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廣錩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上編，以下簡稱《中華藏》)，1982年在當時的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支持下立項起步，由任繼愈先生主持，組成《中華藏》編輯局進行編輯，1994年編輯工作完成。該書由中華書局出版，1997年出版工作完成。全106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編輯出版史上，這可算是一個屈指可數的重大工程。先後獲得全國古籍整理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榮譽獎、國家圖書獎榮譽獎。
漢傳佛教在中國醞釀成熟，流遍東亞。近代以來，日本於上世紀20年代編輯的《大正新修大正藏》被當作漢傳佛教大藏經的代表，得到世界普遍的承認。因此，編纂一部高水平的漢文大藏經，便成為中國佛教界、研究界百年來的夢想。上世紀20年代以來，不少仁人志士為現實這一夢想而努力奮鬥。
承載著百年的夢想，任繼愈先生主持的這部《中華藏》，作為由國家立項的重大課題，從一開始就受到各方面的關注。各方面的人士，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對這部大藏經的編纂，都曾經提出自己的設想。面對這一局面，《中華藏》編輯局當時的方針是：不坐而論道(即不爭論)，不成立編委會，不受各種議論的干擾，把事情做出來。這一方針的結果是：經過13年的努力，《中華藏》(上編)106冊編輯完成；13年中，也時常聽到對於《中華藏》的各種議論。在這些議論中，褒獎的議論在此暫且不論；批評的意見主要有兩條：一為百衲本；一為使用不便。
當筆者撰寫這篇文章時，距《中華藏》的編輯完成已經11年，距它的全部出版，也已經7年。雖然不能說什麼「蓋棺定論」，但拉開一定的時間段，站到今天的立場上回顧《中華藏》，我們的評論可以更加客觀一點。
評論《中華藏》，可以從各個角度去進行，本文主要想把它放在漢文大藏經史的背景中來考察。
漢文大藏經從形成到如今，大體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寫本時期、刻本時期、近現代印刷本時期與數碼化時期。目前，我們正處在近現代印刷本時期與數碼化時期交替的過程中。《中華藏》則屬於近現代印刷本時期的藏經。
近現代印刷本時期的藏經，按其採用的方式不同，可分為排印與影印兩種。
屬於排印的，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鉛印，即用鉛活字排版，做成紙型，然後印刷。用這種方式印刷的藏經，日本先後有《弘教藏》、《大日本大藏經》、《大日本續藏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等，中國則有《頻伽藏》與《普慧藏》等。另一類是激光照排，即計算機錄入，激光製版，然後印刷。用這種方式印刷的藏經，中國有《文殊大藏經》(中途夭折)、《佛光大藏經》(正在進行)。鉛印與激光照排，雖然方式不同，科技含量不同，但都要全部重新植字(錄入)，然後印刷，就藏經形態而言，兩者並無本質差異。
排印本藏經文字清晰，裝幀實用，信息量大。特別應該提出的是，排印本藏經的出現，與近現代佛教學術研究的興起基本同步。由此新編的藏經，學術含量高。這不但體現在獨具一格的分類體系，也體現在校勘、斷句標點等方面。其方便、實用與科學，遠遠超過古代的木刻本。因此，問世不久，便以其無可辯駁的優勢，淘汰掉古代的刻本藏經。不過，排印本需要大規模植字。校對精細的，仍難免疏漏百出；校對粗疏的，則魚魯之訛，不忍卒讀。日本《大正藏》號稱水平最高，按照最近的研究，其植字錯誤至少達萬分之十幾，大大超過萬分之三的一般要求。按照中國目前的通行標準，它肯定上不了優秀圖書的參評線。
屬於影印本者，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單純影印本，即不改變原底本的編排，單純影印。如近年影印的《明北藏》、《清龍藏》、《頻伽藏》等。這些影印本可視為原藏經的一種重印本。另一類是重編影印本，即改變了原底本的編排，按照新的體例重新編排所收經典，如《中華藏》。這種影印本實際上已經與原底本脫節，形成新的藏經。
