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齊
齋田是寺院的一個基本生資來源，不過，並非佛教寺院經濟的唯一內容和形式。曾幾何時，佛教寺院還被允許從事一些商業經營。尤其是"長生庫"的經營，使佛教寺院經濟的經濟經營的程度加深。所謂"長生庫"即是以信眾布施的錢財為基金，而設置的一種信貸業務。也叫寺庫、質庫、解典庫、解庫，及無盡藏等。
事實上，寺院經濟其實很大程度一如世俗經濟，都是利益目的下的經營，因而利益之爭是常事。如唐武則天之女太平公主即曾於雍州"與僧寺爭碾磑"。所謂"碾硓"，即磨房，唐律中頗多涉及碾硓的律條，可見碾皚也是一個利潤高的營生。在宋元以降的佛教寺院中，碾硓跟長生庫一樣，是寺院經濟的重要內容。不過這些還屬於正常狀態下的經濟活動。在一些非常時期，鬻牒，即賣度牒，也是佛教經濟的一個非正常的經營內容，而且往往恰是應朝廷募集資金的要求，且多有發生。而這項交易的結果，一般是佛教或某派因此獲得拿了錢財一方政治力量的扶持。
當然，佛教寺院經濟中最基礎的經濟活動和經濟來源，是佛事活動。佛事活動是展示其宗教性的一個主要方面，同時也是有可能敗壞其宗教形象的一個直接方面。佛事活動之大者，是為國祝厘；通常的即是為百姓的宗教需求服務的經懺之類。但是，宗教性卻往往會在這類最頻繁發生的佛事活動中被消解，問題即由於經懺佛事往往流於寺僧掙錢牟利的營生。歷來朝廷若有佛教政策出台，必要有很重的篇幅來約束佛事活動。明太祖朱元璋甚至親自過問佛事活動的價目表。經營經懺的寺僧，一直都是既為社會所需，又為社會所鄙的一個部分。顯然，問題不出在經懺，而是一般的從事這類佛事活動的寺僧忽視或沒能力在宗教神聖性的問題上有較多的考慮，而確實是拿經懺作為營生。
由此見，佛教經濟的發展，有為滿足自身生存發展之基本需求而從事的因由，更有與世俗一般經濟一樣的目的，因而有與世俗社會政治經濟等扭結在一起的同構的部分。雖然這類通過接受施田以及經營長生庫等維持寺院經濟和佛教發展的經濟運行模式，仍然不外是在布施-功德的邏輯關系繞索上延伸。但是佛教經濟經營行之即久，神聖的宗教外衣往往裹不住經濟的世俗實質的膨脹，從而將宗教神聖性與世俗性間的張力加大，矛盾加深，從而引出諸多困擾，或者陷入困境。
雖然自北魏至五代都有來自朝廷的劇烈的減佛行動，且多由經濟問題引起，但作正面的義理解釋卻並不多。在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中，經濟義利是個弔詭的問題，一方面現實社會無處不有義利問題，一方面又冠冕堂皇地重復小人喻於利，君子喻於義的教條。佛教知識分子似乎也多不談經濟義利，也或許，這在佛教而言並不是矛盾的問題。不過，在南北朝和隋唐時期教派起伏整合的過程中，對於修行形式和實質之類的問題討論很多，比如落實在所謂權實等方面。菩薩道及方便行似乎也頗為受到推重。對於佛法與經濟問題議論得明確直接的是確立中國第一宗派天台宗的智者大師智頡。其在解釋《法華經》的幾種著作中，一再在所謂"自行之權實"，的義理意義上明確解釋"一切世間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的經義。即如"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治生產業中亦可得道。歷史地看，開權顯實的菩薩道，亦權亦實的方便行，似乎很得追捧，在隋唐間興起的佛教宗派大多都有相關解釋。在這個角度看，佛教經濟即佛教的治生產業，亦可看作和解釋為追求覺悟之道的一路修行方式。顯然，問題關鍵不在佛教產業發展與否，而在於佛教在治生產業這一路上所開之權與佛法之實是相即、還是相背。
如是觀之，一方面，就佛教自身觀之，中國佛教歷史上的佛教經濟理念和佛教經濟的實際運行，的確受社會環境的影響而發生很多變化。但是可接受的變化和調試，其實沒有在根源性上發生本質變化。佛教經濟模式，不外是在其基礎教義上不斷解決發展過程中自身悖論的不斷調試整合。而調試的尺度，則把握在其宗教神聖性與經濟世俗性的平衡性，以及義理解釋的合理性方面。
另一方面看，經濟就是經濟，所遵循的只可能是經濟的運行方式和規則。之所以稱作佛教經濟，即如同其他各種類型的經濟等，只是因為有其各自的特點而已。佛教經濟的特點就在於其是宗教經濟，是具有宗教特質的經濟。因而，體現了佛教宗教性特質的經濟，就是佛教經濟。不然，就難免會受到質疑。中國曆史上的佛教經濟事例也說明，淡化了宗教性的過於世俗和過於膨脹的佛教經濟，或者打著宗教幌子變質為世俗經營的所謂佛教經濟，往往就是致使佛門遭到指責乃至打擊的根本因由。
由以上所檢索之佛教的經濟理念和中國曆史上的佛教經濟，大致可見，佛教和相關佛教經濟的發展雖然與社會及環境息息相關，但作為一種宗教，其生存和發展的狀況，關鍵還在於其本質的宗教性的延續和發揚的如何。社會接受和認同的，仍然是其體現其宗教根本性質和普遍意義的方面。因而，其宗教神聖性和世俗性的平衡，應是佛教經濟運行和佛教經濟之合理性的重要平衡尺度。佛教與經濟，即佛教宗教性與經濟世俗性不斷調試平衡度的動態平衡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