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廣錩
1984年秋天起，我跟從任繼愈先生攻讀博士學位。先生給我的任務是通讀敦煌遺書，搞清楚哪些佛教文獻是大藏經中不收的，整理後收入新編的《中華大藏經》。先生並要求我在閱讀敦煌遺書的過程中，注意敦煌佛教的特點，爭取寫出一部《敦煌佛教史》。
從1984年下半年到1987年底，三年多的的時間裡，我基本沉在敦煌遺書與大藏經中。開始是一號一號地閱讀敦煌遺書，越讀越茫然。見目不見林，自然難免會墜入五里霧中。心裡著急，怎麼辦呢？當時我還是敦煌遺書「避難說」的信奉者。我想，既然這批遺書是敦煌僧人在遭遇危險時寶藏的典籍，想必會把有關目錄也收藏在一起。如果能夠把這個目錄找到，就可以掌握敦煌遺書的全貌。這時再來清理其中到底哪些典籍未入藏，就可以事半功倍。於是我開始注意收集與研究敦煌遺書中保存的那些各式各樣的佛經目錄。
不知不覺，窗外的樹葉掉了又綠，綠了又掉。日語形容時間過的快，有一個詞，叫「ぁとぃぅ間に」，就是眼睛一霎的意思。我也是「ぁとぃぅ間に」竟然到了1987年底。按規定，博士的學習年限為三年，同期進校的同學，已經一個個通過論文答辯，畢業了。而我還沉在敦煌遺書與大藏經中，不知春夏秋冬。這時開始著急自己的論文。寫什麼呢？寫敦煌佛教史？自己覺得還沒有能夠真正把握敦煌佛教的特點。寫敦煌遺書中哪些典籍未為大藏經所收？但這個工作工程量之大，遠遠超出想像。再給我十年，也未必能夠拉出一張完整的清單。想來想去，還是以敦煌遺書中的佛經目錄為對象最合適。因為三年來，我已經收羅了一大批此種目錄。並通過研究，發現了一系列問題，可以補前人的缺漏或發前人之未見。其中有些問題，在大藏經發展史上應該說還是相當重要的。於是在得到先生同意後，將論文題目暫定為《敦煌遺書佛教經錄研究》。敦煌遺書中的佛教經錄，總數有300多號，比較龐雜。其中有些有較大的研究價值，有些則屬一般。我最初的設想，就是對這些經錄分類研究，寫出一篇篇的專題報告。這樣組成的博士論文，也就是一本關於敦煌佛教經錄研究的專題論文集。但在我先後向黃心川先生與季羨林先生彙報我的論文設想時，受到他們的批評。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出，博士論文應該是一本專著，一個整體，不能是一個專題論文集。要求我必須用一根主線將全書貫穿起來。但如何把這些龐雜的經錄纂為一個整體，實在是一個難題。考慮到敦煌遺書及其保存的經錄集中反映了我國古代寫本大藏經的情況，所以決定捨棄經錄中那些與大藏經關係不密切的內容，集中論述古代寫本大藏經。而由於敦煌遺書及其保存的經錄主要反映的是八——十世紀的大藏經面貌，於是經任先生同意，把論文題目改為前述《八——十世紀的中國漢文寫本大藏經》。
論文的寫作與答辯都很順利。答辯委員會對論文給與較高的評價。1991年3月，論文初版。出版時，新增了關於「皇家的干預和大藏的形成」的內容，並把《〈開元錄入藏錄〉復原擬目》作為附錄，附在書後。由於該論文實際反映了佛教大藏經的一段形成史，所以出版時將名稱改為《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
坦率地說，本來我以為像這樣過於專門的書是不會有人看的。我曾經說，對這本書感興趣的，大概不會超過20人。但是沒有想到，海外，特別是日本學術界對本書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初版3000多本，也很快脫銷。其後，不斷有人向我打聽何處可以買到此書，也有出版社表示願意重印。但我一直拒絕原樣重印。主要原因是初版倉促，校對疏忽，錯誤甚多。其後，隨著時間的流馳，我對書中的某些觀點開始不滿；對某些部分，則因新資料的出現，覺得應該增補；對某些以前沒有講透或沒有涉及的地方，覺得應該補充。這樣，我就更加不願意將本書匆忙再印。在拙作《敦煌學佛教學論叢》(香港中國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8月)的後記中，我寫過這樣一段話：
魯迅先生曾說他是「不悔少作」，那當然由於他的文章都是千錘百鍊，以至字字如金。我則深感寫文章也是一種「遺憾的藝術」。常常是文章剛寫完時，自己覺得在文章中提出了或解決了一個或幾個問題，既輕松，又自得。但後來就覺得不滿意，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及新資料的發現，不滿意的程度越來越深，有時甚至覺得無地自容。所以我總不放過可能的修改機會，以免謬種害人。
