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
一、 小 引
2011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1]，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奮斗目標。《決定》指出，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文化繁榮發展中的積極作用。」[2]《決定》的發表，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熱潮。那麼，當代中國宗教與中國文化戰略塑造、與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深層關系如何，當代中國宗教如何參與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怎樣在促進文化發展繁榮中發揮積極作用？我們認為這是需要和值得探討的重大問題。本文擬就如何認識當代中國佛教與社會主義主導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形態的關系，和當代中國佛教參與社會文化建設的領域、途徑、方法等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以求教於方家。
二、佛教基本教義與共產黨的
思想體系有某些共同之處
首先，佛教與共產黨人在主張為人民群眾解除受壓迫的痛苦方面有著共同之處。由於長期以來缺乏對宗教信仰知識的通識教育，人們普遍缺少對宗教信仰的理性認知，以為佛教與黨的宗旨、社會主義文化、主流社會意識是根本不同、完全對立的，其實不然。毛澤東曾在和達賴喇嘛的談話中說：「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的。他主張普度眾生，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創立了佛教。因此，你們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受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有共同之處的。」[3]這裡明確指出佛教的創立不是為了維護壓迫者的利益，相反還是代表受壓迫者的願望的，釋迦牟尼創教的意旨與共產黨人解除人民群眾痛苦的宗旨有其共同之處。毛澤東在和班禪大師談話時又進一步說，佛經是有不同類別的：「有上層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如唐朝時六祖(慧能)的佛經《法寶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4]這是肯定有的佛教經典表達了勞動人民的期望、思想、信仰、價值，也就是說，佛教教義體系和共產黨人的社會政治思想體系是有部分相通相同之處的，是有「求同」空間的。
其次，佛教的某些無神論思想因素與共產黨人的無神論理念也有相通之處。人們通常都認為，共產黨是無神論，宗教是有神論，這種觀點在原則上是符合實際的，但就佛教而言，情況要複雜得多。趙朴初《佛教常識答問》中有這樣的對答：「問：佛是神嗎？答：不，佛不是神。」[5]佛是公元前六世紀時的古印度人，名悉達多，姓喬達摩。因他屬於釋迦族，人們尊稱他為「釋迦牟尼」，意為釋迦族的聖人。佛的意義是「覺者」或「賢者」。佛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思想導師，精神領袖，不是超越人間、超越自然的神靈。佛教也反對婆羅門教的梵天(上帝)為世界創造主的說法，認為世界上沒有創世主的神靈存在。顯然這些佛教思想與共產黨人的無神論理念是一致的。雖然如此，但是我們也認為，難以把佛教歸結為無神論，佛教雖具有無神論的思想因素，但就總體而言，佛教是有神論，屬於多神論的信仰文化范疇。
再次，佛教與共產黨人在世界觀上也有一定的相通之處。世界觀是人們對於整個世界的根本看法。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共產黨人的世界觀。緣起論是佛教徒的世界觀。「緣起」即「諸法由因緣而起」，意思是世界上一切現象或事物的生起，都是彼此相待的互存關系和條件，離開關系和條件，就不能也不會生起任何一個現象或事物。佛教緣起論是在反對婆羅門教的梵天創造世界的思想鬥爭中創立的，這是一種合乎實際的辯證思維，具有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因素，與共產黨人的世界觀有相通之處。2009年11月17日胡錦濤主席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北京會談時說：「全世界已經進入了相互依存的時代，雙方要以新的視角看待世界」，這就是說，全球性的挑戰凸顯了佛教緣起論世界觀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由上述可見，佛教教義與共產黨人的思想宗旨確有某些共同點或近似點，可以相容存在。闡揚佛教教義中與共產黨人思想宗旨的共同點或近似點，有助於推動共產黨人思想宗旨的弘揚。
