名山聖道場地，絕無一念慚愧景仰之心。居土即俗修真，隨緣進道，執持一句彌陀，當做本命元辰。抱著慚愧二字,以為入聖階梯。聖地不厭屢登，錄其跡以開人耳目。」
其二，都談到遏制洋紙之害
《名山游訪記》：八月十六日上午，高居士先至藏經樓大師處坐，大師談：「近時有用有光洋紙印經者，其害最深，甚於洪水猛獸。因此種紙，不二三十年即朽壞無餘。煩與諸大居士相商，勿惜慈力，出廣長舌，通告各經房刻經處，令其改過，勿以流通故斷滅佛種。遏此陋風，以永聖教。」
文鈔三編卷一復高鶴年居士書八：「又洋紙之害，甚於洪水猛獸，窮國屈民，斷滅儒釋聖教，其禍無有底極。於初四日已為黎公略言其概，祈居士勿惜慈力，遍與諸居士言之。令立一章程，凡佛祖經論，概勿用此紙印。又須通告各刻經處，令其一體知悉。庶不至以流通而致速滅亡。此不慧痛心疾首吁訴無門者。今欲以居士為紹介，懇祈諸大居士各各發菩提心，出廣長舌，遏此習風，以永法道。諒必憫我愚誠，特為遍告耳。」
《名山游訪記》：八月十七日，高居士出門，適遇大師偕引緣、了清諸師來其住處，遂同往般若精舍，訪昱山大師。由三聖堂取道，經磐陀庵，大師見高居士行走不速，精神全無。遂雲：「居士如此，如何行腳?愚見可以止步休歇矣。縱欲廣游，以神不以身。彌陀三經，華嚴一部，當作游訪路程。宴坐七寶池中，遍游華藏世界。神愈游而身愈健，念愈普而心愈一。其寂也一念不可得，其照也萬德本具足，寂照圓融，真俗不二。十世古今，現於當念。無邊剎海，攝歸自心。較彼披星戴月，冒雨衝風，臨深淵而戰兢，履危岩而驚怖者，不啻日劫相倍矣。鄙見如是，不知居士以為何如?」高居士答言：「承示領悉。奈有上求下化之願，又恐道力不充，業障牽纏，為境所轉，故願行腳受一番磨折。」
文鈔三編卷一復高鶴年居士書八：至正月初七得接手教，方知去歲仍復游杭，皖等省，欲至北京，以天寒身病而返，居士誠可謂為法忘軀者也。然以光愚見，似乎可以止步休歇矣。縱欲廣游，宜以神不須以身。彌陀三經，華嚴一部，當作游訪路程。宴坐七寶池中，遍游華藏世界。神愈游而身愈健，念愈普而心愈一。其寂也一念不可得，其照也萬德本具足，寂照圓融，真俗不二。十世古今，現於當念。無邊剎海，攝歸自心。較彼披星戴月，冒雨衝風，臨深淵而戰兢，履危岩而驚怖者，不啻日劫相倍矣。鄙見如是，不知居士以為何如。
根據「去秋尊駕去後」之語可以判斷，寫此信前一年秋天，高鶴年居士到普陀見過印光大師，再根據以上三個方面內容的吻合和秋天時間的吻合，可以推斷文鈔三編卷一復高鶴年居士書八是寫於民國二年(1913年)八月高居士參訪普陀之後一年的元宵日，即甲寅年正月十五(民國三年1914年2月9日)。而不可能是《方外來鴻》和沈去疾《印光法師年譜》所標的民國元年(1912年)。確定了該信的時間，那麼根據信中說的「前年冬」就可以確定《凈土法門普被三根論》、《佛教以孝為本論》和《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三論作於壬子年冬月(十一月)。
印光大師本人有兩說：一是三編卷一復丁福保居士書三中所說的民國二年，一是續編卷下嘉言錄題詞並序、續編卷上復姚維一居士書、續編卷上復吳滄洲居士書三、三編卷四復卓智立居士書一等多處所說的民國元年(紀元)，但以文鈔與《名山游訪記》及《高鶴年居士年譜合參》，有以下幾點：首先根據《高鶴年居士年譜》記載，高鶴年居士民國元年春避難上海，主要活動在上海和游歷河北、山西和湖南等地，不見有到普陀山參訪的記載；其次，民國二年八月高居士參訪普陀山見大師時，大師有「多年不見，今日相逢，難得難得!」