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
2013年4月20日上午，我在南京大學講學間隙，驚聞雅安地震，凈老舍報，當即發出一條微信。天災接踵而至，佛門老成凋謝，痛楚難以言表，當晚在黃梅四祖寺訃聞下發一條跟帖：「深切懷念凈慧長老！與長老交往已經30年，為長老精神感召，每年都赴四祖寺參加夏令營。去年長老身體已經非常衰弱，仍親切接待禪學會參學團並作開示。長老為中國佛教進入主流社會，開闢了明確的方向路徑：將信仰落實於生活，將修行落實於當下，將佛法融化於世間，將個人融化於大眾。祈長老乘願再來！」
21日晚結束南大二天課程後，我與南京朱偉軍居士見面，請他次日去黃梅轉達悼念之意。復旦大學禪學會的同學參訪過趙州柏林寺，亦多次參加過黃梅四祖寺的禪文化夏令營。23日禪學會與路過上海的包勝勇教授聯繫，請他轉致禪學會和我本人對凈老的悼念之意。4月下旬，禪學會組團參訪中國佛學院、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趙州茶館和龍泉寺。明影法師專程從黃梅趕來，29日上午在趙州茶館和明傑法師一起為我們舉行凈慧長老追思會，我也在會上回顧與長老30年的交誼，共同見證30多年佛教復興的艱難歷程。
我在復旦大學讀研究生階段，在《法音》發表了《日本新編〈大藏經索引〉介紹》(1984.1)和《天台宗止觀學說發展的歷史過程》(1985.5)，開始與主編凈慧長老有了文字上的交往。我畢業留校後，從1985年起連續擔任三期宗教幹部專修科班主任。這個班受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和上海市宗教事務局委託，我去北京聯繫工作時，就下榻在法源寺或者廣濟寺，有機會親近正果法師、傳印法師、凈慧法師、明哲法師、白光法師等長老，與一些中青年法師和居士也有更多的溝通。中國佛教協會教務部主任王新居士有個供休息的小屋，就在《法音》編輯部窗外，我有時也住在那間小屋，就更有機會與凈慧法師長談。從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佛教從廢墟逐漸走向復興。當時百廢待舉，無論是中國佛學院所在地法源寺，還是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廣濟寺，晚上辦公室都是燈光通明，那些剛從逆境中解放出來的法師，其為法忘軀的工作熱忱，強烈地感染著我。
當時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性質、地位和作用不明，理論界圍繞著宗教是否人民的鴉片有激烈的爭論。倒是氣功、特異功能在80年代成為顯學，佛教的書籍往往藉助人體科學的名義才得以公開出版。
1987年初，氣功師張寶勝在北京廣濟寺作特異功能表演。中國科協主席錢學森也多次致函中國佛協會長趙朴初，要求共同發掘佛教智慧，以探索人體科學的奧秘。對此凈慧法師是持保留態度的，他不贊成將氣功與佛學相提並論。我在中國佛學院向賈題韜老居士請教時，他也表示了類似的觀點。廣濟寺有濃厚的機關氛圍，法師們大多謹言慎行。郭元興老居士為人豪放不羈，也喜歡探究神秘文化。我80年代初在《人體特異功能研究》連載過三年相關譯文，經常與郭元興先生討論這類問題。有次郭先生把原國防科工委主任張震寰請到他房間，我們三人談了整整一上午，認為如果不突出佛教的主體性，僅僅在人體科學層面上，以土法煉鋼的方式涉及佛教的修鍊內容，民眾的信仰需求，很可能被附法外道所利用。1988年11月，中國氣功界近500人在青島舉行氣功與傳統理論研討會，試圖正本清源，以遏制住具有迷信色彩的偽科學。在青島會議上，我與時任湖南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吳立民先生同為佛道組召集人，吳老向我介紹建構湖南禪宗祖庭網路的設想，並邀請我帶領宗教專修科學員前往考察。
