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廣錩
玄奘法師是我國唐代著名的佛教理論家、翻譯家。他對中國佛教、中國文化乃至亞洲文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魯迅曾稱玄奘這樣的優秀人物為中華民族的脊樑。本文擬僅就玄奘提出的「五種不翻」略述己見。
根據目前所得資料，近代以來，我國最早對玄奘「五種不翻」進行研究的是梁啟超。他在《佛典之翻譯》一文中指出：「翻譯之事，遣詞既不易，定名尤最難。全采原音，則幾同不譯。易以漢語，則內容所含之義，差之毫釐，即謬以千里。折衷兩者，最費苦心。」[1]然後舉鳩摩羅什、玄奘為例說明之。其中關於玄裝的文字如下：
而奘公亦謂：「五種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羅尼。二、含多義故，如『薄伽』。三、此無故，如閻浮樹。四、順古故，如『阿耨菩提』。五、生善故，如『般若』。(周敦義《翻譯名義序》引)」[2]
梁啟超稱記敘玄奘「五種不翻」的資料出於周敦義《翻譯名義序》。周敦義，南宋荊溪人，自號唯心居士。他的這篇序文寫於紹興二十七年丁丑(1157)，今天依然保存在大藏經中。現據《大正藏》本錄文如下：
唐奘法師論五種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羅尼。二、含多義故，如「薄伽梵」具六義。三、此無故，如閻凈樹，中夏實無此木。四、順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騰以來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3]
比較上述兩段文字，梁啟超引文對周敦義原文有刪節，有修訂。他保留了周敦義原文的主要內容，刪略了說明性文字。原文將「閻浮樹」誤寫為「閻凈樹」，梁啟超作了訂正，但未作訂正說明。梁啟超這種刪略原文的引文方法及訂正的方法，不符合現代學術規範。但中國處於新舊之交的文人，行文時大抵如此，故不應苛責前賢。
其後五老舊侶的《佛教譯經制度考》、羅根澤的《佛經翻譯論》都論及玄奘的「五種不翻」，也都稱出自周敦義的《翻譯名義序》[4]。他們的引文雖有瑕疵，但大體能尊重原文[5]，不像梁啟超那樣任意撮略，這是現代學術規範逐漸普及的結果。
然而，玄奘「五種不翻」其實並非出於周敦義的《翻譯名義序》。這個問題，是台灣曹仕邦發現的。他在1979年發表的《中國佛教譯經史研究余沈之四》中指出：「舉凡治佛教史或研究翻譯方法的學人，莫不知唐時玄奘三藏(602～664)提出所謂『五種不翻』之說，謂遇到五種情形，對梵文僅譯音而不譯意。此說一般人均誤以為保存於南宋周敦義為釋法雲(1088～1158)編集的《翻譯名義》(大正藏編號2131)一書所撰的序文中。仕邦以前亦有此誤解。實則奘公之說，保存於《翻譯名義集》卷一<十種通稱>的「婆伽婆」條中，周氏不過節引之而已。」[6]
現據《大正藏》本，把《翻譯名義集》卷一中法雲原文抄錄如下：
唐奘法師明五種不翻：一、秘密故不翻，陀羅尼是。二、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義故。三、此無故不翻，如閻浮樹。四、順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實可翻之。但摩騰已來存梵音故。五、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令人生敬，是故不翻。[7]
比較法雲原文與周敦義引文，可知周敦義的引文，對法雲原意雖無改變，但行文卻相當隨便。這已經不是什麼刪略，而幾近於改寫；且將「閻浮樹」誤寫為「閻凈樹」。但這正是古人引書的風格。我們閱讀古書及從事古籍整理，對這種情況，必需予以注意。
