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廣錩教授:敦煌《壇經》新出殘片跋

敦煌《壇經》新出殘片跋

方廣錩

禪宗中國化的佛教;《壇經》是禪宗的基本經典,是中國人所撰且獲得「經」之權威的唯一佛典這一情況,足以奠定《壇經》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然而,正因為如此,《壇經》便屢遭厄運。《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載,慧能弟子南陽國師慧忠曾感慨地說:「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卻三、五百眾,目視雲漢,雲是南方宗旨把它《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慧忠逝世於唐代宗大曆十年(775年),距離慧能去世的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才60餘年。明乎此,後代《壇經》之出現多種不同的傳本,便毫不足怪了。

敦煌本《壇經》的出現引起人們極其濃厚的興趣,無論如何,這是我們現在知道的年代最早的抄本。人們希望通過對敦煌本《壇經》的研究窺見慧能《壇經》的原貌,從而進一步推動對禪宗的研究。因此,本世紀來,依據敦煌本《壇經》進行的新的錄校與研究不斷湧現,並帶動了傳世本《壇經》及禪宗的深入研究。

敦煌遺書散藏世界各地,敦煌本《壇經》也有幾個寫本。從現有資料看,最早被發現敦煌本《壇經》是大谷探險隊成員吉川小一郎敦煌得到的ろ36號,冊子裝。該寫本後歸旅順博物館收藏,在《大谷光瑞氏寄託經卷目錄》(稿本,年代不詳,約1914年至1916年)、葉恭綽《旅順關東廳博物館所存敦煌出土之佛教經典》(載《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26年)、《關東廳博物館大谷家出品目錄》(載《新西域記》下卷,1937年)中均有著錄。遺憾的是該寫本現下落不明。但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藏有該寫本首尾兩葉的照片。首葉照片為《壇經》之首,雖然只保存了首題及5行經文,但蘊藏著重要的研究信息;末葉照片為《大辯邪正經》之尾,有題記「顯德五年己未歲三月十五……」及雜抄經文。1989年,井之口泰淳、臼田淳三、中田篤郎等在《舊關東廳博物館所藏大谷探險隊將來文書目錄》中公布了這兩張照片。由於只有這麼兩張照片我們現在無法據以判斷該寫本所抄之《壇經》是否完具。1994年我曾就此事詢問過龍谷大學的有關先生,據說當時沒有全部拍攝,只拍攝了這麼首尾兩拍。或者由於原件下落不明的緣故,該號一直沒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94年潘重規先生的《敦煌壇經新書》首次利用它作校本。

其次被發現的是藏於英國的s.5475號,也是冊子裝,首尾完整。1923年由日本矢吹慶輝發現。1928年,《大正藏》第四十八卷公布了它的錄文;1930年,《鳴沙餘韻》公布了它的照片;五十年代,大英博物館發行了縮微膠捲。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敦煌本《壇經》的研究大抵依據這個抄本。

第三個被發現的是藏於北圖的岡48號。該號卷軸裝,只抄寫了《壇經》的後部分,有尾題。1930年陳垣先生曾用附註的形式在《敦煌劫餘錄》中作了著錄,但沒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視。五十年代與八十年代初,北圖兩度公開該號的縮微膠捲,仍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視。1986年黃永武先生《敦煌最新目錄》再次著錄。1991年日本田中良昭先生首次發表錄校、研究。

第四個被發現的是現在藏於敦煌縣博物館的敦博077號。冊子裝,首尾完整。該號原藏敦煌任子宜家,據任稱乃1935年得自敦煌千佛山上寺。該寫本抄寫禪文獻多件,《壇經》是其中之一。另還有孤獨沛《南宗定是非論》、神會《壇語》、凈覺《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四十年代向達先生赴敦煌考察時曾對上述文獻二度過錄,並在所撰《西征小記》(載《唐代長安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年)中作了著錄,世人由此知道該寫本的存在。向達先生的這兩個過錄本,一個後來贈送給呂澂先生,呂澂先生曾經將其中的凈覺撰《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整理發表在《現代佛學》1961年第四期上,其餘文獻則未整理發表。該過錄本現由周紹良先生收藏。另一個過錄本現存北京大學圖書館。但此後原寫本一直下落不明,很多有心人四處尋訪。1983年周紹良先生髮現它被敦煌縣博物館收藏,便組織拍攝照片。1993年,楊曾文先生首次發表錄校研究。任繼愈先生主編《佛教宗派全書·禪宗編》(江蘇古籍出版社)收有該號的照片這是現知敦煌本《壇經》中抄寫質量最高,校勘、研究價值最大者。

上面就是至今為止學術界知道的敦煌本《壇經》的四個寫本的簡單情況

1997年4月,筆者在整理北圖藏敦煌遺書時,從尚未定名的遺書中鑒定出一件《壇經》殘片,現公布於下,這是我們現知的第五號敦煌《壇經》寫本。

該遺書編號為北敦8958號,僅一紙,首被剪斷尾脫,17厘米×25.3厘米,有烏絲欄,共10行。但僅前5行抄有經文,後5行空白。行17字。所抄內容如下:

(前剪)

1、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願力。今既發四弘誓

2、願訖,與善知識無相懺悔三世罪障。大師言:善

3、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凈,

4、眾中尊。從今已後,稱佛為師,更不歸依餘邪迷

5、外道。願自三寶

(後缺)