今天，古代刻本藏經基本上已經成為文物，單純影印本使它們化身百千，既可以滿足寺院供養法寶的需求，也可以讓更多的人一睹它的真面目；相對於排印本藏經的大量植字錯誤，單純影印本為我們提供了可信的核對依據；單純影印本還保留了刻本藏經的原始形態，大大方便了刻本藏經研究者的工作；加之影印本改用現代裝幀，使用方便。如此種種，都是單純影印本受到人們歡迎的原因。
但是，單純影印本均以古代某一特定刻本藏經為底本，而囿於各種原因，古代刻本藏經的收經範圍都有不足。此外，古代刻本藏經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各種錯謬，而上述單純影印本的操作者大抵著眼於經濟效益，並沒有做校勘之類費錢吃力的工作。有些單純影印本在印刷過程中曾作修版、補版，而又不予以說明，從而損害了它的可信度。凡此種種，又不免降低了這些影印本的價值。
而《中華藏》這樣的重編影印本，與排印本相比，它具有影印本的忠實於底本的優勢，起到反映刻本面貌、可供研究刻本狀況之功；與單純影印本相比，它又吸收了排印本校勘的優點，把歷代主要藏經的行文差異聚集在一起，使讀者得持一本而攬全局之效。也就是說，《中華藏》憑現代印刷科技之便利，積13年孜孜校勘之苦功，使得它在寫本、刻本、近現代印刷本、數碼本這一漢文大藏經的發展序列中，位於近現代印刷本的最高端，從而在漢文大藏經發展史上，產生出一個新的品類，樹立起自己獨特的地位。
談到《中華藏》在漢文大藏經史上的地位，還必須談到的一點，就是大藏經的收經標準。
我曾經提出大藏經的三要素，首當其衝的是收經標準。一部藏經，總有它的編纂目標。收經標準，是體現這一目標主要方面。考察古代藏經，無不有自己明確的收經標準。但我們考察《大正藏》，可以發現，它竟然沒有確定的收經標準。我曾有專文評述過《大正藏》的這一缺憾，在此不擬詳細展開。《中華藏》則賡續了我國的編藏傳統，其上編收入歷代大藏經的有千字文編號的所有典籍。由此，一藏在手，歷代諸藏總攬於此。
我在這里提出收經標準這一問題，還在於像《大正藏》這樣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響的藏經，竟然不將收經標準納入自己的工作規范，此例一開，勢必對後代的編藏實踐造成負面影響。《中華藏》重新嚴格收經標準，這在漢文大藏經的編纂史上自然會記上一筆。
關於百衲本問題，我想，這既是《中華藏》的缺點，也是它的優點。由於是百衲本，使得《中華藏》缺乏統一的版式，顯得不那麼美觀。但正因為是百衲本，使得《中華藏》可以盡顯古代各種木刻藏經的風采。得失相比，應該還是得大於失吧。何況《中華藏》本身全部現代裝幀，上下三欄，總體風格還是一致的。
關於使用不便問題，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是經文沒有標點斷句；二是校勘記放在卷末；三是長期缺乏可供讀者使用的實用目錄與索引。
經文沒有標點斷句，的確是《中華藏》的一大缺點。公允地說，至今為止所有漢文大藏經，包括日本《大正藏》，乃至網上大藏經都缺乏全面、正確的標點。《中華藏》沒有施加標點的原因有兩條：第一，《中華藏》是影印，影印本上無法施加標點。第二，1982年《中華藏》啟動時，我國的佛教研究力量還不足以完成大藏經標點這一艱巨的任務。20年來，我國的佛教研究突飛猛進，佛教研究隊伍也飛速成長。現在，我們已經完全具備對大藏經進行標點的學術力量。我想，只要經費落實，組織落實，《中華藏》標點這一問題，將會在佛典數碼化的進程中得到解決。
校勘記放在卷末，使用的確非常不便。這也是影印本的不得已處。這一問題的解決，也只能寄希望於下一步的數碼化。
關於實用目錄與索引，我想作一點說明。1997年《中華藏》編輯完成，任繼愈先生便把編撰《中華藏總目索引》的任務交給我，中華書局責任編輯毛雙民先生也曾多次催稿。由於我設計的《總目索引》包括多方面信息，納入多種功能，自我加大了工作量；又因為我還承擔了其它一些工作，未能全身心投入《總目索引》的編纂；從而使這一工作遲遲不能完成。最後在任先生的決斷下，交由潘桂明先生繼續承擔，才使得《總目》在短期內編成，並在200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在此，我應對遲遲未能向讀者提供《中華藏總目》承擔責任，並向讀者及中華書局致歉。2003年版的《中華藏總目》，已附有簡單索引。至於更詳盡的索引，有待日後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