自從曹仕邦提出「五種不翻」的正確出處之後，台灣的一些學者注意到這一點，在此後的相關論著中採用了新的說法。如王文顏《佛典漢譯之研究》謂：「『五種不翻』是玄奘最具體的譯經理論，記載於南宋法雲《翻譯名義》第一卷十種通號第一「婆伽婆」條(周敦義為法雲此書寫序，亦節引此段)。」[8]遺憾的是大陸的學者幾乎無人注意這一點。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1984年7月出版)、楊廷福《玄奘論集》(1986年7月出版)、陳揚炯《玄奘評傳》(1995年9月出版)、曲軍鋒：《玄奘法師在翻譯事業上的貢獻》(1995年12月發表)、馬佩主編《玄奘研究》(1997年7月出版)、成梅《以現代翻譯理論為觀照的玄奘譯學貢獻新探》(2002年4月發表)，論述「五種不翻」時，均稱出於周敦義《翻譯名義序》；或不提出處，直接引用周敦義《翻譯名義序》的引文。[9]
學術所以能夠發展，在於它能夠積累。因此，盡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學術發展的必要前提。希望佛教研究界的朋友，今後能夠更加註意這一問題。
除了南宋法雲外，北宋釋贊寧在他的《宋高僧傳》卷三中也提到「五種不翻」：
逖[10]觀道安也，論「五失三不易」；彥琮也，籍其「八備」；明則也，撰《翻經儀式》；玄奘也，立「五種不翻」。此皆類左氏之諸凡，同史家之變例。[11]
贊寧(919～1001)距離玄奘時代約350年。他提到玄裝的「五種不翻」，但未解釋具體內容，未提及資料來源。法雲距離玄奘已將近五百年，介紹了「五種不翻」大致內容，但也沒有解釋資料來源。我們目前能夠得到的關於玄奘「五種不翻」的資料，只有這兩條。我感興趣的是，三、五百年後的贊寧、法雲是如何得知玄奘的這一「五種不翻」的？可以推測，這一資料一定記載在某部著作中，而贊寧等人見到過這部著作。那麼，這是一部什麼著作？它亡佚於何時？這部著作或它的某些斷片是否還保存在某處，等待著我們去發現？
二、「五種不翻」的淵源
玄奘的「五種不翻」有它的發展淵源。據筆者所知，最早提出這一問題的是楊廷福。他在所著《玄奘論集》中說：
玄奘在實際翻譯中，關於音和義的問題，在廣亮法師「五不翻」的基礎上，提出了「五不翻」論。[12]
指出玄奘「五種不翻」有其發展淵源，這是楊廷福的貢獻。但楊廷福對「廣亮法師」及其「五不翻」未作任何介紹。筆者查索各種資料，均未發現「廣亮」法師的存在。其後看到曲軍鋒撰《玄奘法師在翻譯事業上的貢獻》，稱：
廣州大亮法師曾立「五不翻」。……(玄奘)法師在自己多年的翻譯實踐中，又提出「五種不譯」的經驗總結，比廣州大亮提出的「五不翻」更加完備。[13]
曲軍鋒在注釋中指出，關於廣州大亮法師立「五不翻」的資料見隋灌頂撰《大般涅槃經玄義》[14]。由此看來，楊廷福所謂「廣亮」，可能是「廣州大亮」之誤。
根據這一線索，筆者查索了《大正藏》。發現原文為灌頂解釋《大般涅槃經》經名之「釋名」的一部分。為了便於說明問題，在此將「釋名」部分的相關文字標點、分段後，移錄如下：
釋名又五：謂翻、通、無、假、絕。
翻者，四說：謂無、有、亦有亦無、非有非無。
初言「無」者，天竺五處不同。東、南、中三方，奢切小殊；西北兩處，大異。如言「摩訶」、「摩醯」，「泥曰」、「泥洹」，此則三方；如言「洹隸盤那」、「般涅槃那」，此則二方。類如此，間楚夏耳。有人以「泥曰」目雙卷，「泥洹」目六卷，「涅槃」目大本，是義皆不然。雙卷明八十無常，六卷明金剛不毀，豈可以方言簡義？《毗婆沙》雲「涅槃那」。今經無「那」字，蓋譯人存略耳。《肇論》以「摩訶涅槃」為彼土正音，古今承用。
其各說者，凡有五家：
一、廣州大亮雲：一名含眾名，譯家所以不翻，正在此也。名下之義，可作異釋。如言「大」者，莫先為義。一切諸法，莫先於此。又「大」，常也。又「大」是神通之極號，常樂之都名。故不可翻也。