80年代的宗教理論界，正從鴉片論轉入適應論，並順應當時文化思想界的文化熱，於80年代末由趙朴初會長提出「宗教是一種文化」的論斷。凈慧法師作為《法音》主編，高度關注宗教學理論的發展，對宗教政策也拿捏得非常准。對於我這個後生晚輩不知天高地厚的談論，他更多的是傾聽。我當時談到許多大德高僧在公開談話或撰文時，往往提及道安法師「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其實道安最得意的弟子慧遠恰恰主張「沙門不敬王者」，應該把二者統一起來才對。法師聽了笑笑，不置可否。過了一會，在不經意間提及趙朴老高超的政策水平，在文字工作中對他的指導，往往有點石成金之效。比如當時有個文件提到佛教界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經趙朴老點撥，改為「不違背四項基本原則」。我有時提到寺院收門票和經懺佛事過濫的問題，凈慧法師從佛教剛從廢墟中緩慢復興的全局角度，耐心地向我解釋，一方面為了順應民眾的宗教需求，另一方面佛教在建設中也需要有經濟上的支持，隨著佛教事業的發展，這些現象一定會得到改觀。
凈慧法師對我指出的佛教「非宗教化、非學術化」時弊非常重視，並不止一次在中佛協的會上提到這個問題。同時，他對學術界有些談佛教與中國文化的書籍非常失望，說這些書能出版，是中國文化的恥辱。凈慧法師對學術的重視，對學者的尊重，是學術界公認的。但是，對於學術與信仰之間的張力，凈慧法師有非常清醒的認識，他認為學術研究不能淡化甚至傷害佛教徒的信仰。對於佛教界內有些大德的著作，他也坦誠地說到，這些書對佛教的傷害遠遠超過無神論者。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凈慧法師也親自撰寫學術論文。在如何看待敦煌文獻問題上，凈慧法師先後發表《關於慧能得法偈初探—兼論〈壇經〉的版本問題》和《關於慧能得法偈再探》，從義理辨析和文獻考證的角度，糾正了時人許多混亂的看法。法師認為敦煌文獻對佛學研究有重要參考作用，但敦煌本《壇經》也只是傳宗本之一，並非最初的原本，若以此否定南宗禪發源地的曹溪本，那就削足適履了。
1986年10月我到西安參加「隋唐佛教學術研討會」，路過北京。凈慧法師竭力安排我面見趙朴老，當時朴老說可以安排我與幾個青年書法家在一起吃飯時見面。因為時間緊張，我最終沒有去，法師就約我寫篇會議綜述，這就是發表在《法音》1987年第2期上的《大雁塔下的沉思》。過了二年後，我在1988年年底參加中國宗教學會第三屆全國會議時，凈慧法師陪我坐公交車去趙朴老家裡，我們有整整一個晚上的談話，對中國佛教發展談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趙朴老提到星雲法師將於1989年春率團來大陸探親弘法，問我們復旦大學可否邀請他來演講？我說既然是朴老出面邀請，我們當然隨喜。後來有八個學術單位聯合邀請星雲法師。星雲法師來大陸訪問，凈慧法師全程陪同。當時的場景和兩岸佛教的差距，對於凈慧法師提出生活禪理念，應該是很大的觸動。
我曾經提到，近代中國佛教有以圓瑛法師為代表的保守派、以太虛法師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虛雲法師為代表的清修派。當時海峽兩岸佛教會的領袖都是圓瑛系，這與政治和經濟環境有關。隨著佛教注重修證的主體性訴求涌流，虛雲一系將會發揮重要作用。正好1989年3、4月間，我應吳立民先生邀請要去湖南和江西禪宗叢林考察，凈慧法師借給我一本《虛雲和尚年譜》，告訴我一定要去當今的模範叢林雲居山參訪，去寺院前要先讀有關寺志和人物傳記，是謂「臥遊」也。這對我受益匪淺。我到了真如寺當晚，就在方丈室向一誠法師借了《雲居山志》研讀。在湖南考察期間，也根據凈慧法師的提示，從他中國佛學院的老同學戒圓法師處借閱了大量方誌材料。後來我向凈慧法師詳細談了湘贛考察的觀感，提及我在湖南省委統戰部彙報十天考察結果時，曾經直言不諱地指出：如果說古人尚且有「大唐國內無禪師」的感嘆，那麼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佛教的主體性和神聖性不足。這引起了吳老的深思，當時就說：「我們造業啊，現在受報應了！」吳老是黨政高官中罕見的對佛學有深刻研究的學者型人物，可謂當代的「裴休」。