此次借收入博士文庫的機會，對本書作了如下一些修訂增補。一、增補了「北新876號研究」、「俄藏《大乘入藏錄卷上》研究」兩部分。增補了一批敦煌遺書，散於全書各處。二、不少章節有重大修改，如導言等；有些章節則全部推倒重寫，如「《沙州乞經狀》研究」、「禪藏」等。三、將原附錄一《吐蕃統治時期敦煌龍興寺藏經目錄》、附錄二「敦煌遺書伯3010號錄文」分別安置在相關的研究之後，便於對照閱讀。四、對全書文字作了訂正，並核對了引文。在觀點方面，原書主張從《開元錄》撰成到北宋刊刻《開寶藏》為寫本藏經的全國統一化階段。增訂本則改為從會昌廢佛到《開寶藏》為寫本藏經的全國統一化階段。其實，這個觀點我早已改變，並寫在前此發表的一些書籍與論文中。除了這個比較重大的觀點改變外，增訂本與原書在觀點上沒有重大出入。只是有些問題以前沒有展開論述，或者只是略微點題，而這次論述得更加充分一點。比如為了強調了信仰性佛教對大藏經類型變化的影響，特別加入「俄藏《大乘入藏錄卷上》研究」部分。從總體看，這次增補修訂的量是比較大的。按照有關規定，修訂超過30%算新書，本書自然也可以算是新書了。
雖則如此，我對這個增訂本仍然是很不滿意的。首先，寫本藏經的發展包括四個階段，10多年以前未能把這四個階段敘述完整；10多年以後還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實在有點無法交待。其次，就寫本藏經的結構演化而言，並非到《開元錄》就完成了。《開元錄》以後，寫本藏經的結構在細部仍有調整。包括《開元錄入藏錄》已收部分、《開元錄入藏錄》未收部分等，都在不斷的調整中。這也是寫本藏經形成不同系統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書對此沒有涉及。再次，園照的《續開元錄》在大藏經形成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本書沒有給與它必要的篇幅。第四，《廣品歷章》、《慧琳音義》、《可洪音義》實際都是現前藏經的目錄，對上述三部資料的個案研究，可以勾勒當時寫本藏經的全貌。但本書對此付之闕如。第五，寫本藏經與刻本藏經是怎樣銜接的？具體地講，《開寶藏》利用四川的一部什麼樣的寫本藏經刻成？《契丹藏》是依據詮明(又名詮曉)主持編纂的一部寫本藏經刻成。這部寫本藏經的基本特點是什麼？而南方的《崇寧藏》、《毗盧藏》又是依據一部什麼樣的寫本藏經刻成？北方、中原、南方三個系統的寫本藏經，為什麼唯有北方系與《開元錄入藏錄》相符合？除了上述反映在刻本藏經中的三個系統之外，當時是否還存在其他類型的大藏經？這些問題，本書都沒有涉及。第六，《開寶藏》刊成後，寫本藏經並沒有馬上滅絕，而是在相當長時間內與刻本藏經共同流通。大體是北宋是寫本、刻本共同流通期，以寫本為主。南宋起寫本逐漸湮沒，刻本取代寫本。因此，北宋時期是我國寫本藏經十分興盛的時期，所修造的寫本藏經精美絕倫。至今保存的《金粟山大藏經》、《法喜寺大藏經》、《大和寧國大藏經》等多部北宋寫本藏經零本為我們提供了實物證據。但本書對這個問題也沒有涉及。因此，且不說增訂本中必然會存在的疏漏、筆誤、誤植等等，僅上述六大問題，就說明增訂本還要再增訂。
應該說，上述問題，絕大部分都是我在10多年前撰寫博士論文時已經意識到的，資料收集在當時也已經完成。但當時不願意把博士課程的學習拖到第五年，想趕快完成論文，趕快畢業。便把上述問題放下，准備以後再作增補。沒有想到一放就是10多年，至今沒有機會重新回到這個課題上。我希望在完成了我現在正在進行的《敦煌遺書總目錄》之後，能夠重新寫一本完整的《寫本大藏經史》。
本書的修訂量這麼大，也帶來一個問題。因為按照博士文庫編纂者的設想，希望收入博士文庫的論文能夠原樣不動，盡量保存一份歷史的真實。這說明博士文庫的編纂者具有為歷史負責的卓見，自然是值得稱道的。但我想，博士文庫除了有保存歷史資料的功能外，畢竟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傳播知識的媒介。而傳播的知識，自然以盡量準確為好。如果作者本人都認為錯了，還原封不動地把那錯誤知識傳播出去，那未免既不對讀者負責，也不對自己負責。但是，如果修改而不加說明地重新出版，就是不對歷史負責。如何跳出這個兩難的怪圈呢？我的辦法是兩條：第一，在這篇《增訂本自序》中說明我的寫作原委與修訂概要。第二，告訴大家兩個信息：我的博士論文的1988年油印原版本，分別保存在國家圖書館博士論文收藏庫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圖書館兩處。本書的初版本，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有些圖書館有收藏。如果那位先生有興趣，想看看油印本與初版本如何錯誤百出，可以找來覆按。