二雲：名字是色、聲之法，不可一名累書眾名，一義疊說眾義，所以不可翻也。
三雲：名是義上之名，義是名下之義。名既是一，義豈可多？但一名而多訓。例如此間息字，或訓「子息」、或訓「長息」、或訓「止住之息」、或訓「暫時消息」、或訓「報示消息」。若據一失諸，故不可翻。
四雲：一名多義，如「先陀婆」，一名四實。關涉處多，不可翻也。
五雲：「秖先陀婆」一語，隨時各用。智臣善解，契會王心。涅槃亦爾。初出言「涅槃」，涅槃即生也。將逝言「涅槃」，涅槃即滅也。但此無密語翻彼密義，故言無翻也。[15]
《大般涅槃經玄義》卷一此段文字解釋《大般涅槃經》經名，故曰「釋名」。灌頂認為「釋名」應從翻、通、無、假、絕等五個角度進行。其中「翻」，即「翻譯」，又包括無、有、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等四個方面。這里所謂「無」，就是說「摩訶涅槃」這個詞在漢文中沒有可以對應的辭彙，無法翻譯，也就是主張「不翻」，採用音譯；所謂「有」，就是認為漢文中有可以對應的辭彙，可以翻譯，亦即主張翻譯為漢文；「亦有亦無」即「亦可翻亦不可翻」；「非有非無」即「非可翻非不可翻」。而「五不翻」是灌頂論述「無」，亦即「不翻」時談及的。
按照灌頂的說法，東印度、南印度、中印度的方言雖有不同，差別不大；而西印度、北印度則差別較大。此前人們習慣用用「泥曰」稱呼兩卷本《涅槃經》(指竺法護譯本)，用「泥洹」稱呼六卷本《涅槃經》(指法顯譯本)，用「涅槃」稱呼四十卷本《涅槃經》(指曇無讖譯本)。但主張「不翻」的人認為，「泥曰」、「泥洹」、「涅槃」等反映的是印度各地方言的差別，而兩卷本、六卷本、四十卷本《涅槃經》的主題各有側重，不能僅用方言詞來區別之。下面灌頂說，主張「不翻」的人們，又可以分為五家，並逐一加以介紹。其中第一家是「廣州大亮」，其餘四家，只介紹觀點，沒有介紹代表人物。
也就是說，按照灌頂《大般涅槃經玄義》的記載，南北朝、隋初有五家主張對「摩訶涅槃」一詞採用音譯，廣州大亮只是其中一家。因此，說廣州大亮立「五不翻」，恐怕是誤讀灌頂《大般涅槃經玄義》的結果。
或許有人會這樣提出問題：灌頂上文中「二雲」、「三雲」等等，引述的都是大亮的觀點。因為五條觀點都是大亮提出的，所以僅在第一條揭示大亮的名字，此後省略。也就是說，大亮確有「五不翻」之論。
上述說法不能成立。
首先，佛典註疏中所謂「家」，必定指不同的人物或流派，不可能指同一個人的幾條不同的理由。灌頂在下文介紹「有」，亦即主張應意譯為漢文的人們的觀點時，稱共有十家，並一一提出他們的名字，如竺道生、莊嚴大斌、白馬愛等等。與註疏中「家」的用例一致。所以，前此之「五家」，必然是五個人。我們不能因為灌頂省略了其餘四家的名字，而把其餘四家的觀點都歸在廣州大亮的名下。
其次，考察上述五家之言，雖然敘述角度不同，所論大抵為由於一詞多義，故無法翻譯。這些言說，本出於眾口。灌頂博聞廣搜，匯聚在一起，羅列為諸家觀點，亦即不同人物的言論。灌頂這樣做，自然無可厚非。如果這些話是廣州大亮一人的言辭，則灌頂的羅列等於同義反覆，也就不能成立。
推翻廣州大亮立「五不翻」說的同時，應該強調指出，對於梵文名詞漢譯的問題，玄奘之前，的確已經有過熱烈的討論。這些討論，對玄奘「五種不翻」的提出，想必產生過積極的啟發作用。從這個角度講，玄奘的「五種不翻」，並非孤明自發，而是有它的淵源所自。《大般涅槃經玄義》卷一提到的僅相當於玄奘「五種不翻」中的「多含故不翻」。玄奘的另外四條不翻，前此其實也有討論，比如《弘明集》中頗多相關記載。有關玄奘「五種不翻」的發展淵源，還可以進一步研究、發掘。
我國的佛典翻譯，從兩漢之際，到近現代，綿延兩千年。翻譯理論也不斷發展。前此，學者們論及玄奘翻譯業績時，無不交口稱讚。但對於他的翻譯理論，則論述較少。這主要是由於載述玄奘翻譯理論的資料實在太少，至今我們能夠見到的較為系統的資料，也就是由三、五百年以後人記錄的這個「五種不翻」。那麼，玄奘的「五種不翻」，在我國佛典翻譯史上究竟佔據怎樣的地位呢？