凈慧法師告訴我，他受河北省黨政部門邀請，將去河北主持佛教協會工作，並向我出示了趙朴老為即將創刊的《禪》的題詞：「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我說他離開《法音》，將是對中國佛教思想文化建設的損失。他說還會兼顧《法音》的工作，特別強調：我們和尚的本行就是建寺安僧，寺院是佛教的根據地，離開了寺院，做什麼都會落空。從法師在河北、湖北修建一系列寺院的事業來看，真是如蛟龍入海，將他當年困厄中對中國佛教的思考，逐一落實到生活禪的實踐中，並總結出系統的理論。
1993年，法師打電話問我，即將創辦的禪學研究所起什麼名好？我脫口而出：趙州禪學研究所。他在電話中連聲說好：既突出了趙州祖庭的禪風，又超越了時空。後來有關方面說趙州是縣，而河北是省，故稱河北禪學研究所。其實名稱只是假名而已，重要的是凈慧法師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他當年的理想：「來參真際觀音院，何幸國師塔尚存。寂寂禪風千載後，庭前柏子待何人？」過了不久，凈慧法師電話邀請我為首屆生活禪夏令營授課，對象以大學生為主。我說：「您可真是打擦邊球的大師！這在當今中國佛教，是真正進入主流社會的創舉。」當年帶了選修我「佛教哲學」課的四位復旦同學參加夏令營，並作了《中國佛教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演講。同年，發表了二篇文章介紹夏令營的理念和意義：《趙州吃茶記——生活禪夏令營散記》(《佛教文化》1993.4)，《加強教團建設，提高自身素質——復旦大學哲學系王雷泉先生訪談錄》(《法音》1993.10)。第二屆夏令營我又帶一批複旦同學參加，並推薦社會學專業的本科生汲喆同學深入調研。汲喆後來在法國留學，他的博士論文有相當一部分內容來自生活禪夏令營10多年的田野資料。
第二屆夏令營之後，我對法師說：大學生到寺院，主要是體驗宗教生活，接受的是法師的開示，我們教外學者可以淡出了。第四屆夏令營是中國佛教協會和河北省佛教協會聯合舉辦，法師來電話邀請我再次參加。那年明海法師贈送我一份「大金沃州三千邑眾碑」的拓片，幾年後我用電腦資料庫對2000餘邑眾作社會分析，並對碑文做了標點和補闕，撰成《神聖化與世俗化——以「大金沃州三千邑眾碑」為例》，發表在《中國禪學》創刊號上。2002年我在第十屆生活禪夏令營即以此文演講，當時營員人手一本定價數十元的《中國禪學》，以至於當時主編吳言生大為咋舌：老和尚真是大手筆，你這一堂課就花費了好幾萬哪！
2007年，我應邀參加在黃梅四祖寺舉辦的禪文化夏令營。當時我們正在籌備成立復旦大學禪學會，我帶著幾位骨幹自備車子前往參學取經。參訪黃梅各個禪宗道場之後，作為天台宗的研究者，我很想參訪心儀已久的玉泉寺，結果凈慧法師親自帶我們驅車6小時參訪度門寺和玉泉寺。一路上法師與我談到南宗與北宗禪法不可偏廢，他自己也想閑下來閉關充電。只是為了報效家鄉，在自己禪宗道場還沒有完工的情況下，接受地方政府力請，承擔起玉泉寺的恢復修建工作。凈慧法師對中國佛教的復興有著強烈的使命感，但並無開疆拓土的企圖，玉泉寺修復後，完全交付天台宗傳人，並沒有派去自己的弟子。在這之後，我每年都帶著一些學生去黃梅夏令營，2011年8月還應法師之命，連續去二次授課。好幾次在老祖寺方丈茶室，面對滿目青山，我與老和尚品茗暢談中國佛教的組織化與社會化的課題。談及湖北省地方當局「打造大品牌，弘揚禪文化」的口號，老和尚爽朗地笑著說：他們打造他們的大品牌，我們弘揚我們的禪文化！
去年夏天我帶領數十名禪學會會員參訪黃梅叢林時，凈慧長老留著長須，滿臉疲憊，身體已經是很衰弱了。當時我還對長老說，希望有一段時間，准備好錄像機，好好地請法師談一生的坎坷經歷，總結這幾十年中國佛教發展的經驗教訓。老和尚笑笑：待緣吧。今年春接到長老最後一條生活禪語，我們已經凜然一驚，正商量著有空去看望長老，沒有想到竟成永別。長老的一生與中國佛教同命運，有困頓，有磨難。既承負著不堪回首的共業，又忍辱負重、鞠躬盡瘁，為中國佛教的鳳凰涅槃開拓新路。長老發揚光大了虛雲老和尚的傳統，為使中國佛教進入主流社會並向世界弘揚，貢獻了他後半生的全部心力。今年復旦禪學會到北京參學，凈慧長老在北京市區內建立的趙州茶館，是山林佛教與都市佛教結合的典範、佛教走出圍牆進入主流社會的創舉。我為這次參學的法源寺、廣化寺、趙州茶館和龍泉寺，擬了一條橫幅，就以此聯作為這篇紀念小文的結語：
法源廣化趙州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