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格義」
(韓廷傑(杭州))
一般來說，中國的佛經翻譯分為三個時期：鳩摩羅什以前稱為古譯，羅什以後至唐玄奘時代稱為舊譯，玄奘法師以後稱為新譯。「格義」出現於古譯時期。
這一時期的佛經翻譯，主要在民間進行，還沒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主要靠富人贊助。如竺法護翻譯《正法華經》的時候，得到竺德成、竺文盛、嚴威伯、續文承、趙叔初、張文龍、陳長玄的贊助。支讖翻譯《道行經》的時候，得到孫和、周提立的贊助。此時的佛經翻譯，純屬個人行為，沒有梵本作底本，全靠印度僧人背誦，由另一個人譯為漢語，稱為度語。收另一個人記錄下來，稱為筆受，最後再進行修飾，《阿含口解》即屬此類。
此時的譯經，沒有任何規劃，印度僧人能背多少就譯多少，迂殘出殘，迂全出全。印僧很難把大部頭佛經全部背下來，只能背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此時的譯經多為長經的節譯本，如安世高翻譯的《百六十品經》選自《增一阿含》，《十報經》選自《長阿含》，《八正道經》選自《雜阿含》，《本相猗致經》選自《中阿含》。
此時的譯語還未成熟，如將佛陀譯為浮屠，將沙門譯為桑門，將維摩詰譯為無垢稱，將「如是我聞」譯為「聞如是」等。
因為當時的譯經師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們深信歪曲佛法要下地獄，所以此時的譯經方式都採取很拘謹的直譯方式，音譯也很多。使人很難看懂，所以三國時的支謙和康僧會主張盡量採取意譯，盡量減少音譯，還主張對譯文加以修飾，使文字漂亮一些。此時又產生另一種傾向，刪減太多，不能把經文內容完整地表達出來，竺法護又予糾正。
佛教是外來的宗教，剛傳入中國時，中國人很難理解。為了讓中國人理解佛教，為了適應中國情況，譯經師往往用中國原有的名詞概念比附佛教，這就是「格義」。《出三藏記集》卷一，長安叡法師著《喻疑》稱：「漢末魏初，廣陵、彭城二相出家，並能任持大照，尋味之賢，始有講次。而恢之以格義，迂之以配說。」可見格義起源於漢末魏初。
譯經師唯恐中國人看不懂，邊譯邊注，安世高翻譯的《安般守意經》即屬此類。安世高翻譯的《陰持入經》用「無為」比附「泥曰」(涅槃)，《分別善惡所起經》所說的「篤信守一」很像是《老子》的「聖人抱一」。支婁迦讖和支謙都把《般若經》中的《真如品》譯為《本無品》，顯然是迎合老莊哲學的「以無為本」思想。支婁迦讖翻譯的《般若道行經》，支謙重譯時改名為《大明度無極經》，把「般若」改為「明」，也是迎用了道家術語。
竺法雅是格義的代表人物，《高僧傳》卷四本傳說他「少善外學，長通佛義。」這就為其格義創造了有利條件。又說「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及毗浮、曇相等，以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彩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湊疑經要。」
此中「事數」即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等帶數釋複合詞。眾本段引文可以看出，當時使用「格義」的，除法雅以外，還有法朗、毗浮、曇相、道安、法汰等，他們用「格義」方法教育自己的學生。除教內法師以外，使用「格義」的還有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七人。他們的生活年代是曹魏正始年間(240－249)，因為對政局不滿，隱居竹林，清談玄學，特別探求道家的「無」，以老莊理論接納佛教。
當時有些高僧已經認識到，這種辦法難以表達佛教真義，很容易歪曲佛教義理，如《出三藏記集》卷八僧叡著《毗摩羅詰提經疏序》稱：「自慧風東扇，法言流詠已來，雖曰講肆格義，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此中談「六家」，即東晉時期專講般若學說的六大家：本無宗、即色宗、心無宗、識含宗、幻化宗、緣會宗。說明東晉時的七宗，已經認識到「格義」方式容易損傷佛教本義，所以說法時不採納這種方式。
道安、支遁等曾利用「庄老三玄」等詞句解佛教義理，後來發現這種方法難以表達佛教本義。道安與僧光在飛龍山的一段對話，表達他對「格義」的看法。「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竟鳴，何先何後。」道安已經認識到「格義」的危害，但他並沒有徹底廢除「格義」，當他教育弟子時，只許慧遠使用「格義」。因為慧遠既通「內學」，又善老莊。他利用《莊子》的話解釋佛教的「實相義」。真正廢除「格義」的是鳩摩羅什。
北魏時期(386－534)的曇靖和尚偽造了一部《提謂波利經》，《出三藏記集》卷五《新集疑經偽撰雜錄》記載如下：「《提謂波利經》二卷，舊別有《提謂經》一卷。右一部，宋孝武帝時，北國比丘曇靖撰。」(中華書局點校本，第225頁)此中「宋孝武帝時」即454－464年。
該經已佚，諸書引用甚多，從中可窺其大意。佛成道後去鹿野苑，途中為提謂、波利等五百商人講五戒、十善等。在此繼續利用「格義」，雜有中國五行說，並用五常比附五戒。天台宗創始人智顗(538－597)繼承《提謂波利經》的傳統，再次利用「格義」，其著作《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卷二稱：「提謂波利等問佛，何不為我說四大戒？佛答：五者天下之大數，在天為五星，在地為五嶽，在人為五臟，在陰陽為五行，在王為五帝，在世為五德，在色為五色，在法為五戒。以不殺配東方，東方是木，木主於仁，仁以養生為義；不盜配北方，北方是水，水主於智，智者不盜為義；不邪淫配西方，西方是金，金主於義，有義者不邪淫；不飲酒配南方，南方是火，火主於禮，禮防於失也；以不妄語配中央，中央是土，土主於信，妄語之人乖角兩頭，不契中正，中正以不偏乖為義也。」智顗在此用五星、五嶽、五臟、五行、五帝、五德、五色、五常配五戒，顯然是利用了「格義」。
應當承認，「格義」這種譯經方式，在佛教初傳中國時，對於弘法起過積極的作用，但仔細推敲起來，又不確切。直至今天，某些法師在通俗弘法時，也在利用「格義」，這隻能使居士們了解佛法的大概含義。對於有相當佛學基礎的居士弘法，應當使用純粹的佛教語言。只有這樣，才能弘揚正信佛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