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興與佛教
陳堅
「長安佛教」的特色之一就是「帝王佛教」，自漢代佛教傳入中國後，歷朝歷代以長安為都的帝王都與佛教有著不解之緣，我這里想說說十六國時期後秦皇帝姚興(355—416)的佛緣，說說姚興與佛教有關的那點事。如果有兩個機會同時放在我面前，一是去紐約看姚明打球，一是去長安聽姚興談佛，那我寧願選擇長安，選擇姚興。
姚興的性格中有某種文人的氣質，「姚興雖為羌人之後，但從小受到比較好的文化教育，雖處變亂中，學習不輟，不以兵難廢業」1，在他還是皇太子的時候，即使戎馬倥傯，也要忙裡偷閒與「舍人梁喜、洗馬范勖等講論經籍」2，姚興的這種文人氣質實際上就是其日後能得以全身心地接受佛教的良好根機，而且這也保證了姚興在當了皇帝之後不會以佛教徒的偏狹心態而是以文人的廣博胸懷來對待佛教，即沒有獨尊佛教而將佛教定為國教，「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姚興絕對不是一位『佞佛』的君主。他的眼界比較開闊，對儒學也很重視」3，如「天水姜龕、東平淳於岐、馮翊郭高等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赦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修已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4在當時一般的國民還受制於嚴格的人口管理而難有隨意走動的自由身的情況下，姚興對儒生網開一面，允許他們免簽證出入關卡，在後秦自由往來進行學術交流，有如此寬鬆的知識分子政策，儒風焉能不盛？後來，這種寬鬆的知識分子政策又被姚興如法炮製地延用於佛教沙門，隨即又造成了佛教在後秦的繁榮。
姚興的文人氣質以及後秦的浩蕩儒風使得當時的「長安佛教」與其說是宗教形態的還不如說是文化形態的，長安的這種文化形態的佛教在鳩摩羅什(344—413)來到長安後更是進一步達於極盛，因為「鳩摩羅什在長安，社會一流的人全都聚集長安」。5
鳩摩羅什是西域龜茲著名的佛教學者，在那個戰事頻仍的年代，他的命運也頗富戲劇性。382年，前秦苻堅派將軍呂光攻陷龜茲，俘獲了鳩摩羅什，在歸途中，呂光獲悉苻堅為東晉所敗，便占據涼州，自立後涼國為王，鳩摩羅什於是也就以俘虜的身份羈留涼州達16年之久，其間由於呂光對佛教不甚感興趣，他這樣的佛教人才居然只是被委以軍政諮詢之閑職而基本上無涉於佛教，直到「401年，後秦姚興出兵西伐呂涼，涼軍大敗，鳩摩羅什被邀進長安，受到國師般的禮遇。姚興是北方諸國中最有作為的帝王之一。他注意招人才，提倡儒學與佛學，一時長安集中了許多學者，成了北方文化重鎮，影響及於江南和西域、天竺。他請羅什入住逍遙園西明閣，組織了龐大的譯經集團和講經活動」6，並且經常親至逍遙園參與其事，「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於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會於理義。續出諸經並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托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台於中宮，沙門坐禪者恆有千數。州郡仕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7
呂光把鳩摩羅什「俘」到涼州，作為俘虜的鳩摩羅什一時「英雄無用武之地」，其卓越的佛教才華難見天日，他的落魄失意是可想而知的，幸虧不久來了個救星姚興，將他「邀」進長安，為他建立了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國家佛經譯場兼國家佛教講堂，「在姚興的支持下，鳩摩羅什譯出經、論三百餘卷」8，這才成就了後來彪炳千古的作為中國佛教史上「四大譯經家「之首的鳩摩羅什——一「俘」一「邀」之間，鳩摩羅什便從地獄升到了天堂！如果沒有姚興，鳩摩羅什恐怕只能默默無聞地老死涼州了。然而，當我們當代人在津津有味地閱讀署名「鳩摩羅什譯」的《金剛經》、《法華經》、《維摩詰經》、《阿彌陀經》等著名漢譯佛經時，又有多少人會想到姚興呢？許多人可能連姚興是誰都還不知道呢？畢竟姚興不是象李世民、朱元璋那樣的大皇帝，其國既小，國祚又短，一隅之國而已，可以說，姚興乃政治上的侏儒、佛教上的巨人。南朝的梁武帝(464—549)也差不多是這樣的皇帝，只是與姚興相比，「四次捨身同泰寺」的梁武帝頗有點「佞佛」的味道。
