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未傳人中國之前，在印度已有了幾百年的發展歷史。隨著佛教在印度的展開，其佛學思想也呈現出階段性的變化，從原始佛學、部派佛學，再至大乘佛學，最後出現了與印度教相融合的密教思想。不同時期的佛學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它們都對中國佛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大乘佛學，成為中國漢藏兩地佛學理論的思想基礎。佛教傳人中國以後，在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廣袤土地上，受不同文化傳統和社會習俗的影響，逐漸形成了漢地佛教、藏傳佛教和雲南上座部佛教這三大系，它們都是印度佛教中國化的產物，都具有中華民族文化的特色。
中國佛學是印度佛學中國化的產物。印度佛學自傳人中國起，就不斷地調整自己，發展自己，甚至改變著自己，以求適應中國社會文化的需要，最終在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相互協調中演變發展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表現出中華民族傳統精神風貌與理論特色的「中國化的佛學」。這種「中國化的佛學」，既不是對印度佛學的照搬照抄，也不是對印度佛學基本精神的違背，而是在佛教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基礎上，在探討並解決中國社會人生的各種問題中，吸收了中國傳統的思想內容和方法，在適應中土需要的過程中對印度佛學有所發展，有所創新，並以中國化的語言和方式表達出來的佛學。
就佛學與漢文化的關系而言，印度佛學的中國化大致可以概括為方術靈神化、儒學化和老莊玄學化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雖相互聯系、並存並進，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思想體系中又各有側重。它們從不同的方面促進了佛學中國化全面而深入的展開。
佛學的方術靈神化主要通過對中土黃老神仙方術的依附和對靈魂不死、鬼神崇拜等觀念的融合吸收而消弭著印度佛教與中國傳統宗教觀念的距離，為廣大民眾接受佛教打開了方便之門。佛學的儒學化則為統治者和上層貴族階層以及文化士人接受佛教進一步創造了條件。因為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流，也是漢代以來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長期佔主導地位的思想意識形態。佛學通過對儒家倫理名教的妥協與調和，通過對儒家人文精神和心性學說的融合吸收，不僅溝通了世間法和出世間法的聯系，也為中國佛教的社會倫理品格和心性學說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佛學的老莊玄學化表現在中國佛教藉助老莊道家的抽象玄思和魏晉玄學的名相概念來闡發佛理，在使佛學不斷地加深與中國思辨哲學交融的同時，使佛學一步步登上了中國學術思想的舞台。值得注意的是，佛學通過對道家自然人生論的會通而孕育的「自在解脫」的逍遙精神，贏得了許多文人士大夫的青睞，以至於在唐中期以後，士大夫出入佛老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文化現象。正是通過種種不同的途徑與方式，印度佛學漸漸地走人了中國文化，並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表現出不同的中國化特色。
縱觀歷史，佛學在漢族地區的中國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重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佛教初傳到兩晉時期。這個階段的佛學主要依附於傳統思想，並在與傳統思想文化的交融中逐步得到發展。具體地說，漢代的佛學主要依附神仙方術，魏晉時則主要依附玄學。佛教般若學派「六家七宗」的出現，既是玄學影響的結果，也是佛學企圖擺脫對玄學的依附而建立自己思想體系的嘗試。鳩摩羅什來華譯出諸多佛教經論，使這種企圖成為可能。僧肇在批判玄佛合流的基礎上創建的較為完整的中國化的佛學體系，標誌著魏晉玄佛合流的終結，並開了中國化佛學自成體系的相對獨立發展的先河，把佛學的中國化推向了新的階段。
佛學中國化的第二個階段是從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時期，中國化佛學走上了相對獨立發展的道路，呈現出鼎盛興旺的局面。南北朝佛教學派的林立和寺院經濟的發展，為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奠定了理論和經濟基礎。隋唐時期天台、華嚴和禪宗等中國化佛學體系的出現，則標誌著佛學中國化的基本完成。
佛學的中國化在人宋以後，進入了第三個階段。這一時期，中國化的佛學在由盛而衰中持續發展，表現出了許多不同於以往的新特點。佛學一方面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了中國思想文化的各個方面，成為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隨著其自身理論精華逐漸被宋明理學所吸收而在理論上少有創新，陷入停滯。由於禪宗與凈土宗的相對盛行，在佛學上也表現出了教禪合一和禪凈融合的趨勢。明清時期，居士佛學的興起和佛學研究團體的出現，為中國近代佛學的復興奠定了基礎。近代中國的社會現實，為佛學的復興提供了重要契機，而佛教復興運動中出現的種種革新思潮，特別是「人間佛教」思想的出現，則為近現代佛學的發展注人了新的生機。
需要指出的是，佛學的中國化過程是佛學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互影響的過程。佛學一方面在中印文化的碰撞和沖突中主動依附迎合傳統思想文化，並對其積極融合吸收，有時甚至不惜改變自己的某些特性或面貌以適應中國社會文化環境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又以獨特的形式和內容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充實和豐富了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外來佛學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為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而不斷改變自己，傳統文化也在外來佛學的影響下不斷發生變化。這兩方面緊密聯系、相互交織，構成了文化雙向互動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