第一類學者可以梁啟超為代表。梁啟超論述中國佛典翻譯史時，盛贊道安，謂「翻譯文體之創設，安公最有功焉」。對於鳩摩羅什，僅贊其為翻譯天才，但對他的翻譯理論，未涉一詞。對彥琮的「八備」，稱「此不惟商榷譯例，而兼及譯才譯德，可謂名論矣」。而對玄奘的「五種不翻」，則列入遣詞、定名之列，僅稱之為「忠實審慎，其所定程式，可供今日之參考者，固不少也」。[16]其厚彼薄此，態度鮮明。五老舊侶稱「五種不翻」是玄奘為「翻語」設立的「法則」[17]。評價與梁啟超大體相當，都認為這只是遣詞、定名時所用的一種規範。遣詞、定名固然是翻譯過程中的重要工作，但畢竟沒有關系全局。因此，在梁啟超等學者看來，「五種不翻」只是一種技術性規範，在整個翻譯理論中，地位並不很高。
第二類可以王文顏為代表。王文顏稱「『五種不翻』是玄奘最具體的譯經理論。……內容全屬『音譯』佛教名相問題。」。王文顏認為，「玄奘久游印度，對於印度境內的各種語言，了解十分深入。……既然他有如此優秀的梵文造詣，再加上精通漢文的有利條件，所以他的音譯的名相，自然較前人準確。在《大唐西域記》及他所重譯的經典之中，我們隨處都可發現他訂正舊譯的例證，而『五種不翻』就是他處理音譯的準則。」王文顏對「五種不翻」一一加以研究，最後的結論是：「『五種不翻，才是玄奘譯經理論的重心，這方面的成就也最為可觀。」[18]亦即將「五種不翻」當作玄奘翻譯理論的重心，並圍繞「五種不翻」來研究與評價玄奘的翻譯工作。筆者以為，王氏上述觀點，似褒實貶，不是一種公平的評價。
第三類學者的觀點，可以歸納為總結經驗，以為鏡鑒。如羅根澤認為玄奘的「五種不翻」「只是消極的辦法。然事實不能翻譯者，也只有採用譯音一途。必牽意強譯，便流於非愚即妄了」[19]。曹仕邦不同意羅氏的觀點，認為「除了『薄伽梵含六義』一條或引起誤解外，其他各條都甚切合於今日的翻譯原則」[20]。無獨有偶，成梅也認為一些外來詞之所以能夠成為現代漢語的常用辭彙，依據的正是玄奘的「五種不翻」，亦即音譯原則。[21]
此外，更多的學者在論著中客觀介紹「五種不翻」後，大抵冠於一些空泛的贊詞，諸如翻譯原則(馬祖毅、陳揚炯)、譯經楷式(楊廷福)、不變定則(馬佩)，實際並沒有進行深入的分析。其中有的學者，如曲軍鋒提出「五不譯的用意在於使譯文充分體現和保持梵本佛典的中心要義」，觀點固新，但缺乏充分的論證。
本文不擬對玄奘的「五種不翻」作翻譯史或翻譯理論的全面研究，只希望通過上述研究史的梳理，引起研究者對這一問題目前之研究現狀的注意。明白至今為止，即使玄奘這樣一個在歷史上數一數二的重要佛教翻譯家，我們對他遺留下來的唯一的翻譯理論的研究，還處在非常膚淺的地步。
方廣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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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啟超：《佛典之翻譯》，載《中國佛教研究史》，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第251～252頁。
[2] 梁啟超：《佛典之翻譯》，載《中國佛教研究史》，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第252頁。
[3] 《大正藏》第54卷第1055頁上欄。
[4] 五老舊侶：《佛教譯經制度考》、羅根澤：《佛經翻譯論》，收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8冊《佛典翻譯史論》，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