鳩摩羅什是第一個進入中國內地的大乘佛教空宗思想家。在鳩摩羅什來到長安之前，一般的中國人甚至佛教徒，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大都視佛教為神仙方術，對佛教的真意義並不了解，是鳩摩羅什在姚興支持下的大規模的譯經和講學活動使得印度佛教大乘空宗的思想漸漸在中國落地生根。在知識界，鳩摩羅什的高足僧肇對大乘空宗思想有最為系統的把握，他那由四篇論文構成的《肇論》就是明證；而在政界，姚興堪稱是其中學得最好的，因為他經常光顧逍遙園，有機會受鳩摩羅什耳提面命，焉能不「近水樓台先得月」？從姚興留下來的少量佛學言論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大乘佛教空宗思想的準確理解，如他在談到「般若」時說：
眾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恆以去著為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遣所寄，泛若不系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9
姚興將「般若」稱為「不住般若」，所謂「不住」即是不執著。在姚興看來，既不著有，又不著空，「若不系之舟，無所倚薄，」這就是「般若」的含義。姚興對「般若」的這種理解顯然是十分到位的。姚興由於對佛學有精到的理解，所以也經常受邀(也許是毛遂自薦、自告奮勇)參與鳩摩羅什的譯經活動，並且他身邊的那些官僚大臣也都喜歡向他討教佛學問題(安成侯姚嵩甚至還就「佛義」正式表奏姚興10)，他則來者不拒，樂於耐心地幫他們答疑解惑，儼然以佛學專家自居。不過，從整個中國佛教史上看，姚興真還有居功自傲的資本，因為，如果說中國佛教思想的主流是大乘空宗(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除唯識宗以外的七大宗派都屬於大乘空宗)，那麼這個主流的源頭就是從西域來到長安的鳩摩羅什，而鳩摩羅什又是姚興請來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是姚興才開啟了中國佛教大乘空宗這一主流。
姚興不但在佛學理論上頗有造詣，而且由於對佛學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信佛而不佞佛，所以在生活中也是一位標準的正信佛教徒，他曾「下書禁百姓造錦繍及淫祀」11，也就是不許百姓舉錦繍、抬豬羊到廟裡求神拜佛搞迷信活動，同時他還因為信仰佛教的緣故，經常舉行大赦，以顯示其慈悲之佛心，而最能說明其慈悲之佛心的還是下面這件事：「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乃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暗，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回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12姚興出門遊玩，回來晚了，守門人王滿聰因天昏暗看不清他的真實面貌而攔著不讓進，姚興也隨緣不生氣，改從另門而入，並且第二天還因為王滿聰的負責任表現而提拔了他。
1王亞榮《長安佛教史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4頁。
3王亞榮《長安佛教史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4頁。相比之下，十六國其他許多國王，如後趙的石勒(274—333)、前秦的苻堅(338—385)等，似乎都有「佞佛」之嫌，不妨參見杜繼文《佛教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38—145頁。
4《晉書》第117卷，第2979頁。
5印普《佛教學院的出路——在華東地區佛教教育思談會上的發言》，載《靈山海會》2009年第1期，第39頁。
6杜繼文《佛教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46頁。
7《晉書》第117卷，第2984—2985頁。
8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中華書局1981年6月版，第1冊，第134頁。
9同上，第135頁。
10同上，第137—139頁。
11《晉書》第117卷，第2978頁。
12同上，第299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