的話，這就排除了高居士民國元年參訪過普陀山取稿的可能；第三，三編卷一與高鶴年居士書一中，大師說：「去秋蒙閣下攜至上洋，錄出四論，以登叢報。」可知高居士至普陀取稿在秋天，與民國二年陰歷八月吻合。因此，可以推斷民國二年之說成立。反之，如果假設高居士取稿時間在民國元年秋天，那麼我們看一下，高居士在民國元年陰歷七、八、九月的情況。據《名山游訪記》，該年七月初九，高居士由潯陽到漢口游訪，七月十三日坐火車北上，七月十七到八月初在五台山，八月十一到八月底由直隸經湘鄂到南嶽，九月由南嶽回滬經湖南遊訪，十月抵滬，整理《佛經流通》，催印《佛學叢報》，請月霞法師講經，一直沒有分身去普陀山的記錄。這就證明高居士取稿時間不可能在民國元年，反證民國二年成立。如何解釋大師多處所說民國元年？大師所記當為大約時間，即《佛學叢報》創刊的年代，如續編卷上復吳滄洲居士書三(民國二十年)大師說：「民七，徐蔚如，與光未曾一面，因民元年見佛學叢報，載有常慚數篇」，其實《佛學叢報》民國三年才登載大師四論。至於高鶴年居士《大師苦行略記》：「民國元、二年,狄楚青居士發心辦《佛學叢報》，余至海上，索師文稿編入《叢報》」乃是把《叢報》創刊和取稿兩年的事情一起記之，沒有分開。
附帶地本文也證明覺有情半月刊編者陳法香考證三編卷一與高鶴年居士書一為民國三年陰歷四月初八日所寫的結論是正確的。因為信中也提到「去秋蒙閣下攜至上洋，錄出四論，以登叢報。」，既然證明高鶴年居士取印光大師文稿為民國二年秋天，那麼此信當然寫於民國三年四月初八。(按，印光大師此信只署四月初八，未署年份)
附：文鈔三編卷一與高鶴年居士書一
光幼失問學，長無所知。只因久居普陀，每有命其代表者，略錄一二以自備覽。去秋蒙閣下攜至上洋，錄出四論，以登叢報。竊思叢報，乃諸大居士吹大法螺，擊大法鼓，其義理洪深，若天高地厚。其文詞妙麗，如玉振金聲。光文列中，何異擲瓦礫於珠林，布荊棘於瓊苑，徒刺雅目，無益賞心，慚愧慚愧。根祺師回，又令作論。但以色力尪羸，眼目昏花，欲不奉命，恐負盛情。因將先所支差舊稿，謄寫五篇，其體裁語句，鄙陋卑劣。閣下閱之，當發一笑。然彼此相知，或不見怪。至於登報，則恐貽笑於大方家矣。(四月初八日)
按印光大師隱居普陀山，初無人知。高鶴年居士游山，乞其論文四篇。一凈土法門普被三根論。二宗教不宜混濫論。三佛教以孝為本論。四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皆登於上海狄平子居士創辦之佛學叢報。其第一篇，署名常慚，登於叢報第九期。系民國三年陽歷二月十五日，即民國二年陰歷九月初二日(陰陽曆日，語不可解，恐有誤字。)出版。其第二篇，亦署名常慚。第三第四篇，則署名普陀僧。此三篇，則於叢報第十期中登出。此四論文，可謂印光大師初轉*輪。從此龍天推出，大放光明矣。承鶴年居士出示右書，未舉年份。推書中所雲，去秋蒙閣下攜至上洋錄出四論，以登叢報，則右書確為民國三年陰歷四月初八日所寫。此書至有佛教歷史價值，未見於正續文鈔，爰付本刊以公諸世。
本文結論：印光大師四論中的《凈土法門普被三根論》、《佛教以孝為本論》和《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三論撰於壬子年冬月(十一月)。高鶴年居士到普陀取印光大師文稿的時間為民國二年陰歷八月(1913年9月)。由於資料限制，大師寫作《宗教不宜混濫論》的時間尚不可考，有待將來有新資料出現時解決。(余池明 2005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