三、中國佛學是中國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學是指一國的學術，學術是系統而專門的學問，中國國學即中國的系統而專門的學問，包含兩層意義：一是中國的，中華民族的學術，是漢、滿、蒙、回、藏等民族所探索研究的學問；二是從古到今，即自殷商西周的史官之學，直至近現代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新儒學、人間佛教等學說，都屬於中國國學的范疇。
佛學與中國國學關系如何呢？一些人由於不了解佛學，往往以為佛學是從印度傳來的，而把它排斥在中國國學之外。實際上，佛學自印度傳入我國，經過長期以來與中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的衝突與融合，形成了中國化的佛學。中國佛學是既繼承又發展了印度佛學而不同於印度佛學，並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儒、佛、道三大組成部分的重要內容。
中國是一個大國，是一個文化大國，是富有人文、理性傳統的大國。當外國宗教文化傳入中國後，必定會與中國固有文化產生摩擦、磨合，經過中國文化精英的創造性轉化，而形成中國化的宗教學說。就佛教來說，隋唐時代形成的天台、華嚴、凈土和禪諸宗，就是典型的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如多方面中國化了的惠能禪宗，就針對印度佛教的於個體之外外在成佛的思想軌跡，把解脫成佛轉換為個體自身的本性顯現(「見性成佛」)；針對印度佛教以義理思辯淹沒感性體悟的傳統，以自悟體證取而代之；又針對印度佛教的繁雜修持儀式，轉而倡導簡易的頓悟法門；還反對佛法脫離世間的傾向，強調佛法與世間兩者相即不離的關系等。由此可見，禪宗等中國化佛教宗派思想的內容與形式、精神與風貌，都反映了中國社會歷史的特徵，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文脈。應當承認，隋唐佛學代表了中國當時思想文化發展的巔峰，是中國國學的絢麗篇章。
如果說，集中體現佛教中國化的惠能禪宗是中國佛學對古代中國國學最大貢獻的話，那麼，太虛等人創立的人間佛教學說則是中國佛學對近現代中國國學的重大貢獻。所謂人間佛教，是以現實人生為基點，以人的清凈心為基礎，通過大乘菩薩道的修持，達到完善人格進而建立人間凈土的佛教。與傳統佛教相比，人間佛教是由以眾生為本位轉為以人類為本位，由以僧人為本位轉為以社會成員為本位，由重生死大事轉為重現實人生，由重出世轉為重入世，由追求彼岸凈土轉為建設人間凈土，由依靠他力轉為依靠自力。人間佛教思想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產物，為中國海峽兩岸四地漢傳佛教所認同，不僅日益成為漢傳佛教的主流，而且對當代中國國學的發展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由此，我們以為，就中國國學的構成來說，只講儒學、道學是不完整、不準確的。中國佛學思想的廣度、深度在某些方面實際上超過了儒學、道學，是中國國學的重要構成部分。
我們也以為，就中國國學的研究來說，只研究儒學、道學是遠遠不夠的，要全面研究中國國學，就必須研究中國佛學。
我們還以為，就中國國學的發展來說，只強調儒學、道學也是不全面的，要科學發展中國國學，就必須推動儒佛道在互動中向前發展。
四、佛教是建設優秀傳統
文化傳承體系的重要環節
《決定》在談到「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時指出：「優秀傳統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追求和歷久彌新的精神財富，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深厚基礎，是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支撐。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堅持保護利用、普及弘揚並重，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和闡發，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新時代鼓舞人民前進的精神力量。」[6]黨中央的這一論斷，為建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佛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的重要一環。佛教作為傳統文化傳承時，應該成為弘揚中華文化的積極因素，成為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基礎，成為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有力支撐。
