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建福
佛教在中國流傳二千年，一靠一批知識階層人士孜孜不倦地深研教理，二靠一些王公貴族和平民百姓的刻意弘揚，於是才能流傳到今天。在鼎盛期的唐朝，佛教之所以能在民眾中廣為傳播，與俗講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所謂「俗講」，就是佛教經典及其有關內容的通俗化演講，是唐代寺院中普遍流行的一種特別的講經說法形式。俗講的對象，主要是俗處大眾，尤其是沒有文化或文化水平較低的人。其目的是直接向廣大聽眾宣傳佛教思想、普及佛教知識。形式上採用的是大眾喜聞樂見、生動活潑的說唱藝術，說與唱結合為一，說話、唱詞完全用當時流行的口語俚俗語和押韻文，通俗易懂，引人人勝，歌唱曲調婉轉而流暢，富於感染力，觸動聽眾感情。講唱者稱為俗講法師(講師、法師)、都講，所講唱話本，稱講經文，稱變文、俗文、講唱文、唱文，稱押座文。
俗講的程序，一般是先敲鍾集眾，眾人依次進入講堂，法師隨人升座。然後大眾合聲唱佛名禮拜。又有一僧舉聲唱梵贊，大眾唱和。其後唱押座文，再次開經、開贊、懺悔、讚歎、解釋經題、入經說緣喻、申讚歎、迴向發願。其中人經說緣喻，即是說經本文，本文與一般經疏相同，分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它的講說順序，先由都講唱一段經文，隨後由法師解釋此段經義，復以韻文吟唱。俗講的本文如果是經文，便稱其為講經文，如果俗講的本文是經典故事或民間故事，則所講為變文，變文亦說唱結合，散文、韻文相次而輔。
講經文是俗講話本的主要體裁，大致分散文與韻文二大部分，散文用科判方式分析全經結構，韻文以七言為主，間雜以三言、五言、六言，末尾總以「某某某某唱將來」的格式結束。內容以解釋、敷衍全經者為多。敦煌出現了很多這類作品，如《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妙法蓮花經講經文》、《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無常經講經文》、《父母恩重經講經文》等。
押座文，亦作押坐文。押，通壓，為鎮定、安靜義，座，即指在座聽眾，押座，即是正式開講之前梵唄贊唱以使聽眾鎮靜下來，收攝心意，專注聽講，與人話、引子等的作用相當。押座文的正本題某經押座文或某某押坐文，如敦煌發現的s．2440卷子之4、5題《溫室經講唱押座文》、《維摩經押座文》。押座文均為七言押韻文，文字較短，一般四句一偈，共約八至十幾偈。有的如《維摩經押座文》每偈後標有「佛子」的注文，最末注有「重述」二字，當是用來作白及提醒自己。最初二句或一偈是頂禮文，最末二句或一偈是用來引起下文或提醒聽眾的，如上文最末一首作：「不僅聽經求解脫，學佛修行能不能?能者虔恭合掌著，經題名目唱將來」。《溫室經講唱押座文》亦作：「能者恭敬合掌著，經題名字唱將來」。《三身押坐文》作：「既能來至道場中，定是願聞微妙法。樂者一心合掌著，經題名字唱將來」。《八指押坐文》作：「願聞法者合掌著，都講經題唱將來」。
變文是演繹佛經故事及有關內容而成的說唱體話本，其演繹的內容還包括中國歷史故事和民間故事。變，即是轉變、演繹、依經中故事為根據繪成圖畫，稱「變相」，依經中內容及其思想為根據而編成說唱之文，則是「變文」。變文的唱詞，一般是七言為主而間雜以三言，也有少數間雜以五言或六言的。變文的說詞，是長行散文白話，也有以當時的駢體文來寫人狀物的。其文從數十字經文而渲染誇張成為千數百字，體制宏偉，描寫活潑，詞藻華麗，想像豐富，為俗文學中的傑作。變文中也有隻是散文體的，但一般都帶伴唱音樂，唱詞中往往注有「平」、「側」、「斷」等字，可能是指唱時用平調、側調或斷調而言(周叔迦《法苑談叢》「佛教文化藝術」，中國佛教協會出版，1985年9月)。敦煌出土的俗講變文很多，其中比較流行的如《目連救母變文》、《降魔變文》、《維摩經變文》、《八相成道變文》及《舜子變》、《伍子胥變》、《王昭君變》、《孟姜女變》等。變文的出現，與六朝以來的佛教通俗的諷詠轉讀與唱導有關，是轉讀與唱導合流的結果。印度佛經有歌詠的「唄」，傳譯的漢文經典也有用梵律製成的曲調「轉讀」，而歌贊則另有「梵唄」，轉讀與梵唄同是有聲調的，但轉讀不入曲，而梵唄人曲。六朝以來佛經的轉讀與梵唄盛行，行其法者稱「經師」。同時另有一種「唱導」，以宣唱為業，有唱導專文，其內容以歌唱事緣為主，不同於詠經為主的經師。但至梁陳之世，經師與唱導合流為一，後來便出現了俗講式諷詠唱導。「在六朝的時候，佛教通俗既用轉讀與唱導兩種方式，當時轉讀是用原經文的，因為經典大都是六朝的翻譯，譯文與當時口語沒有多大距離。諷詠原文，一般士俗還可能了解。到了中唐以後，民間的口語有了轉變，諷詠原文是不能使人聽懂的。於是不得不將經文譯成唐代的俗語，這就成為『變文』了。佛經的體裁既然是長行與重頌兼用，自然在『變文』中也是散文與韻文兼用，而說唱同時了。在現在所發現的『變文』之中有的是演繹佛經的，有的是敘述中國歷史中故事的。但既同是在敦煌經卷中所發現，二者必然都是僧侶所慣用。……可以假定，那演繹佛經的變文是經師用的，那敘述史事的變文是唱導用的。經導二者既然在隋唐已經合流，當然二者是同時而不可缺一的東西了」(周叔迦「變文的起源」，《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下冊，中華書局，1991年1月)。
俗講在唐初即已出現。《續高僧傳·善伏傳》記載，貞觀三年(629)善伏在常州「日聽俗講，夕思佛義」(卷二十)。可知唐初俗講已流行於常州一帶，長安等地自然亦流行。據圓仁《人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的記載，直到中唐時俗講仍盛行於京師，且有敕令開講者。開成六年 (841)敕令於左、右街七寺開俗講，其中海岸法師開講《華嚴經》於資聖寺，齊高法師開講《涅般經》於菩提寺，體虛法師開講《法華經》於保壽寺，光影法師開講於景公寺，文漵法師開講於會昌寺。而在眾多法師中，「城中俗講，此法師(文漵)為第一」。文漵法師俗講之影響，據《因話錄》記載，說他「為聚眾禪說」，信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以為歌曲」(卷四)。
20世紀初，敦煌出土了很多俗講變文，說明除長安城以外，俗講已經流行到邊遠之地。五代時俗講還在流行，而至宋代便廢止不行了，但變文卻直接影響到後來小說、評話、寶卷、彈詞等文學體裁的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