[5] 兩人都對原文的「閻凈樹」作了訂正。五老舊侶訂正為「閻浮樹」，未作訂正說明。羅根澤誤訂為「圖浮樹」，亦未作訂正說明。參見《佛典翻譯史論》，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第181～182頁、第377頁。
[6] 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研究余沈之四》，原載《書目季刊》十二卷四期，1979年。收入《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東初出版社，1990年6月，第187頁。
[7] 《大正藏》第54卷第1057頁下欄。
[8] 王文顏：《佛典漢譯之研究》，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第263頁。
[9] 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4年7月，第58～59頁。
楊廷福：《玄奘論集》，齊魯書社，1986年7月，第95頁。
陳揚炯：《玄奘評傳》，京華出版社，1995年9月，第211～212頁。
曲軍鋒：《玄奘法師在翻譯事業上的貢獻》，載《玄奘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16～117頁。
馬佩主編：《玄奘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17頁。
成梅：《以現代翻譯理論為觀照的玄奘譯學貢獻新探》，載《玄奘精神與西部文化》，三秦出版社，2002年4月，第96～96頁。
[10] 「逖」，原文如此。疑為「迭」之誤。
[11] 《大正藏》第50卷第723頁中欄。
[12] 楊廷福：《玄奘論集》，齊魯書社，1986年7月，第95頁。
[13] 曲軍鋒：《玄奘法師在翻譯事業上的貢獻》，載《玄奘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16頁。
[14] 廣州大亮，生平不詳。又見吉藏《大乘玄論》卷一、《大品經游意》。應為南北朝晚期僧人。
[15] 《大正藏》第38卷第1頁下欄。
[16] 梁啟超：《佛典之翻譯》，載《中國佛教研究史》，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第250～252頁。
[17] 五老舊侶：《佛教譯經制度考》，收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8冊《佛典翻譯史論》，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第181頁。
[18]王文顏：《佛典漢譯之研究》，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第263～270頁。
[19] 羅根澤：《佛經翻譯論》，收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8冊《佛典翻譯史論》，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第377頁。
[20]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研究余沈之四》，原載《書目季刊》十二卷四期，1979年。收入《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東初出版社，1990年6月，第190頁。
[21] 成梅：《以現代翻譯理論為觀照的玄奘譯學貢獻新探》，載《玄奘精神與西部文化》，三秦出版社，2002年4月，第96頁。