佛教文化傳承體系的建設是一項全面的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然而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三寶」的傳承建設。「三寶」是指佛、法、僧。佛陀是佛寶，佛所說的法是法寶，佛的出家弟子的團體僧伽是僧寶。因佛、法、僧能令大眾止惡從善，離苦得樂，極為尊貴，故稱之為「寶」。「三寶」是佛教的基本構成，是佛教寺院的基本內涵，也是佛教文化傳承體系的三個重點。
佛教寺院是安置佛像並供僧尼止住以修行佛道的處所，也是佛教及其文化傳承最重要的載體。平時加強保護和適時修建寺院是佛教文化得以傳承的前提，也是中華優秀文化賴以傳承的重要方面。
佛教《大藏經》被視為「三寶」中法寶的代表，是佛教文化的承載，也是我國古籍的重要構成內容。加強佛教古籍的保護，並在保護基礎上充分利用，積極弘揚佛教優秀文化，是佛教文化傳承體系建設的又一重要內容。
僧人是佛法的修行者、繼承者、弘揚者，對於佛教文化的傳承具有決定性、關鍵性的作用。鑒於佛教人才對佛教的傳承發展和未來命運的極端重要性，趙朴初在1992年初曾說：「當前和今後相當時期內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緊迫的事情，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三還是培養人才。」[7]佛教的現實表明，這一重要論斷並沒有過時。筆者在思考中國佛教建設時腦海也生發出了一種想法：造就一位高僧，勝建七座大寺。佛教人才是紹隆佛種、擔荷如來家業的根本保障。全力加強佛教人才的培養，是當代中國佛教文化傳承的頭等大事。
五、發揮佛教道德教化功能，
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工程
公民道德建設是社會文化發展繁榮的重要內涵，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核心內涵。一個國家公民的道德素質水準，是一個國家凝聚力、親和力的重要表現，是社會安定和諧的重要保證，也是國家強大和偉大的力量源泉之一。我國一直重視公民道德建設，但應當承認，效果還不夠顯著，究其原因有三：一是道德建設的理論不完善、不到位；二是部分領導行為失范，破壞了人民群眾踐行道德規範的自覺性、積極性；三是相關的法律、制度建設不配套、不健全。這些原因是有聯系的，其中第一個原因就深刻影響了後兩個原因。這裡僅就第一個原因作一簡要的論述。
據筆者長期的思考，佛教倫理道德學說體系，尤其是其中的因果報應思想，在公民道德理論建設方面是值得借鑒的。道德是關乎人的價值理念、行為規範、人格塑造和人際關系，是提倡人「應該做什麼」和要求人「不應該做什麼」。通常人的自然本能行為是追求現實利益和眼前需要，而要把本能行為轉變為道德行為，就需要提供一種理論根據和思想基礎，也就是要有價值理念的終極源頭，要有包括崇高理想或終極信仰的超越的精神信念、信仰。也就是說，我們倡導道德規範，引領人民群眾去踐行，需要說明一個問題：人民群眾為什麼要踐行倡導的道德規範，它對個人的人生價值有什麼意義。只有深刻闡明這個問題，人民群眾才能從思想深處去自覺踐行道德規範。但是要解答這個問題並非易事。古今中外一些思想家都熱心於探討這個問題，在我國古代就有「福善禍淫」說，《周易文言傳·坤》：「……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宣揚為善得福、作惡得禍的思想。道教提出「承負」說，宣揚後人承負祖先的過失而有罪，先人行惡，報應於後人，先人行善積德，則後人會得報應受福，也就是說，先人的善惡報應由其後人來承擔。佛教的因果報應論有所不同，它把受報應的主體規定為行為者自身，強調自作自受，反對將作因與受果相割裂，排除由子孫承受果報的他人受報說。佛教還批評世典「談遺過去，辯略未來；事盡一生，未論三世。」[8]認為人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與此相應，報應也有三種：「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9]三報說為因果報應論提供了「圓滿」的時間性概念，解答了現實生活中善人得禍、惡人享福的矛盾現象。佛教因果報應說，強調「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一到，馬上就報」，把自身的善惡行為和個人的苦樂禍福、前途命運統一起來，從而說明了個人為什麼必須棄惡行善、踐行道德規範的問題。由此可以說，佛教因果報應說為當前道德建設的形而上學立論提供了有益的參照，為個人和社會的倫理價值取向提供了一塊重要的基石。
從理論上說，善與惡是相對的，從社會實際生活來看，因與果也並非完全一致對應，但從宗教信仰和倫理道德的價值取向角度而言，佛教因果報應理論顯然是有其合理性的。歷史表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理念也一直是維護中華民族倫理價值的重要思想支柱之一。我們若能吸取因果報應說的合理內核，適當應用於當前的道德建設，就能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提高道德實踐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從而必將提升廣大人民和幹部的道德操守，進而也必將推動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發展。