原卷為卷軸裝。上述5行文字自首行「迷妄」至「大師言:善知識」,及「大師言:善知識」至末行「三寶」分屬《壇經》的先後兩段經文,中間缺漏140餘字。顯然,這是涉「大師言:善知識」重文而漏抄的一例。古代敦煌抄經,因原卷錯抄而作廢時,為節約紙張,往往將錯抄部分剪下,接粘空紙後繼續抄寫。而剪下之錯抄部分則備作他用。本號背面抄有其它文獻,就是證明。這種例子,在敦煌遺書中頗多見。本號背面所抄為「午時無常偈」、「中夜無常偈」、「後[夜]無常偈」等6行。亦未抄完便放棄,應屬於雜抄之類。

應該說明的是,該殘片原編號為「有79號」,屬於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四大部分之《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續編》部分。關於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四大部分形成及《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續編》部分的情況,請參見拙作《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勘察初記》(載《敦煌學輯刊》1991年第二期)。這部敦煌遺書共計1192號,其中有229號尚未定名,有79號就屬於沒有定名的部分。在我們新編的《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中,北圖所藏敦煌遺書將全部統一重新編號,該號將被正式定為北敦8958號。

北敦8958號被發現後,即公諸同好。已經有先生據此進行研究,故在此不擬對它的校勘價值再作評述。我想的是另外一些問題。

上述五種敦煌本《壇經》,三種冊子本,二種為卷軸本。在北敦8958號被發現之前,我們所看到的卷軸本只有北岡48號一件。而從北岡48號形態看,顯然不是一個正規的寫經,而屬於經文雜抄。所以,我以前一直有一個推想,以為禪宗南宗,起碼是南宗神會系既以《壇經》作為傳法的依憑,門弟子人手一部,隨身攜帶,則《壇經》的標准形態可能就是冊子本。如果這種推想可以成立,則冊子本這種裝幀形式的產生年代將大大提前。不過,由於這種推想沒有什麼過硬的證據,所以始終不敢提出,只是在自己心中琢磨。但從此次發現的北敦8958號的形態看,它的紙張是常見的寫經紙。長度雖已不可測,但高度與同時代寫經相符。有烏絲欄,規格也與同時代寫經相符。行17字。北敦8958號雖是廢棄的錯稿,唯其如此,說明當初抄寫時是很認真的,抄成的正稿質量一定上乘。凡此種種,都說明敦煌曾經存在過以標準的卷軸本形態抄寫的《壇經》。所以,我以前的那種推想不能成立。

現存敦煌本《壇經》均屬南宗神會系傳本,這一點大概無可懷疑。神會系以《壇經》作為傳法的依憑,而北敦8958號的形態反映敦煌當地亦抄寫《壇經》。由此,南宗神會系之傳到敦煌,應該說是確鑿無疑的。敦煌本《壇經》既有卷軸本,又有冊子本,兩種流傳形態反映了時代差異,亦即反映了南宗神會系曾經在敦煌長期流傳,綿綿不絕。

北宋時,敦煌孤懸西北,同時向北宋王朝與遼王朝稱臣朝貢,似乎實行等距離外交。但遼王朝盛行《華嚴》,禁絕《壇經》。敦煌卻流行禪宗與《壇經》,採用北宋王朝的紀年。由此看來,表面上的等距離外交不能掩蓋敦煌的親宋疏遼的實質。

北敦8958號證明敦煌至少抄寫過一號質量較好的卷軸本《壇經》。但在現存敦煌遺書中卻沒有發現。由於敦煌遺書絕大多數已經面世,所以恐怕這一件《壇經》根本就沒有入藏藏經洞,自然也不可能被發現站在敦煌遺書「廢棄說」的立場上來看,這是很正常的。站在「避難說」或「圖書館說」的立場上來看,這種情況則是奇怪的,或難以理解的。所以,敦煌遺書中存在著錯抄的北敦8958號,卻沒有北敦8958號所從剪下的那捲抄寫正確的《壇經》,正是敦煌遺書「廢棄說」的又一個證明。

至今為止,從事敦煌本《壇經》整理的先生往往參考其它系統的《壇經》流通本,來修訂、改正敦煌本。在敦煌《壇經》諸本沒有充分被發掘之前,那種方式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敦煌本《壇經》已經大量被發現的今天,我以為排除所有其它系統《壇經》的干擾,純粹採用敦煌本互校,作成一個敦煌本《壇經》的精校本,以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或出發點,可能更有意義

最後還應該提及西夏譯《壇經》殘片。

此類殘片最早發現於本世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羅福成曾發表研究論文,日本者也曾經發表過研究成果。其後又續有發現,現分藏各處,計12個殘頁。有史金波先生考釋譯文《西夏六祖壇經殘頁譯釋》(載《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三期)。據史金波先生告訴筆者,從紙張、筆跡等形態看,他考察過的諸殘頁原來均屬同一寫本。西夏文《壇經》是根據漢文《壇經》翻譯的,有的研究者認為,它的底本就是敦煌本。無論如何,在現存諸《壇經》傳本中,西夏文本年代與流行地域最接近敦煌本,行文也最接近敦煌本,因此它可以成為我們研究敦煌本《壇經》時的重要參考資料。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