本書1991年出版前，德國華裔學志社的彌維禮先生表示要將本書翻譯為英文，作為華裔學志叢書之一介紹給西方的讀者，並正式開始著手翻譯。應他的要求，我寫了一篇《英譯本自序》，內容主要是向西方讀者簡要介紹漢文大藏經的重要價值。本書初版時，我把這篇序言也附在卷首。但後來彌維禮先生工作發生變化，離華回國，本書的翻譯也就中止了。幾年前我遇見他，他表示如果有可能，他還是想把這個工作做完。但到底是否能夠如願，他也沒有把握。所以，本書的英文本實際並不存在。曾有先生看到本書卷首所附《英譯本自序》，以為本書的英譯本已經出版，這是一個誤解。在此，我有責任說明情況。這次的增訂本應將該《英譯本自序》刪除，以免再造成誤解。但敝帚自珍，還是作為一種歷史紀錄，附在這里吧。
方廣錩
2000年12月19日於太陽宮寓所
附：英譯本自序
在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世界三大宗教中，佛教的典籍最為浩瀚。佛教徒認為：「論益物深，無過於法。何者？法是佛母，佛從法生。三世如來皆供養法。故《勝天王般若經》雲：『若供養法，即供養佛』。是知法教津流，乃傳萬代。」[1]佛教典籍因是佛法的結集與代表，所以受到佛教徒的高度重視，他們歷代把搜集、翻譯、整理、傳寫、供養佛教典籍當作一件大事，從而促使各種類形的大藏經得以形成。
現在尚流傳於世界、且自成體系的佛教大藏經主要有三種：南傳巴利語三藏；漢文大藏經；藏文甘殊爾、丹殊爾。梵文佛典雖仍有留存，且近年來不斷有新的梵文佛典被發現，但大抵均為單部殘頁。雖然它的研究價值不能低估，但畢竟已不足成為完整的大藏。另外，中國還保存有完整的傣文大藏經、蒙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出土不少殘缺不全的西夏文大藏經，但上述佛藏基本是從前述三種主要的佛藏轉譯的。因此，巴利語三藏、漢文大藏經及藏文甘殊爾、丹殊爾等三種佛藏在佛教研究中的意義和價值是不言自明的。
就上述三種主要的佛藏而言，漢文大藏經所收經籍的數量最多，其經籍所涉及的時代跨度最大，地區涵蓋面最廣，所包容的佛教派別也最多。因此，巴利語及藏文佛藏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的研究價值，漢文大藏經的價值顯然更值得人們重視。
近代以來，西方的佛教學者大抵沿著巴利語佛典——梵文佛典——藏文佛典這麼一條路線來展開佛教研究，從事漢文佛典研究的人相對來說較少，這種情況與漢文佛典本身的價值相比很不相稱。所以形成這麼一種局面，除了其它種種原因外，語言的障礙及對漢文大藏經及其價值不甚了解，大約也是重要因素。現在，有的學者已開始注意到這一問題，中外都有學者在呼籲並從事漢文佛典的英譯工作。我深信，更多的人會越來越認識到漢文佛典的重要價值，從而對它展開深入的研究，而漢文大藏經也會在這一過程中，為人類文化的重建與發展作出它應有的貢獻。
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的佛教研究工作者，我既為祖先留下的這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而自豪，同時也油然產生一種責任感，這就是我們應該認認真真地做好搜集、整理、校勘、研究等一系列基礎性工作，使後來的使用者能得到一份完整、可靠、實用、科學的資料。在這一方面，我們的確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自從1984年我跟從任繼愈教授攻讀博士學位以來，在導師的安排、指導下，一直在從事漢文佛教文獻的整理及佛教文獻學、大藏經史的研究。本書的基礎即是我的博士論文。承北京師范大學客座教授彌維禮博士美意，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將此書譯為英文，把它作為華裔學志叢書之一介紹給西方的同行們。在此，我對他辛勤的勞動表示衷心的謝意。幾百年前，利瑪竇等西方學者曾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傑出的貢獻，中國人民至今紀念他們。今天，賴有彌維禮博士這麼一批對中國文化抱有深厚感情的學者默默地但卓有成效地向西方介紹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以進一步溝通雙方的聯繫和了解。他們的工作是十分有意義的，中國人民同樣不會忘記他們。如果本書對西方讀者了解中國大藏經有所幫助，並進而對研究大藏經產生興趣，筆者將感到無比欣慰。
方廣錩
1990年5月11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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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正藏》，第49卷第120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