六、積極參與和開展社會公益性文化活動
具有一定規模的寺院，往往既是實物形式的歷史文物，也是一座藝術館、博物館、圖書館、文化館。佛教寺院以其優美的人文景觀點綴著祖國山河大地，激發遊人前來參觀的巨大興趣和熱情。從一定意義上說，寺院也是一種公共文化設施，尤其是名山勝地的重要寺院，更是具有重大歷史文物價值的公共文化設施。我們一定要精心加以維護，使文物得到良好保管，建築得到妥善維修，環境得到充分保護，使寺院成為清潔幽靜、環境優美的遊覽勝地。中國佛教寺院有為大眾服務的優良傳統，在當前更需要為遊人的參觀、鑒賞提供便利，使之有所收獲，增長對佛教優秀文化的了解和理解，進而有助於遊人人文素質的提高。
綜觀全國有條件的重點佛教寺院參與和開展社會公益性文化活動的方式，類別多樣，豐富多彩，如舉辦佛教文物展覽、文化節、人文宗教講座、佛教音樂會，組織書畫比賽，開展公益慈善救濟活動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寺院今後當不斷開拓思路，參與和開展更多的社會公益性文化活動，以推動社會文化的發展和繁榮。
七、大力開展對外佛教文化交流
開展國際友好交流是中國佛教的一個優良傳統。趙朴初在《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中說：「在歷史上，中國和亞洲許多國家的高僧大德，曾梯山航海，往來於陸上和海上的『絲綢之路』，傳播友誼的種子，交流中外文化。我國法顯、玄奘、義凈、鑒真等大師們的西行和東渡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典範。我們應當繼承和發揚這一優良傳統。」[10]
當前，宗教因素、地緣宗教的作用日益凸顯。一些國家為爭取道德制高點、話語支配權和對民眾思想影響，以及國家安全，都十分重視宗教在對外關繫上的意義和價值、功能和作用。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形勢嚴峻，但是，包括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南傳佛教三大系統的中國佛教文化在東亞文化圈和東南亞文化圈卻有區位優勢。我們應當大力開展與周邊有關國家的佛教文化交流和民間友好交流，以增進與周邊國家人民的了解和友誼，維護地區的和平與安全。
八、加強佛教文化建設，推動社會文化繁榮
佛教要在推動社會文化繁榮中更好地發揮積極作用，就必須加強自身的文化建設。為了做好當前佛教文化的建設，除了上述已提及的要重視培養人才外，似還需重視的問題有：
(一)要提高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深刻理解佛教文化對佛教自身發展和社會文化繁榮的重大意義，進而樹立文化強寺的理念，把佛教文化建設放在各項建設的突出位置，為發揮佛教在社會文化繁榮中的積極作用夯實基礎。
(二)要有理性精神，既善於自我證明、自我弘揚，又敢於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要以理性態度，深入挖掘佛教教義中有助於緩解當代人類社會矛盾，有助於提升個人道德素質、和諧人際關系，以及協調人與自然矛盾的思想，並對這些思想作出與時俱進的新闡釋，用現代語言加以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的新闡述，以推動社會文化的發展。
(三)要結合當前國情和時代特點，不斷創造出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以便更有效地弘揚佛教文化，進而推動社會文化的繁榮。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本文為上海玉佛寺2012年12月7日召開的「當代佛教與文化繁榮」學術研討會論文)
【注 釋】
[1] 該文件已由人民出版社於2011年10月出版。以下簡稱《決定》，又，凡引《決定》，只注頁碼。
[2] 《決定》第43頁。
[3] 《同達賴喇嘛的談話》，《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11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
[4] 陳晉：《毛澤東讀書札記詮釋》，載《瞭望》，1993(8)。
[5] 《趙朴初文集》(上卷)，第572頁，華文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6] 《決定》第25-26頁。
[7] 《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緊迫的事情是培養人才》，《趙朴初文集》(下卷)，第1121-1122頁。
[8] 道安：《二教論·教指通局十一》，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1卷，第358頁。
[9] 慧遠：《三報論》，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1卷，第87頁。
[10] 《趙朴初文集》(上卷)，第56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